北方的人文主义教育

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诸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较晚，直到 16 世纪，文艺复兴之花才竞相争艳于这些国家。16 世纪，尼德兰、英国、法国、德国的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开始，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生产也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也呈现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这样就为文化教育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社会历史进展本身需要新的文化，于是，文艺复兴运动在北方诸国也就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势力。

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为社会进步服务。然而直至 15 世纪，上述诸国的各级学校还充满着宗教和经院哲学的精神；虽然出现了某些俗界开办的城市学校，但其教学内容与方法，仍然是中世纪的遗绪。过去相沿教授的语文和修辞仍然是学生的主课。它们实际上已成为禁锢学生思想的枷锁。教会所用的不规则的粗鄙的拉丁文仍然是学生学习和使用的主要文字。教育中的落后现象，教育中上千年的积垢，需要在急风骤雨中加以荡涤和清除。

历史进入 16 世纪以后，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趋于衰落之时，北方的人文主义教育则刚刚处于方兴未艾之时。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着重于解放思想，发展个性，重视智力的培养，发展健美的体魂以及对美的欣赏，向往人的能力的高度发展。北方人文主义教育部分地继续了这些优良传统，但是更加着重于道德和宗教教育。在这一部分宗教思想较浓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的思想中，智力的发展以及体育、美育已经不再占有重要地位。但这种片面性也并非在所有的北方人文主义教育家中都是这样。

随着教育经验的积累，北方人文主义教育家在学校组织管理以及学校制度方面创造了十分可贵的经验，先进的教学形式在学校中开始出现并逐步得到推广。在这方面有着重要贡献的是尼德兰的代文特文法学校。

①“平民生活兄弟会”与尼德兰学校的改革。尼德兰（相当于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的一部分）在 15 世纪时农奴制度在北方诸省就已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产生，16 世纪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相当发展。在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国内形成了比较自由的政治环境。荷兰又是当时欧洲书籍出版事业和印刷事业的中心，其中以阿姆斯特丹和莱顿城最为著名。尼德兰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非常富裕，他们十分关心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最为适宜的土壤。

早在 13 世纪，尼德兰的一些发达城市，就有了城市学校。从 14 世纪起，尼德兰的教育开始发达起来，新教团体“共同生活兄弟会”主办的学校，成绩最为显著，共同生活兄弟会建立的学校制度，为 16 世纪人文主义教育改革作了准备。

“共同生活兄弟会”创始人为格鲁特（公元 1340—1384 年），他生于代

文特，早年在巴黎和布拉格攻读医学、神学和教会法，后从事传道。公元 1381 年，格鲁特在家乡建立共同生活兄弟会，率领会员从事各种实业活动，也研究学术，以抄写古代著作为业；他们也建立学校，从事贫民青年的教育工作，起初，兄弟会学校注重圣经和本族语的教学，并让学生学会用拉丁语读、写、唱歌和谈话。后来，随着人文主义在北欧影响的扩大，他们的学校中也增加了人文主义的因素，除进行基督教教育外，还增设古典文学和希伯莱文课程。学习内容大多限于初等和中等水平，也有的学习修辞学、神学等较高级的课程，个别学习科目达到大学文科的水平。

在北欧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之前，共同生活兄弟会在尼德兰、日耳曼各邦和法国已设有学校 45 所。在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不到 40 年，学校数量增

至原有的 3 倍。一些较大的城市，如代文特、兹沃勒（在今荷兰）、列日（在

今比利时）、勒文（在今比利时）等均有学生 2000 余人，其它学校也有学生数百名，学校布局之广，学校规模之大，都是相当可观的。兄弟会在办理的学校在当时成为人文主义和知识界、思想界的中心，引来各地学者观光学习。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后来很多人担任了各地大学的教授。

共同生活兄弟会在荷兰建立了男生寄宿制度，开始是对寄宿生的学习进行管理，然后发展到对学校的全部工作进行管理。共同生活兄弟会的教育工作卓有成效，受到社会的普遍赞赏，许多城市邀请他们协同开展教育工作。至 15 世纪末，他们的活动范围遍及整个荷兰和法国西部，他们掌握着绝大部分的文法学校。

在 16 世纪初，兄弟会所主持的学校一般都按照人文主义教育的原则改革了教学工作。首先，兄弟会所主办的学校传授人文学科；其次，学校中具有严密的组织工作。兄弟会不仅建立了新型的学校制度，而且还制定了比较完备的章程，使各地学校得以遵行，并且有了衡量每个学校的共同标准。

在兄弟会的教育实践中，贡献较大的人物是约翰·威塞尔（公元 1420—

1489 年），他最初在兹沃勒学校任教。他先后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边学边教希伯莱文。最后又回到兹沃勒学校。他培养出许多人文主义者，例如阿格里克拉（公元 1443—1485 年）曾在海得尔贝格和沃尔姆斯（在今德国）讲授经典著作，并写有人文主义教育的论文《论学问之道》。威塞尔的另一名高足鲁希林（公元 1455—1522 年）也曾在德国各主要大学中教授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莱文，编辑了一部拉丁辞典，同别人合编了一部希伯莱文的文法和辞典。

在共同生活兄弟会教育实践中，另一位成绩斐然的教育家是亚历山大·赫吉亚斯（公元 1433—1498 年）。他在公元 1465 至 1498 年间曾担任代文特学校的校长。他满腔热情地用人文之学改革教育，尽力使代文特学校的学科人性化。他把希腊语纳入该校的教学计划。他撰写了《论希腊文的益处》，对希腊文推崇备至。赫吉亚斯也重视改革拉丁语的教学方法，注重透过语法形式着重理解作品的内涵。赫吉亚斯在教育方面最为突出的成就是教育工作的

组织。他的学校因为声名显赫，吸引了各地学生，人数最多时竟达 2000 余人。

为了便于教育和教学工作，他采取分班制度，将学生分成 8 个班。公元 1496 年，列日学校曾仿效赫吉亚斯的办法，据约翰·斯图谟提供的报告，列日学校也有 8 个年级，每个年级都制定有详细的教学计划：一年级学语法入门；二年级学简明文选；三年级学散文作家的简明作品和拉丁散文；四年级学历史学家的著作和初级希腊文；五年级学高级希腊文、逻辑学、修辞学以及散

文原著；六年级学希腊文学、作文和较高级的逻辑学和修辞学；七年级学习欧几里得的著作、罗马法、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最后，八年级学神学和辩论。期图谟的报告还提到由校长统一管理学校，校长之下，由教职员负责管理各个年级，过大的班级由教师把学生分成 10 人一组或 10 人一队，任命年龄较大的学生协助教师负责照管。类似这种班级教学的萌芽，在北欧、东欧的一些兄弟会学校中，确曾存在过。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总结了这些地区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班级教学的理论。

②法兰西学院与圭阳高等学校。法国接受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比较迟缓。公元 1458 年，巴黎大学迫于多方压力，开设了希腊罗马文学讲座，它标志着人文主义在顽固的堡垒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先后主持这个讲座的是格勒哥里和赫莫尼谟斯。公元 1494 年法王查理士八世入侵意大利；公元 1498 年，法王路易十二再侵意大利。这两次军事行动使得法国同意大利的人文主义相接触，文艺复兴的浪潮终于在法兰西引起轩然大波。在法兰西人文主义学者中，以布德（公元 1468—1540 年）最为著名。他潜心研究希腊罗马文学，造

诣颇深。法王弗兰西斯一世于公元 1515 年即位，布德向他呈递一篇论文《论王侯的教育》，建议国王重视研究古代经典。不久，他被任命为皇家图书馆长，乃热心搜集古代经典作品，从事于人文主义的学术研究。弗兰西斯一世采纳布德的建议，仿效意大利的先例，倡导人文学科，冲破种种阻力，建立起了两所重要的人文主义学府。公元 1530 年，首先成立了法兰西学院。它不事经院之学，与教会大学分庭抗礼，并开时代先风，崇尚古代文学、哲学，设立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莱文的讲座，还开设算术、医药和东方研究等课程。弗兰西斯一世为抑制教权，便采取政教分离的原则。当时，法国巴黎设有大学法庭，掌握在教会手中。弗兰西斯一世凭借其政治力量，使法兰西学院摆脱大学法庭的控制，师生涉讼案件由政府审理。这是对教会保守势力的沉重打击。

另一所十分有影响的学校是圭阳高等学校。1534 年，法国西南部波尔多市政府，决定以人文主义的思想来重组圭阳高等学校。重组这所学校的负责人是教育家古维奥。在一系列有才干的校长经营下，学校声誉日隆。改建后的圭阳文法学校共分 10 个班级；文法学校的课程修完后，继续修两年大学文

学院的课程。该校的昌盛时期是维奈任校长的时期（公元 1556—1570 年）。他所写的《课程与教法》中详细地记录了该校各班级的教学计划。最低年级叫做十年级，招收 6 岁或 7 岁的儿童入学。从十年级到五年级，主要是学习拉丁文，教材以西赛罗的《书信集》和其他散文为主，间或还学习其他人的作品。四年级，儿童在 12 岁或 13 岁时，开始学习希腊文，同时还学习修辞学，继续学习拉丁文学，包括西塞罗的演讲辞和散文、奥维德的作品。三年级的课程与上述课程相仿。二年级，开始学罗马史、算术，继续学修辞学、演说术，学拉丁名家作品。一年级即文法学校的最高班级的课程是演说术、历史、荷马史诗、算术等。大学班的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年龄已是 16 岁或

17 岁，学习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希腊文、数学概要、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文学院二年级学习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希腊文、数学等。

根据维奈的记载，这所学校所用的教法吸收了中世纪大学所曾运用过的辩论的方法，并加以改造。讲授通常是一小时左右，然后是辩论半小时，每逢星期六，班与班之间开展竞赛性的辩论，每班出 6 名学生，把他们自己的作品用大楷书写挂在墙上，由对方审查。这种教法为法国各著名学校所接受。

圭阳高等学校的著名教师有柯代尔（公元 1479—1564 年）。他有丰富的教育经验，不遗余力地实施人文主义教育。他曾是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老师，应加尔文之邀，他曾到瑞士日内瓦组建宗教改革的学校。他著有改进拉丁文教学的著作《谬语正误简编》。在瑞士期间，著有《会话集》4 卷，曾被译为英文和其他多种文字，风行一时。

③拉伯雷与蒙旦的教育思想。16 世纪，在法国相继有两位著名的人文主义的文学家拉伯雷（公元 1494—1553 年）和蒙旦（公元 1533—1592 年），他们在文学著作中，对于封建主义制度及其教育，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批判，热情地提出新的教育思想；他们甚至对当时一部分人文主义教育只重语言文法和过多重视宗教教育的灌输深为不满，而强调学习具有现实意义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注重培养儿童的理解和判断能力。

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巨人传》是当时的人文主义文学巨著，也被称作当时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它阐述了新的哲学观与科学观、教育观，通过国王的儿子高康大（卡冈都亚）受教育的过程，揭露了封建教育的腐败，热情赞颂了人文主义教育的理想。

《巨人传》中的高康大最初由一位经院主义的学者对他进行教育，这位教师只教给他空洞无物、充满伦理说教与宗教迷信的字源学、历书、道德寓言、圣经注释和饮食规范等等；在教学方法上则是采用死记硬背、甚至倒背如流的方法。其结果使这位王子变成了规矩、愚蠢、痴呆的湖涂虫。后来国王给儿子更换了人文主义的教师。这位教师从现实主义出发，引导高康大学习文学与包括数学、几何、天文、地理、医学、解剖学等在内的实际科学知识，注重发展他的智慧与道德，注意知识与良心并重，同时也注重体育、游戏和军事训练，培养他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勇敢精神；在教学方法方面，不靠死记硬背，而是结合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来扩大有用的知识，并且注重旅行、实地观察、参观等在学习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这样的教育使整个学习过程变得轻松、愉快、富有吸引力。高康大不再把学习看成一种苦役，而觉得“象国王的消磨时光。”①拉伯雷在小说中还提出：真正的新的教育一定能培养出能读、能写、能唱、能弹奏乐器，而且会说五六种语言、会写诗歌、会做文章的勇敢、知礼、健壮、活泼，“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新人。他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人文主义教育的完美理想。当然，他所理想的这种新人，也只能是符合新兴资产者本阶级的教育目的的要求。

蒙旦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思想家和散文作家，反对经院主义哲学，主张人的理性自由发展，1580 年至 1588 年间，出版了代表作《散文集》（也译《论文集》或《试笔集》），共 3 卷，他在第一卷中的《儿童教育论》一文中，论述了教育主张。他认为，人生最困难与最重要的学问，当属对儿童的养育与教育。他反对经院主义教育的贫乏与狭隘，主张教育的目的主要不在培养文法家、拉丁语学者之类，而在于培养健全有用、富有知识、能充分理解人生意义的人。因此他反对死读书本知识的教育，而要求培养儿童的思考力、判断力和理解力。整个教学过程如果不能发展儿童的精神能力，则还不如让儿童去游戏。为此，他要求在教学方法上要注意启发式，反对注入式，要发展儿童的积极自动性和好奇心，使他们的丰富观念从自我观察、自我行为和充分的实验性活动中获取。此外，他也非常重视体育，并要求应和智育

① 转引自曹孚编《外国教育史》，第 67 页。

密切地联系起来，把青年培养成为智、体都得到发展的人。

蒙旦的教育思想中，没有给宗教留下地盘，这一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拉伯雷、蒙旦的教育思想又被称为 16 世纪的现实主义教育思想、说明他

们的教育理论的现实程度已超过 14、15 世纪一般人文主义的水平。

④英国公学的建立与大学的改革。英国接受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较晚。英国的城市同意大利和北欧的一些城市相比，虽然规模较小，但是城市当局为谋求自身的发展，也采取措施，由市镇自治政府设立学校。城市的新兴市民阶层期望通过举办学校，训练人员，以从事贸易等事务。私人设立的学校也得到市政当局的资助。父母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将子女送入任何学校就读。过去由教会垄断教育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

人文主义思想影响更深的并非职业性的市民学校，而是有产者享受的中等学校和大学。就中等学校而言，文法学校较为发达；然而在当时最享盛誉的是新兴的公学。公学非一般城市及行会所设学校可比，因为公学反映人文主义思潮，是教学古典而非职业传习之所，两类学校都是时代的产物，却表现不同。简言之，一般学校培养市民，公学则培养士绅，它们的适应方面不同。再则，由于新兴资产者兴起，以往由少数人独享士绅教育的局面必须打破，温切斯特教会遂自筹经费而收纳贫苦青年，加以教养，成绩优良，公元1376 年经罗马教皇谕令改为公学，因为它开始面向群众了。英皇亨利六世于

公元 1440 年又在伊顿教堂以同样方法设校，称伊顿公学。这样，公学不仅显示出古典主义教育的流行，而且开放教育的机会也露出萌芽。随后，不但由教堂和教皇出头办校，行会性质的团体还创立麦勤泰勒公学，更有平民化的色彩。不过这种学校很快就失去市民性而变为贵族性了。在英国教育史上著名的公学计有 9 校，即温切斯特（公元 1382 年）、伊顿（公元 1440 年）、

圣保罗（公元 1510 年，一说 1509 年）、什鲁斯伯里（公元 1552 年）、威斯

特敏斯特（公元 1560 年）、泰勒（公元 1561 年）、拉格比（公元 1567 年）、

哈罗（公元 1571 年）和切尔特豪斯（公元 1611 年）。它们收费昂贵而要求严格，原来是为贫苦子弟而设的学校，到后来就变质了。公学首重道德品质的培养，实行导师制和寄宿制，由于尊重个人地位，还实施学生自治的办法。其次，公学的课程崇尚古典学科，学生皆以升入牛津、剑桥二大学为目标。由于大多数毕业生享有政治上的较高权位，青年趋之若骛。教育学者常称之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杰作，是造就资产阶级所需人才的熔炉。

在英国，人文主义者的活动受到封建王朝中开明人士的支持。英王亨利第八重视文教工作，特聘西班牙学者比韦斯和尼德兰学者伊拉斯谟来英国讲学，并赞助设立文法学校。亨利第八同罗马教皇对抗，由王室控制大学，支持林纳克在牛津大学开设人文学科。公元 1540 年，剑桥成立“三一学院”，也以人文主义精神为指导思想，并在剑桥大学任命了民法、希伯莱文及希腊文的皇家教授席位。亨利八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于公元 1558 年即王位，尤其提倡古典学术。礼聘其师人文主义学者阿斯堪为御前秘书，言听计从。女王对古典学术颇为欣赏，奖励教育事业更胜过其父。托马斯·莫尔在王朝任要职期间，与人文主义者交往甚密，一些人文主义者聚结在莫尔周围，在伦敦开展了推行人文主义文化和教育的活动。其中最为杰出的活跃分子有：从尼德兰来到英国的伊拉斯谟、著名医生和人文主义者托马斯·林纳克和圣保罗学校的创造人科利特（公元 1467—1519 年）等。

在英国人文主义教育成就比较突出的是约翰·科利特及其所创办的圣保

罗学校。科利特原就读于牛津大学，为格老逊和林纳克的学生，与伊拉斯谟结为密友。后留学意大利，研究新柏拉图主义。公元 1505 年科利特任伦敦圣保罗教堂副主教，立志改革神学教育、受到保守派的攻击，被斥为异端。他用其父的大部分遗产在教堂旁建立人文主义的圣保罗学校。学校分为四院：第一院招收新入教的、能够读、写的儿童，教以宗教原理；第二院为程度较低的儿童而设；第三院为程度较高的儿童而设；第四院水平最高，经过挑选天分突出的学生才能进入。科利特的学校严选教师，比较有名的教师是威廉·里利，他是总教授，曾留学于意大利，才华出众，他所著的《里利文法》不仅用作圣保罗学校的教材，而且在英国成为模范的文法课本，流行达 300 年之久。

⑤温斐林与德国人文主义教育。德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同其他国家一样，从根本上说，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德国以发达的工商业城市为中心的文化教育的发展，为文艺复兴打开了通路。从 14 世纪末起，德国各大城市陆

续建起大学。公元 1348 年，创办了布拉格大学，而且发展迅速，建校后不久，

学生注册人数竟达万名以上。公元 1365 年，创办了维也纳大学。公元 1385

至 1409 年，相继建立了海得贝尔格、科隆、爱尔福特、莱比锡和罗斯托克等

大学。此后，德国的大学如雨后春笋，在半个世纪内，竟又出现 9 所，即格赖夫斯瓦德、弗赖堡、巴塞尔、因戈尔斯塔特、特里夫斯、美因茨、蒂宾根、维滕贝格和法兰克福。这些大学在时代的推动下，或多或少地都具有人文主义的色彩，渴望学习新的知识。

德国的文艺复兴运动首先是从大学开始的。公元 1456 年，人文主义学者彼得·路德从意大利留学回国，在海得贝尔格和莱比锡等大学讲授新学。公元 1476 年，著名学者鲁道夫·阿格里科拉留学意大利后，到海得贝尔格大学

任教。著名诗人凯尔梯斯（公元 1459—1508 年）于公元 1487 年被德皇腓特烈三世授予桂冠，成为德国第一位桂冠诗人。他在因戈尔斯塔特大学教授诗歌和雄辩术。公元 1497 年，他受神圣罗马皇帝麦克西米连一世（公元 1459

—1519 年）之命，任维也纳诗歌学院院长。此外，还有大批的游方诗人，如爱斯梯坎—片纳斯和布奇亚斯等，到各宫廷和大学游说，宣传新教育和人文主义思想。

公元 1494 年，爱尔福特大学设置诗学和雄辩学讲座，其中含有古典文学

的内容。不久，该校成为人文主义的中心之一。公元 1519 年，莱比锡大学引进了西塞罗、昆体良和维吉尔的作品，并废除经过经院作家篡改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旧译本，采用全新的译本。其他大学如海得贝尔格、蒂宾根、因戈尔斯塔特和维也纳大学都改弦更张，以人文主义为宗旨。一些新的大学也按人文主义精神为设学宗旨，如维滕贝格大学、马尔堡大学、康尼斯堡大学等。至 16 世纪中叶，人文主义思潮几乎波及德国所有大学。

德国人文主义同旧有的经院主义在教育领域内经过长期激烈反复的斗争，逐渐取得了优势。其主要表现是：各学术团体吸收了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雄辩家和诗人；在学校的教学中，古典拉丁文代替了中世纪的拉丁文，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新译本代替了旧译本；古代作家的诗歌和修辞被列为必修科目和考试科目；设立了希腊文教授的职位。

德国的一般学校也受到人文主义新学风的影响。16 世纪初，各学校都进行了拉丁文教学的改革，废止了通行达 300 余年的旧文法课本，采用简短的古典拉丁文课本，古典诗歌和散文成为学生的重要读物。

在德国人文主义教育中有许多著名的活动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中最突出的是德国初期的人文主义者温斐林（公元 1450—1528 年），他于公元

1464 至 1468 年，在弗赖贝格大学，后又入爱尔福特大学和海得贝尔格大学

研究哲学，公元 1470 年获学士学位。继而研究教会法和神学。公元 1481 至

1482 年任海德贝尔格大学校长时，反对经院主义教育的空疏说教，力主提高

学生的研究能力。公元 1498 年，他出任海得贝尔格大学雄辩术、希腊语和诗

学的教授，从事人文主义的研究。公元 1501 年后曾在巴塞尔主办女子学校。

公元 1515 年返归故里，组织文学会，提倡研究人文之学。

温斐林除从事教育工作外，也著书立说，他的重要教育论著有二：一是

《德语入门》，这是专为拉丁学校教师写的教学指导书。在书中，温斐林批评了当时学校教材的粗劣和教法的不当；抨击了专重文法而忽视其他学科的倾向。他主张精选教材。学习拉丁语应当兼顾言语训练与文字练习，使二者齐头兼进，使学生获得阅读和说话的能力。学校教育不单是传授知识。而且应当培养学生的意志力。教育工作必须顾及学生的个性，教师应以身作则，态度温和，力避体罚，这部著作是北欧第一部讨论人文主义教育的著作。另一部教育著作是《青年》。全书分为两编，上编阐述道德教育；下编为节录各时代著名作家的诗和散文，以及谚语、箴言等。该书根据儿童的心理阐发道德教育的原理。

温斐林与德国宗教改革教育家梅兰希顿齐名，同被誉为“日耳曼教育家”。他是一位脚踏实地从事教育革新的人物，德国各地学校的校长、教师，远道而来求教，学习他的办学和治学的经验。他强调人文主义之学要以维护社会的道德为标准。温斐林的人文主义思想也并没有摆脱宗教的束缚，这可能与德国宗教势力比较强大有关。

⑥伊拉斯谟的教育理论与实践。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尼德兰人文主义思想家伊拉斯谟是当时欧洲北部的最典型、最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他本人非常博学，认为当时社会的一切罪恶全由于无知，因此他一生努力于发展文化。他认为人的幸福生活根源于天赋与精神力量的发展，但必须勤学，只有教育能给人以知识，养成人的善良行为与高尚的思想。他要求对儿童进行教育时，首先要注意体育。在知识教育方面，他特别重视拉丁文、希腊文的学习，虽然他也要求学习历史、地理、自然科学，但其主要目的仍在于更好地去解释、研究古文，而不在于认识这些学科本身的价值。由于他的提倡，许多贵族都聘请家庭教师教他们的子弟诵读古文，这一点是与意、法人文主义教育的倾向有差别的。

写于 1516 年的《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伊拉斯谟的教育理论。虽然书名为“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但伊拉斯谟认为，他所表述的教育主张，不仅适用于王子，“也适用于王子将来统治的那些自由的、情愿的臣民们的成长。”

第一、关于教育的作用

首先教育对个人发展的作用。伊拉斯谟认为人的成长来自四个主要因素：遗传本能、教育、习惯和经验。他还认为个人发展有三个因素：自然，即“部分是先天接受教育的能力，部分是对美德的天生爱好”；训练，即“教育和指导的熟练的应用”；练，即“放手运用我们自己方面的能动性，亦即

自然禀赋的能动性，并借训练促进这种能动性。”①遗传和自然是强有力的，教育应以人的天性特点为依据。教育和训练的作用更大，“有些天性在道德上的缺陷可以用训练和管教来纠正”。伊拉斯谟高度重视教育对个人发展的作用，认为“一个受过正当训练的人，发展成为一种神圣的动物，而另一方面，一个受过错误训练的人，堕落成为一种畸形的野兽”。但他认为教育并不是万能的，他以塞涅卡对尼禄（公元 37—68 年，罗马皇帝，暴君）的教育为例认为“对一个天性既愚笨又粗野和难以描绘的人来讲，任何人对他成长的努力都是无效的劳动。”

伊拉斯谟非常强调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认为应使儿童远离恶劣的环境和有恶行的人。所以他要求儿童应慎交游、应择良师、应读好书。不应该让儿童“和未经选择的游伴往来，他只能和品德优良、谦虚谨慎的孩子交朋友”。如果儿童因不良习染形成了坏的习惯，就很难改变，因此，要重视早期教育，“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像在早年学习的东西那样根深蒂固”，应“从襁褓时期开始，就必须使他的心灵充满有益的思想”。

其次教育对社会的作用。伊拉斯谟重视教育对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主要希望，在于它对青年的适当教育”，因而“应该对公、私立学校和女子教育予以最大的注意，使儿童可以得到最优秀、最可靠的教师的指导，从中学习耶稣的教导以及有利于国家的优秀的文献。若有了这样的制度，就不需要很多法律或惩罚，因为人民将自愿地遵循正义的道路”。这很有些“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化胜于刑政”的色彩。

他坚决主张政治家和教会人士采取积极措施，提供足够数量的、能胜任教育工作的合格教师，来促进教育事业。他认为当时教师所受教育太差，缺乏进行教学工作的必要训练，而补救之”是政府的责任，其重要性决不次于整顿一支军队”①。明显的结论是有必要迫使国家像组建一支军队那样组织教育。

伊拉斯谟尤其重视对王子的教育，也是出于改造社会的考虑，他认为若王子智慧超群、能力卓然、品德高洁，则将来能做一名贤达的国王，社会随之也就能摆脱愚昧和不道德的境地而趋于完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伊拉斯谟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尤其是教育的政治功能。

伊拉斯谟是一位改革者，想通过教育改革这个麻木不仁的社会，尤其是改革教会，不过他对宗教改革的观点和应用的方法与其他宗教改革者如路德等迥然不同。因为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想用教育的方法来改进一般人的思想，所以用著书立说、兴办学校来推动改革；至于实际的其他社会革新，伊拉斯谟希望负有领导职责的王公和教士们去做。马丁·路德的改造社会的方法是推翻旧教会，建立新教会，而伊拉斯谟则主张在维护基督教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内部的逐步的温和的改良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而不希望新旧教会之间战争和流血。教育在伊拉斯谟看来是改良社会的最佳手段。他在宗教改革中拒绝脱离罗马教会，路德讥刺他为“懦弱者”，认为他有发现真理的能力而无为真理而斗争的勇气②。伊拉斯谟之所以如此，是与他对教育改造社会的作用观紧密相关的。

① Woodward，ErasmusConcerningEducation，第 163—164 页。

① 转引自博伊德、金合著《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77 页。

② 王任光：《文艺复兴时代》，台湾成文出版社，民国 68 年，第 524 页。

第二、关于教育的目的

教育目的所要回答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伊拉斯谟所要培养的人具有三个主要方面的素质：虔诚、德行和智慧。

首先虔诚。伊拉斯谟是一位神学家，所以他尤其强调宗教教育的地位，但由于他又是一位人文主义者，所以其宗教教育思想又不同于中世纪那种重盲从、尚专制的做法，与北方文艺复兴的基本精神相一致，他强调的是一种宗教虔诚心的养成，崇尚内发而非外铄。

伊拉斯谟认为“应该用基督教的标准估量一切东西”，但做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并非易事。“在他内心感情上信奉耶稣并且用他虔敬的行为模仿耶稣的，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真正的基督徒应忠顺于耶稣，信守圣礼。

伊拉斯谟理想中的王子教育，是基督教王子的教育，所以他尤其强调王子的基督教精神的养成，认为“耶稣的教旨最适用于王子”，“必须把耶稣的故事牢固地扎根在王子的心灵里”。

其次德行。伊拉斯谟非常重视良好德行的培养，认为德行对一个王子而言就更加重要。“一个国家的一切都归功于一个好王子，”而一个好王子的主要标志在于他是否有好的德行。

王子就是将来的国王，若要治理有方，首先就必须有良好的德行。伊拉斯谟认为：“基督教神学把三个主要的特质归之于上帝——最高的权力、最大的智慧、最大的仁慈。你应该尽可能使你自己具备这三个特质。有权力而没有仁慈，就是十足的残暴；没有智慧，就是带来混乱，而不是领土。”

未来的国王应具有哪些德行呢？“他是温和的、和平的、宽厚的、有远见的、人道的、宽宏大量的和坦白的。他不是金钱的攫取者，也不是它的奴隶。他能控制自己的欲望。他是有理性的，能判断的。他有纯洁的和周到的思想；他在忠诚、正直、明智和留心宗教事务方面是专心的，总是想着别人的事情。他在谋划大事上是可靠的、坚定的、正确的，并有权威的判断。他工作勤奋，很有成就。他深切地关心人们，是他们的保护者。他行为善良，缓于报复。他诚实、如一、坚定、公正⋯⋯。他是容易接近的，和蔼可亲的，对与他谈话的人都表示欢迎；他公开支持和热爱他的人民和战士。他用武力反对侵略战争，从不寻找机会发动战争；他热爱和平，维护和平。他反对强行改变人民的习惯。他知道怎样做个领袖和国王以及如何建立有益的法规。他生来为了达到荣誉，其表现象个上帝。”这些伊拉斯谟所褒扬的德行实际上是耶稣人格的世俗表现。

伊拉斯谟认为，王子具有美德不仅益于统治，而且益于化民成俗。“王子的美好道德生活是改进公共道德的最快和最有效的方法”，“王子的生活德性可以掌握和改变他的人民的品德和特性。”总之，百姓的思想品德如何、精神方面的文明程度如何，才是最关键的东西。而要使人民有好的德行，王子首先必须以身作则，这样才能上行下效，淳化风俗。

最后智慧。王子除具虔诚和美德外，还需有非凡的智慧。伊拉斯谟认为“虽然每一种伟大的艺术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没有一种艺术比善于统治的艺术更加精巧，更加困难”。要掌握这种艺术，需运用智慧的力量。“对一个问题深思熟虑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智慧。假如王子缺少这种索质，那么，他就不可能观察了解客观事物，正如视力破坏了，不能看见东西一样”。所以，一个王子必须有非凡的智慧，”这是好政权的基础，也是主人命令仆人服从的基础。”

作为一个未来的统治者，王子应“即能看到过去发生的事，又能看到未来，并有广泛的知识”。智慧应服从于虔诚的美德，受二者的指引。王子具有智慧应为民谋福利，而不是搬弄是非，祸殃百姓，涂毒生灵，谋一己私利， “他的智慧只用于为国而不是为自己”。

虔诚、德行、智慧三者是相互联系，虔诚是德行与智慧的最高体现，而走向虔诚与德行的必经之路是智慧。可以看出，伊拉斯谟所宣扬的虔诚、德行、智慧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和世俗色彩，不同于中世纪以蒙昧和压制为主调的宗教精神。而且伊拉斯谟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家也有不同，“意大利人没有哪个会把虔诚置于这样突出的地位，或如此强调学问与品行的密切联系”①。

第三、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是古典主义的课程，学生应读《旧约》和《新约》、读普卢塔克的《格言》和《道德论》、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和西塞罗的《论义务》等等。伊拉斯谟认为这些书籍都是纯洁的，而且多与政务相联，是培养一个国王的必读之书。

读书的目的不是仅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使他变得更好些”，一个人知道并憎恨政治野心、易怒和情欲等等的弊害，读书可使你找到克服这些弊害的方法。“没有什么比从书中能获得更正直和更有益的东西了”。

为了管理好国家，王子还要学习地理和历史。“王子要热心学习国家的各区和城的位置，它们的起源、自然环境、组织情况、风俗习惯、法律、编年史和特权”，这是明智地管理国家的基础，因为“没有人能治愈其身，除非精通它。没有人能种好一块地，除非精通它”。

教学中使用的语言应是纯正的古典拉丁语。拉丁语教学在其课程中居于首要地位。在他看来，拉丁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形式，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语言去挖掘古典文化的宝藏。伊拉斯谟对本族语文学作品不感兴趣，他想在整个欧洲建立一种希腊、罗马式的共同文化，他把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楷模，认为有关生活中主要方面的一切基本知识，无论是法律方面的、医学方面的，还是科学方面的，均能在拉丁著作中找到。一言以蔽之，文以载道，学文重要，学道更重要，最根本的目的是学古人之道以改造现在的社会。

伊拉斯谟特别重视教学的正确方法（包括教材的选择和传授方法），他反对在教育和教学中虐待儿童的现象，主张废除体罚，认为教师应懂得儿童的天性以及教育过程的内在规律。

了解学生是教育学生的基础。教师应了解学生“比较倾向于急躁还是傲慢，倾向于希望成名还是渴求名声，倾向于放荡还是赌博、贪婪，倾向于抵抗还是战争，倾向于鲁莽还是残暴”等等。

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教师应针对其个性特点，因材施教。应采用任何“适合王子的年龄，能使他感到兴趣的方法”。伊拉斯谟认为“教师的任务总是相同的，但是他必须在一种情况下采用一个方法，在另一种情况下采用另一个方法。当他的学生还是一个小孩时，他可以通过有趣的故事、令人愉快的寓言和巧妙的比喻引进他的教导。当他年龄稍长时，他可以直接地教他相同的东西。”

① 博伊德、金合：《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75 页。

教师应长善救失。“如果发现王子的天性倾向于生活中的好事，或者无论如何只倾向于那些容易转变为美德的坏事，例如功名心和挥霍浪费，教师则应该更加努力，帮助王子天性的长处得以发扬”。

第四，教师论

择师非常重要，应“仔细地选择未来王子的导师”，因为“一个国家的一切都归功于一个好王子。一个好王子的一切都归功于运用道德的原则使他成为好王子的那个人。”教师责任重大，“他正在履行一件绝不轻松的职责”， “你是成为一个在你国家行善的力量，还是将使国家遭到灾难和瘟疫，完全取决于你”。

教师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伊拉斯谟认为“一个国王应该从他全体居民中选拔教师担任这个责任——甚至从各方面召募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年长，使他们受到深深的尊敬；生活纯洁，使他们享有威信，爱交际和态度温柔，使他们得到爱和友谊”。好的教师应具备较高的教育技巧，“他能责备人而不使其感到奚落，会赞扬人而不流于谄媚，由于他纯洁的生活而受人尊敬，由于他使人愉快的态度而受人敬爱”。

教师仅具有知识和美德并能胜任教学工作，他还必须了解自己教育对象的心理年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因材施教，长善救失，才能收到成效。

伊拉斯谟的教育观是北欧人文主义的典型表现，既具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共性——崇尚古典文化，要求改革教会，建立一个新世界；也具有北欧文艺复兴的特性——更多地强调虔诚和德行，重视实际生活。尽管如此，伊拉斯谟的教育观也并不完全适合于那个时代的需要。这在他的课程论和教育目的方面有明显的体现。他给学校推荐的古典课程适合于学者和朝臣，但不适合那些从事一般社会劳动的人，尤其不适合于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些实用的知识。这就说明伊拉斯谟在培养目标上和课程论上有脱离大众的缺陷，他所要培养的仅是少数上层人物，他的教育对象的范围非常狭隘，他的教育措施也只能满足少部分人的需要。伊拉斯谟所关心的是治人之学而非治物之学，因而忽视科学知识的学习，而只重视人文学科的掌握。

伊拉斯谟所处的时代，民族国家渐趋形成，民族主义精神日占上风，但他并不赞成国家之间存在差别，要求诸国均使用古典拉丁语以形成共同文化。因此，他不重视本族语的作用，本族语教学在他那儿不占什么地位。他没有看到，拉丁文无论如何也绝不可能像在它的本土意大利那样，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人民的生活和教育中，占据同样的位置。

伊拉斯谟把革新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上层部分人身上，他的教育规划明显地脱离大众。这是其重要缺陷。但我们应看到，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缺点，而是整个文艺复兴运动的缺陷。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初发动者是上层阶级，世俗君主和宗教领导者的宫廷，在当时都成了著名艺术家和诗人、政治家和哲学家的聚会场所，“所以由此而勃发的新教育思想具有明显的贵族的文雅色彩以及明显的脱离群众的倾向。”①

伊拉斯谟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教育论著，为人文主义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这位“新古典文化的真正代表人物所从事的安安静静的工作，其影响之深远更甚于漫游四方的诗人的热狂行动。”②他在当时的地位恰如 200 年后启

① 弗·鲍尔生：《德国教育史》，第 29 页。

② 同上书，第 34 页。

蒙运动的学者伏尔泰，其著述广为流传，推动着北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巨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