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日本化及其对日本文化教育的影响

中国儒家的典籍，先是通过朝鲜传入日本；公元 7 世纪以后，不再经过朝鲜，而是通过中日两国的邦交和文化教育交流，直接地输入日本，并渗透到日本社会、政治、文化的许多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从研究日本儒学史的角度来探讨前一时期的中日文化关系，尽管中国的儒学思想蜂拥传入日本，并为日本上层统治者所推崇，然而，儒学在当时的日本，始终是作为日本统治阶级的一种必备的文化教养而存在。在长达 1000 余年的时间里，儒学没有被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而进行研究。这一情况，由于中国宋学的传入而有所变化。自 14 世纪中期，日本儒学开始进入研究时期，也就是儒学的日本化时期。

儒学日本化，首先表现在讲授宋代理学的风气日益兴起，《四书》等著作的和点和训及宋学研究成果的发展。

其一、讲授宋代理学风气的兴起。日本儒学史上第一个讲宋学的是玄慧法师；他研究《资治通鉴》，尊信程朱理学，曾为后醍醐天皇侍读，在宫廷讲授宋学。玄慧讲学的影响，遍于朝野，他的讲学以朱子《四书》为本，史学以《通鉴》为宗，开日本宋学研究的一代风气。继玄慧之后，禅林世俗讲宋学者络绎不断，如菅原公时、梦岩祖应、义堂周信等。

其二、《四书》等汉籍的和点和训。所谓汉籍和训就是在汉籍原著上，按每个汉字的训诂意义，标注上日本的假、片名文字，从而使不懂汉文或汉文水平不高的人，也能看懂原著，所以汉籍和训对于日本汉文化的普及与提高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汉籍和训的真正形成是在宋学引进以后，以歧阳方秀的《四书》和训为标志，随着汉籍和训工作的不断发展，使宋学得到广泛推广。儒籍和训自然渗透着日本学者的见解，所以朱子之书的和点和训是儒学日本化的一个标志。

其三、宋学研究成果。宋学研究著作的最初形式是五山禅僧《语录》，这些《语录》旨在传布佛教教义，但由于禅僧兼儒佛于一身，所以不少《语录》夹杂着他们对于朱子学的理解与阐述，象《大觉禅师语录》、《大休语录》等。随着宋学研究的发展，出现了比《语录》高一级的论文集，如虎关师炼的《济北集》，义堂周信的《空华日工集》等。他们以专题论文的形式阐述其对宋学的理解，这是日本宋学研究深入的表现。最后出现了宋儒学研究的系统性专著。最早的专著是歧阳的学生云章一庆研究宋学理气之说的《理气性情图》与《一气五性例儒图》，可惜今天失传。现存最早的宋学研究著作是云章晚年讲授《百丈清规》的讲义，名曰《百丈清规云桃抄》。此书《报恩章》论儒学传统，《大众章》论心性之学，《尊祖章》论儒佛不二，《住持章》论述三纲领八条目、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等。到 15 世纪末期以后，朱

子学研究盛行日本，其学术专著不胜枚举。仅清原业忠一人著作就有 16 种之多，如《周易抄》、《大学听尘》、《中庸抄》、《童子训》、《论语听尘》等。大批宋学研究著作问世，表现了儒学日本化的发展。

儒学日本化更重要的表现在它对日本民族意识形态的渗透，具体表现在

下面三个方面。

第一，儒家正统论、大义名分论融注于日本史学思想。

日本南朝大臣北■亲房曾从玄慧法师受学《资治通鉴》、《通鉴纲目》

（朱子），深得儒家史学的蕴奥，北■亲房著《神皇正统记》，以君臣大义创日本皇族系天神子孙万世一系之说，并特别阐扬南朝为皇室正统，以正大义名分。他力倡“日本神国”说，解释说天皇传三神器——镜、玉、剑象征正直、慈悲、智慧三德，这是佛家的语言，但他又将此三德分别附会于儒家仁、智、忠信与诚，用儒佛相参的新儒学思想来说明日本的建国精神。水户藩主德川光国继北■亲房的史学精神，设立史局，广招海内学者，从事编撰

《大日本史》。号称“日本开辟以来第一大典”。此书仿司马迁《史记》体例，表明德川氏修史之目的在于阐明皇室正统，寓尊皇之大义。这也是近代日本尊王思想的源泉。

第二，儒家各学派的争鸣。德川幕府时代是日本儒学空前觉醒的时代，学者们再也不甘心仅拾中国儒学研究的牙慧，而努力发挥自己创造性的见解，因而出现了儒家各种学派的争鸣。当时主要的学派有朱子学派、古学派与阳明学派。

①朱子学派的形成与传播。朱子学派的旗手当推藤原惺窝及其门生林罗山。惺窝反对明经家学传统，信奉程朱新注之学，提倡士人自由研究，主张研究经学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惺窝曾为幕府将军德川家康讲授《贞观政要》、

《大学》，得到幕府的重用。他 40 岁以后，专门从事教育，成为卓绝的教育

家。惺窝的最大功绩是彻底打破明经学家点家说的传统，开江户 300 年儒学自由研究的绪风。

藤原惺窝的思想特点，概括他说；第一，他继承了朱子学的体系，但并不排斥阳明学。主张“周子之主静、程子之持敬、朱子之穹理、象山之易简、白沙（指明朝的陈献章）之静园、阳明之良知，其言似异而入处不别”①；第二，他根据儒学来解释神道。认为“日本之神道，亦以正我心、怜万民、施慈悲为奥秘，尧舜之道，亦以此为奥秘也。唐土曰儒道，日本曰神道，名变而心一也”（《千代茂登草》，是藤原惺窝阐述儒学大意以晓论他母亲的作品，又名《假名性理》。）第三，关于佛教，他认为只要是“正心、治国、安置万民”的，那么“佛心也是可取的”。他对佛教的批评更多的是针对不符合“佛之本意”的“今世的和尚”②。这三点，表明了藤原惺窝这位禅宗出身的宗教思想家、唯心主义者的特点。可以说，他的宗教世界观是出于佛而入于神，以儒学解释神道，儒学被他进一步宗教化了。

在藤原惺窝的门生中，特别突出的人物是林罗山。他不仅是幕府官学的创始人，而且还在幕府“创业之时，大受庞任，起朝仪，定律令；大府所需之文书无不经其手”。在他从事这些活动的同时，还写下了大量的文学著作，全面地发展了日本儒学。他按照幕藩体制的要求来建设儒学，把惺窝的多少带有宗教性、还停留在修身齐家水平上的朱子学，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对于确立儒教的统治地位作出了很大贡献。

林罗山的思想特点，概括起来是：第一、他尊信程朱学而批判阳明学。

① 《林罗山文集·惺窝问学》。

② 同上。

他认为“解经莫粹于紫阳氏（紫阳氏指朱子），舍紫阳弗之从”③，而阳明学是“儒中之禅”，其“门人末流之弊，陷于狂禅”①；第二、在理与气问题上，他的观点靠近阳明学的唯“心”主义，纯化了唯心论，但他对朱熹学说的伦理学却全面地加以吸收；第三、他批判佛教和天主教，但对神道却持保护态度，并用儒学来论证神道，为神道奠定理论基础。他提倡神儒一致说，主张“神道乃王道也”，“神道即理也”，“心外无别神，无别理。心清明，神之光也。行迹正，神之姿也。政行，神之德也。国治，神之力也。”（《神道传授》）他认为，除理之外，神和神道都不存在。因此，他把自己的神道称为“理当心地之神道”（《神道传授》、《林罗山文集·随笔五》等书），以区别于其他的神道理论。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是神儒调和的先驱。林罗山对武家制度的一切问题，都从儒教的观点加以解决，从而使儒教也成为武士的意识形态。正因为朱子学被采用为官学，因而在文教政策特别是在士人的教育问题方面，林罗山担负了指导性任务。

②古学派的治学精神。在朱子学风靡天下之际，出现了与之对抗的古学派。古学派以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为代表，他们原来都是朱子学说的追随者，后来怀疑朱子学说与孔孟思想不同，而另立学派，他们指责宋儒“不奉文礼王教而以心性为学，是名为仲尼之徒而实畔之也。”（《太宰春台《内外教辨》，《日本哲学》）从而提倡从《论语》、《孟子》原文去把握古义，以期直探孔孟的真精神。素行、仁斋学《论语》《孟子》，不凭借古来一切注疏，而是直接熟读玩味，探究孔孟本意。仁斋《童子问》说： “问先生学问之家法，曰：吾无家法，就《论语》、《孟子》正文理会，是吾家法耳。”《童子问》中评《论》、《孟》二书说：“包含天下之理而无缺，荟萃百家之典而不遗。”所以仁斋视《论》《孟》为本经，儒家其他著作均为旁经。他的著作《论语古义》10 卷、《孟子古义》7 卷，是其终生研究孔孟的结晶，他在《论语古义》稿本的每卷首页上，都题有“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9 字，对《论语》推崇备至。仁斋还重视圣人之道的实践，重视朱子所倡的思辨思想，对当时学术界注入了新的学风。古学派的另一大将荻生徂徕，他虽属古学派，但与仁斋之学有别，他是以古文辞学作为进入经学研究的阶梯，他广读诗文，浏览《四书》，写文章自由发挥。他以“谖园社” 为基地，吸引一世的文人才子，使其古文辞学风行一世。

古学派中的古文辞学派，亦称“蘐园学派”。这个学派的创始人荻生徂徕，不仅为日本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了准备，而且在宣扬汉文学、提倡经史考证上对后来学术界和教育界予以极大影响。他创办的蘐园塾，培养了一种自由主义学风。

蘐园塾的学风，和京都的古义堂学风不同。伊藤仁斋的古义堂以道德教育为主，而蘐园塾以文章为主。仁斋的门人以成为“圣人”为理想，徂徕的门人以研究事实和文辞成为学者为理想。仁斋以仁义为道，而且徂徕以“礼采”为道；仁斋强调“道”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徂徕认为“道”要靠人为。徂徕对待弟子的态度讲求宽容，不拘外节。他爱弟子之才，尊重个性。

在汉文研究方面，他提出了汉文直读法，反对从来的汉文训读法。他极端崇拜中国，认为要研究高深之道，必须先理解中国语言文学，先以唐音读

③ 见《林罗山文集·寄田玄之》。

① 见《林罗山文集·寄田玄之》。

汉文，而后改为纯粹的日本语，这才是真正做学问的方法。因为他崇拜中国先王之道，以致凡事都模仿中国，但他对于中国文化并不是一味盲目崇拜、无所批判。徂徕之学，曾传入中国和朝鲜，值得认真加以研究。

③阳明学派的影响。阳明学派也是朱子学的反对派。这在中国即有陆王与程朱之争。在日本朱子学代表官方正统思想，阳明学则代表民间的异端思想。

日本阳明学起源较早，但在学术界获得一定地位，却是德川宽政年间以后，即幕藩封建制已面临崩溃的时候。

日本阳明学的开创者是“近江圣人”中江藤树（公元 1608—1648 年）。他青年时，曾经做过武士，信奉朱子学而又不完全赞同朱子学。后来，他返回家乡，过着隐遁的学究生活。为了儒学的传播和儒教道德的通俗化，他在自宅开办了私塾（公元 1648 年村里为他修建祠堂，命名为藤树书院），撰写

《翁问答》、《签草》等著作。这是和他转变信奉阳明学有关的。他在《翁问答》中说：“心学为从凡夫到圣人之道”；在《藤树先生名言》中写道： “行儒道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也。此五等人皆明明德、充五伦者谓之真儒。⋯⋯真儒在五等人中不分贵贱贫富。”这些话充分表明了他企图把儒教普及到平民百姓中间去的志向和他的教育观。

中江藤树的见解是围绕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一命题阐发的。他认为“明德”是“万物一体之本体”（《大学解》），“学问以明明德为全体之根本。”（《翁问答》）。那么，什么是明“明德”的功夫呢？对此他说：“明明德之本，在于以良知为镜而慎独。”（《翁问答》）还说：“明明德在于以良知为镜而充五伦、去私欲。”（《藤树先生精言》）。关于良知，他说；“良知具于方寸”，“通于天地有形之外，与鬼神合吉凶者。”

（《大学解》）。

中江藤树的学说未免过于抽象，过于修身，过于主观主义，因而不可能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另一方面，群众还没有成长到能从事研究这种学问的程度。因此，他的阳明学也没有能同武士阶层紧密结合起来，在社会上几乎没有地盘、没有发展前途。

第三，朱子的道德哲学与日本的传统思想融合，成为德川幕府时期的统治思想。德川幕府的历代将军及其诸侯都崇信宋代儒学，大肆宣传儒学，把朱子的道德哲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在戎马倥偬之际，就用心于朱子的学习，藉儒道启发世道人心，加强思想统治。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理论基础，他亲自向大名（藩主）、旗本（江户时代，领地一万石以下的能面谒将军的幕臣）讲授《四书》、《孝经》、《周易》等著作，一直坚持了 8 年之久。纲吉将军还在江户汤岛建立孔子庙（圣堂），永远纪念孔子。在幕府的提倡之下，全国数百藩主也大兴儒学之风，他们聘儒、刊儒书、办儒校，极为活跃。经过幕府与诸侯的推崇与宣传，朱子学风靡全国，儒家思想广泛而深刻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德川统治者大兴儒学的目的有两个。

其一，要把江户时代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合法化、神圣化，从而从思想上钳制与消灭人民造反的念头。朱子把自然法则与封建人伦融合在一起，所谓“天人一理”。这样使封建的“三纲”、“五伦”、“五常”神圣化与神秘化。日本朱子学者正是利用“天人一理”说来鼓吹“君臣上上，尊卑大小，各尽其分而已，无浸渎之患，则天下治矣”。还鼓吹“人有四等，曰：士（武

士）、农、工、商，士以上劳心，农以下劳力，劳心者在上，劳力者在下，劳心者心广志大而虑远，农以下劳力自保而已，颠倒则天下小者不平，大者乱矣。”①德川幕府还把儒家思想法律化，强迫人民遵守儒家的法纪。通过一系列儒教化法律的制订与执行，儒家思想成了德川时代的社会宪章。

其二，丰富和发展武士道精神，巩固和加强统治阶级内部的封建人伦关系。武士是一个等级严格的特权阶层，上至将军、大名、家臣、下至足轻（步兵）、小者（仆役）、乡士与失去俸禄的浪人等 20 多个等级。武士道是以日本封建制度为背景而发展出来的一种特殊文化，也是一种影响很深的实践道德，可以说它是了解日本人性格与行为的一把钥匙。武士道，最初是指将军与其手下奉职的武士之间的一种特殊的主仆关系，这种主仆关系是以儒家的“忠”、“信”为其道德原则。主信仆，仆忠主。后来这种主仆关系渐渐普及于整个武人之间。武士道精神以程朱理学为中心，并带有日本民间的习俗风尚。所以武士道是日本式的儒教。德川幕府将军们曾多次制订与修改《武家诸法度》，用儒家封建人伦道德来加强武士道精神，突出儒家的“仁政”、“忠孝”思想，强调武士之责在于“修文武之道，明人伦，正风俗”（日本

《御触书宽保集成》七号）。还把“忠孝、武勇、信义、名誉、礼仪、质朴、廉洁”等德目作为武士必须恪守的信条，进一步强化武士道精神。武士们以

《论语》中“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与《孟子》中“舍生而取义” 为座右铭，重义轻生。武士道盛行于明治维新前 700 年间，受儒家的思想影响很深。日本新稻户稻造在其英文著作《武士道》中说：“儒家思想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

儒学自传入日本以后，就成为日本社会政治思想的中心，特别是镰仓时代以后，程朱理学由禅林传入日本，使儒佛合流，又参杂日本的神道，表现了儒学日本化的开始。德川时代儒学流派纷立，努力吸收儒家文化思想，所谓正统，所谓大义名分，所谓忠孝一本，所谓仁知勇，所谓诚等儒家思想，融会贯通，充实了日本国民的道德内容，建立了日本化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德川幕府治国的思想武器。任何事物总是在对立统一规律中发展。宋代儒学的正统论、大义名分论导致日本后来的尊王复古和倒幕运动；朱子学说的“穷理格物”与“格物、致知”说，使日本追求自然之研究，走向接受西方科学技术，而开辟洋学之路，迎接明治维新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