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院哲学与文艺复兴

欧洲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者，对于经院哲学和文艺复兴的关系，有两种明显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仅注意到经院哲学是以维护神学信仰为宗旨，为教会神学服务的工具，而文艺复兴是在借鉴古典思想文化基础上兴起的以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因而过分强调它们之间的对立性。这种倾向无视统治欧洲思想界长达百年的经院哲学对文艺复兴有任何积极的影响，会使人得出两种相继发展起来的文化没有任何联系的结论。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另一种倾向则是贬低文艺复兴的地位和意义，认为“中世纪并非如从前人所想的那样黑暗与停滞，而文艺复兴也不是那么光明与突如其来”①。因而主张“真正的人文主义”是经院哲学的产物。11 和 12 世纪的经院哲学思想远比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深刻。这种倾向漠视两种文化的不同阶级性质，混

① C·H. 豪金斯：《十二世纪文艺复兴》，剑桥 1927 年版，第 178 页。

淆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错误也是明显的。

经院哲学在方法论上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方法有着肯定的联系和积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经院哲学内部哲学理性的存在，怀疑思想的产生，自然世界可以认识这一观念的保留，以及理性和信仰分离论的发展。这一切都构成联系经院哲学和文艺复兴运动的桥梁，也是经院哲学对文艺复兴的积极贡献。

经院哲学的根本特征，就是以一个既定的神学命题为前提而展开思维和哲学的论证。因此“经院哲学本质上就是神学，而这个神学直接地就是哲学”

①。在神学这个外在的形式和前提束缚下，哲学所固有的思维的、理念的活动

是不自由的。它抛开一切现实实践和经验，把现实性放在一边，在神学信条的抽象概念中绕圈子。经院哲学借助哲学来论证神学的教条和教义，驱使哲学为神学服务，提高了神学的灵活性。但经院哲学既然要利用以哲学为代表的理性，那么它就不能将理性完全彻底地束缚死，因此，在经院哲学的神学范畴中，理性固有的思辨功能仍然保留着。随着经院哲学的发展，理性也在发展。

经院哲学烦琐空洞地运用亚里斯多德的逻辑，毁灭了其中有活力的因素，但它毕竟保留了以亚里斯多德哲学为代表的古希腊逻辑分析传统。高度运用哲学的分析思辨作用，以表面上的合理性达到维护信仰的目的。11 世纪经院哲学实在论的最大代表安瑟伦（公元 1033—1109 年）对于上帝存在论的证明，充分运用了逻辑三段论。在信仰和理性的关系上，虽然他强调“基督教应该由信仰进展到理性”，“我们必须用理性去维护信仰”，但他同时也指出，当我们有了坚定的信仰时，对于我们所信仰的东西，不力求加以理解，乃是一种很大的懒惰②。经院哲学家把哲学作为捍卫神学信仰的工具和法宝，无意中提高了理性的权能和地位。作为基督教教义的权威解说者，阿奎那（公元 1225—1274 年）坚持认为，“基督教的某些基本真理可以不用启示的帮助，而单靠独立无助的理性得到证明。”①因此，他承认在人的一切欲望中，智慧的欲望是最令人欣慰的。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为了同唯实论抗争，不得不走批判之路，不得不提供论证，这也推动了理性的发展。经院哲学不间断地运用哲学理性，维持了理性的缕缕不坠。

理性的机器一旦开动，怀疑精神必然随之产生，上帝的存在尚需证明，那么上帝权威的绝对性和当然性，以及其他神学教条的力量必然受到怀疑，人们的思想也必然从盲目崇拜的天地转到怀疑的领域。这是不以经院哲学家的意志为转移的。12 世纪法国著名的唯名论经院哲学家彼埃尔·阿伯拉尔（公元 1079—1142 年）针对“信仰而后理解”，大胆提出“理解才能信仰”。他认为“怀疑是研究的道路”，“研究才能达到真理”。“在学问上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坚持的和经常的怀疑。⋯⋯由于怀疑，我们就验证，由于验证，我们就获得真理。”②在阿伯拉尔的怀疑精神中，已经可以看到摆脱中世纪思想习以为常的教条框框的征象。

经院哲学企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固定不变的单一的逻辑体系，不可避免地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3 卷，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279、280 页。

② 安瑟伦：《神人论》第 1 卷，第 2 章。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3 卷，第 290 页。

① 罗素：《宗教与科学》，商务印和馆 1982 年版，第 3 页。

② 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232 页。

对几乎所有事物提出明确的见解，因此它很容易卷入对所有尖端问题的论战。在论战中又不得不再次求助于哲学理性。这样，经院哲学就把信仰的对象变为思维的对象，把人从绝对信仰的领域引到怀疑、研究和认识的领域。它力图证明和论证仅仅立足权威之上的信仰和对象，从而证明了——虽然大部分违背它自己的理解和意旨——理性的权威，给世界引入一种与旧教会的原则不同的原则——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原则，理性的自我意识的原则或者至少是为这一原则作了准备”①，13、14 世纪经院哲学内部出现了“双重真理论”，主张上帝的真理只有通过信仰来领悟。而上帝真理之外的真理要由理性来认识。信仰和理性的分离使理性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其结果是“思想在自身之内发现和认识自身；由此就产生了理性和教会学说或信仰之间的对立。”②理性可以肯定同信仰相悖的事物，这正是文艺复兴唯理思想的认识前提。哲学理性这一经院哲学死灰下掩埋的活的生命一旦跨出神学教条限定的门槛，再前进一步，就可到达文艺复兴要求的境界了。但是，文艺复兴兴起之前还缺乏使理性冲破神学牢宠的条件，所以理性是在基督教神学的束缚中艰难地挣扎着。

经院哲学不仅认为上帝是可以通过哲学来认识的，而且对自然界也持这种态度。对于当时的知识宝藏，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经院哲学都是以理性为手段加以解释的，因此，在理性面前，它使人们隐约地感到宇宙似乎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要在实践上改造自然，必须首先在思想上假定自然是可以认识和改造的。经院哲学由于告诉人们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使人们在思想上对于认识和改造自然有所准备。

在西欧，12 和 13 世纪是亚里斯多德著作被重新发现的时期。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对亚里斯多德著作的注释，促进了西欧对亚里斯多德的研究和进一步认识。亚里斯多德著作真面目的恢复，使学者们认识到真正的亚里斯多德著作和经院哲学家所歪曲利用的亚里斯多德学说的不同，所以在阿奎那完成了理性和信仰的调和统一之后不久，反阿奎那运动就开始了。邓司·斯各特

（公元 1263—1308 年）以上帝万能为借口，认为理性不能认识上帝，从而使

理性具有摆脱信仰的倾向，“为 14 世纪信仰和理性的分离铺平了道路。”①

他的后学威廉·奥卡姆（公元 1300—1350 年）把理性和信仰分离的观点向前推进。他认为信仰和理性是两个互不联系的领域：信仰只能以“天启”为基础，要合理地证明信仰是不可能的，因而完成了信仰和理性分离之理论的论证。强调理性同信仰分离，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它鼓吹上帝的至上权威，使许多思想家以极端的形式重新复活奥古斯丁的先定论，以上帝的权威否定教会的权威，这是后来宗教改革思想的因素；另一方面，它鼓动了人们探索自然的兴趣。既然不能认识上帝及其意志，且自然又是可以认识的，那么理性就应该去认识自然。自然世界成为未来理性认识的对象。如果说经院哲学中保留了理性可以认识自然这一思想是人们走上实践之途的前提条件的话，那么完成理性脱离信仰之必要性的论证，则是走向实践之必不可少的环节。假若理性为神学信仰的绳索牢牢地捆绑住，那么理性的目光就永远不会彻底转向尘世，投向自然。因此，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当他们跨出迈向

①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12 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3 卷，第 336 页。

① A·R· 迈尔斯：《英国历史文献》第 4 卷，伦敦 1969 年，第 627 页。

改造自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时，是经院哲学家中的先进分子为他们铺平了道路，给予他们以潜在的勇气和教导。“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一旦摆脱了经院哲学权威的桎梏，就吸收了经院哲学的方法给予他们的教训。他们本着自然是一致和可以了解的信念，开始进行观察，用归纳的方法形成假设以便解释他们的观察结果，然后又用逻辑的推理演绎出推论，再用实践去加以检验。经院哲学训练了他们，结果反而叫这些人把它推毁。”①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