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瑜对日本近代学术的影响

梁启超曾说过：朱舜水为日本近代文化的开辟人①。足见朱之瑜在日本思想界影响之大。

朱之瑜的教育思想之所以会在日本产生深远影响，除了他人格、气节的感化外，也有日本社会本身的历史原因。17 世纪初，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了幕府统治，开创了德川时代。德川时代是传播中国儒学的鼎盛时期，朱子学说在中国正值走下坡路，在日本却是异军突起。但是，当朱之瑜定居日本时，日本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幕府和皇家、幕府和藩属的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日本的儒学也随着发生嬗变。原先占统治地位的，以藤源惺窝和林罗山为代

① 《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十二册》。

表的官方（幕府）朱子学派受到了主张王政复古的古学派的挑战，而且朱子学派的内部也萌生了自己的反对派，阳明学又正在悄悄崛起，日本儒学的这种演变一直延续、发展到近代明治维新倒幕运动。

朱之瑜的学风恰恰迎合了日本儒学演变的诸因素的需要。就朱的学术倾向而言，他倾向于程朱正统，但他是位明达的学者，反对门户纷争，主张兼容并包的学风。他扬弃了程朱思想中空虚无用的成分，多取浙派事功之长，强调经世致用，加上他早年师承古学，目睹封建社会江河日下，因此又推崇王道复古。所以，他这种荟萃名家之精华的学风很快被正在演变之中的日本思想界所吸收，并产生了影响。

朱之瑜对日本水户派的影响最直接也最大。水户学派是水户侯德川光国以编纂《大日本史》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一个学派，以提倡巩固封建社会制度的“大义名分”而著称。它远承北■亲房的“神皇正统思想”，近源朱之瑜的尊王、复古、崇实、重史的思想。

德川光国 18 岁时读《史记·伯夷传》时就仰其高义，想撰写《大日本史》。

（见《大日本史叙》）他尊朱之瑜为师后，见朱重视史学——主张以史辅经，得之史而求之经，所以，常和朱之瑜谈论经史，并邀请先生参加他主持的彰考馆的编纂《大日本史》的工作，朱欣然同意，以春秋大一统、尊王爱国、大义名分等思想指导他的弟子编史。史馆的第一位总裁也是朱之瑜的学生—

—安积觉。在朱之瑜的影响下，德川光国吸收了先生的历史观。他曾说：大凡学有三等，曰性理，曰经济，曰词章，能读《四书》、《五经》、

立人伦之大本，辨《春秋》、《通鉴》之义，明古今之治乱，暇则治诗文，横朔赋诗，可谓之士，俗儒专事记诵，不能辩治成败，含实咀华，我所不取也①。

安积觉也是如此，“虽亦主朱子学，并不固泥，亦爱读《资治通鉴》而不爱读朱子《纲目》”。他主张修史要“核名实”，不能“崇虚抑实”，要正名分，分清历史功过，尊王反霸；要奖名行，表彰名节，“劝善惩恶，永肃将来”。

水户历史学派的形成，《大日本史》——日本第一部完整的纪传体正史的诞生，标志着日本史学走向科学的第一步。这个学派的精髓：尊王、抑藩、忠君、爱国以及大一统的思想，渗入到整个日本国民意识之中，奠定了 1867 年爆发的明治维新运动的建立统一国家的思想基础。

当朱之瑜在日本定居时，除官方（幕府）朱子学之外，还有以安东守约、贝源轩益为代表的海西朱子学派，在思想上自成一体、异军突起。朱之瑜对宋代理学朱、陆、吕三家兼收，择其善而从之，遴其粹然而取之的学风以及唯物主义的倾向影响了安东守约。安东守约虽也崇程朱，但他和朱之瑜一样摒弃了其中唯心主义的成分，主张“理气合一”，有唯物主义倾向。这也和朱之瑜的“理事同一”观点如同一辙。又如，朱之瑜曾对安东守约论朱陆之异同：

是朱者非陆，是陆者非朱，所以玄黄水火，其战不息。譬如人在长崎往京，或从陆，或从水，⋯⋯只以到京为期，岂得曰从水非，从陆非乎①？安东守约接受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朱陆思想本源为一，只是支流不

① 《水户学全集·西山随笔》。

① 《朱舜水集》，第 390 页。

一。朱陆的分歧如：

天下之水一，其支分派别不同者，流之然也，其源未尝不一也②。

可见安东守约也接受了朱之瑜所认为的程朱和陆王的对立只是门户之争的观点。

朱之瑜摆脱理学的束缚的唯物主义倾向，通过安东守约影响到日本的哲学界。他的主博学、倡实行、尊知识、重经验的学风，随着历史的发展，潜移默化为日本民族的执着的求知、力倡实行的品质，这种品质的酿成，间接地推动了明治维新时期的尊王倒幕的浪潮。

德川时代中期，由于日本阳明学的兴起，并和朱子学对立，引起了部分学者反宋明理学的困惑，涌现了一批试图直接根据先秦之前儒家经典进行研究的古学家。山鹿素行、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就是古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不同程度受到朱之瑜思想的影响。

朱之瑜曾受业于朱永佑、张肯堂和吴钟峦，研究古学。其中吴是东林领袖顾宪成的门人，因此，也可以说，朱是顾的再传弟子。所以，当时日本学者木下贞干认为朱之瑜把东林的实学和古学结合起来的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①。

朱之瑜大约在江户定居的第二年就为山鹿素行肖像题《子敬箴——为山鹿素行轩作》。虽此时山鹿素行已自成古学一派，自称直承周公、孔子之学。但我们仍可看到他和朱之瑜两位大师的相互尊重和影响。朱氏倡导学于日用彝伦之中，山鹿素行也认为“上圣之教，未尝离日用彝伦之中。”②朱之瑜提倡文武双全，他在《子敬箴》中称“文武张驰，维人无竞”，就是对山鹿素行的武士观的赞同。山鹿素行不仅是个古学家，也是个兵学家，曾著有《兵法或问》等多部兵书，他也提倡培养先秦那种文武兼资的人才。因此，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认为山鹿素行的“古学在舜水那里多少也有，可见素行的学脉系统中，不能说与舜水全然无关。”③

朱之瑜开始和日本唯物主义奠基人伊藤仁斋交往时，正值伊藤从笃信唯心主义的心性之学向以气为本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转变的关头。伊藤仁斋从安东守约的弟子片罔宗顺那里得知安东守约及朱之瑜的才学，出于敬慕，写信给安东守约，表示自己有从学于朱之瑜之意。安东守约将他的这一心愿转告朱之瑜。朱之瑜认为伊藤仁斋所治的“心学”与他提倡的“实理实学”相抵牾，在给安东守约的信中力辞再三，希望守约对伊藤进行开导和规劝①。

后来，伊藤摆脱了唯心主义的桎梏，不仅创立了“气”一元论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而且教育观也日益和朱之瑜接近。朱之瑜对此颇为赞赏、鼓励：伊藤诚修兄策问甚佳。较之旧年诸作，遂若天渊。倘由此而进之，

竟成名笔，岂逊中国人才也。敬服敬服②。

日本古学派集大成者荻生徂徕和朱之瑜的弟子安积觉交往甚多。开始他以为朱之瑜的学说纯崇程朱，后来在与安积觉通信中，荻生徂徕得知朱氏亦

② 《日本的朱子学》，第 206 页。

① 《明儒学案》卷六十一；《朱舜水集》，第 780 页。

② 《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39 页。

③ 井上哲次郎：《日本古学派■哲学》，平凡社昭和 25 年版，第 67 页。

① 《朱舜水集》第 781，167 页。

② 同上，第 194 页。

古学，并非如自己想象那样专崇程朱，他也关心起朱之瑜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来了③。

日本古学派三大家，虽未师从于朱之瑜，但朱的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或直接、或间接地对这一学派产生了影响。日本古学派的王政复古思想和唯物主义倾向，与德川后期崛起的阳明学派一起，代表日本中、小封建主的利益，汇合成一股革新潮流，推动了近代明治维新运动。

③ 《徂徕集·复安积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