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儒学与李朝（李氏朝鲜）的文化教育

公元 1392 年（明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推翻了王氏高丽建立了李氏朝鲜。高丽末年，外有女真、海寇之侵，内有朝臣派别之争，有亲元派对亲明派，有守旧派对革新派，有尊王派对戴李（成桂）派之争，朝野上下一片混乱。李氏开国后，面临的最严重的现实问题就是重新建立封建统治秩序。要解决这个问题，高丽朝盛极一时的佛教是无能为力的。而孔子及儒家主张以忠孝为道德之本，反对犯上作乱，提倡大义名分，推崇三纲五常，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反对分裂割据，主张一统天下，这些正合李氏王朝的要求，所以

统治阶级大加赞赏。而前朝传入之朱子学，更视三纲五常为人人都必须遵守的“天理”，给李朝的封建统治和宗法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武器。因此朱子学在李朝建立后被宣布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并在封建国家的庇护下得到迅速地发展。李朝 500 年间儒家思想在社会思想领域里占据着统治地位，孔子被称为“素王”，儒教无异于“国教”，儒家思想得到空前的普及。因此，不少学者称李氏王朝为“儒教王朝”。

李朝儒学空前兴盛。其传播孔孟之道的方式和途径与高丽大致相同，也是通过办学校、兴科举、印儒经、建孔庙等来宣扬儒家思想的。

尊孔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确立为李朝的统治思想，从最高统治者开始便对孔子顶礼膜拜，《朝鲜志卷上·风俗》载李朝时“王时时亲行释奠，或不时幸学，与师儒讲论，或横经问难，或行大射礼，或亲策儒生”。孔子的地位自然大为提高。儒学被进一步宗教化，儒教则无异于国教。李朝既以儒教立国，故朝野祀孔之风极盛。早在李世祖时便规定世子冠礼为戴儒冠入太学行谒圣礼；称孔子为“素王”。史载世祖十一年（公元 1466 年）“上（世祖）曰：⋯⋯我将定易口诀后，率汝（指世子）幸芹宫释奠素王，著汝以儒冠，与儒生齿坐，横经问难，大宴诸生，⋯⋯”①自此先行谒圣成为定制，这无异于定儒教为国教。自李太祖开国便于京城首创文庙，之后历代享祀不绝。文庙的规制，一如中国，只是配享者中增加了朝鲜的名儒。文庙正中为大成殿，大成殿正位是“大成至圣文宣王”，殿后为明伦堂。殿内配享有“四圣”，从享有“十哲”。东西两庑从祀有澹台灭明等各 50 余人，其中包括宋朝的“六贤”②之后，略有变动，但变动不大。朝儒配享者有薛聪、崔致远、安珦、郑梦周、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彦迪、李珥、金麟厚、李珥、成浑、金长生、赵宪、金集、宋时烈、宋浚吉、朴世采共 18 人。计新罗朝 2 人、高丽

朝 2 人、李朝 14 人。公元 1600 年建于汉城的文庙和公元 1601 年建于开城的文庙都十分宏伟壮观。此外地方上也建有文庙，只是规格略低于中央所建而已。李朝京城的文庙碑文便讲李朝“大而国学以至术序皆有夫子庙。”③关于李朝的祀孔情况，史书有详细的记载：“祀以仲春仲秋上丁日，币用黑，牲用騂牛一、羊一、豕四、笾豆各十、尊实六、乐用雅部，舞用六佾，王冕服酌献出，易翼善冠衮龙袍还宫。”④朝鲜除文庙外，还仿中国建启圣祠。这都反映了李朝对孔子的崇拜及对儒学的推崇到了何等程度！而孔子思想在维护李朝长达 500 年的统治中也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李朝太宗九年，立于京畿道京城府崇三洞经学院的文庙碑，便记述了孔子思想在朝鲜的作用，及李朝群臣对孔子的尊崇，碑文云：“圣莫如夫子，师莫如夫子。大而国学以至术序皆有夫子庙。夫子巍然当坐，门人弟子列配左右，历代群贤从享两庑。天子以下，北面跑拜，礼视师生，⋯⋯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夫子也，于是有三老五更之礼，于是有成均造士之法，学校之制始如大备，而群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大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经，皆由此出。夫子之道益尊于万世，夫子之泽益流于无穷，如天地之无不覆载，如日月之无不照临⋯⋯”①。

① 《世祖实录》卷三十七。

② 《增补文献备考卷二百四·学校考·文庙》条。

③ 见《朝鲜金石总览》下，第八五一页。

④ 《小方壶斋舆地从钞·朝鲜杂述》。

① 见《朝鲜金石总览》下，第八五一页。

李朝的学校教育。为了以儒家思想来培养官吏，李太祖即位后便很注意儒学教育，并因袭高丽末期的学制，由中央设最高教育机构，仍称成均馆。李定宗时成均馆下设五部学堂，即将京城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各设学校一所。后北部学堂废止，只剩四部学堂，即四学。地方上，太祖即位元年（1393 年），即命诸道按察使以学校兴废作为考课地方官政绩的依据，因此，全国府、牧、郡、县无不设立乡校。官学之外，各地又有无数书堂，用来教育一般平民。子弟 7 至 8 岁入书堂，学习汉文和习字，15 岁入乡学，攻读数年，如科举及第，取得生员、进士称号，便可进入成均馆，若文科考试又能及第，便取得做官的资格。而这一系列学校开设的都是儒学课程，内容都离不开四书、五经。李朝的儒学教育中，特别注重用封建伦理和礼仪进行礼俗教育。进行这种教育不仅只为培养掌握儒家治术的官吏，同时也要使社会上出现更多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从而以儒家思想来移风易俗，改造和稳定整个社会。李太祖即位，即颁发教令，以十二事晓谕军民，其中之一便是褒奖忠孝节义，令曰：“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关系风俗，在所奖劝。令所在官司，询访申闻，优加擢用，旌表门闾。”①在礼俗教育中，《小学》是基本课程，还有《孝经》、《明心宝鉴》等补充教材。除这些中国教材外，结合朝鲜现实情况，还自编了《礼记浅见录》等书。有“海东尧舜”之称的李世宗，对礼俗教育最为重视，公元 1420 年，置集贤殿，集合名儒 20 人讲经论学，先后命撰《孝行录》、《五礼仪》、《礼记大文谚读》、《春秋经传集解》等书。为了使礼俗教育广为普及，还辑录“历代及本国忠臣孝子烈女，所行卓异者，裒撰成书，名曰《三纲行实》，译以方言，广颁中外，使妇人小子，无不晓解”②。《三纲行实》共收录忠、孝子、烈女百余人的事绩，让人们效法，恐文化低的人看不懂，特附其图形，名《三纲行实图》。整个李朝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学到私学，以至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都强调儒家的礼俗教育，仅此一时期编著的札书就有四五十种。李朝这种整套的儒学教育，使儒家思想在李朝广为普及，社会风气发生很大变化。《朝鲜志卷上·风俗》中便记载李氏朝鲜“崇尚信义，笃好儒术，礼让成俗，柔谨为风”。当时全国到处都可以听到诵读儒经的声音。大凡读书之人皆是儒者，所读之书据史书所载：“士皆先读《资治通鉴》、次读《小学》，再则四书、五经，再则为文赋诗。”③当权者议政言必称孔孟，民间谈论伦理道德也必以四书、五经为依据。
李朝的选士制度。李朝为了保证儒学的统治地位，不仅兴办儒学教育以养士，而且还以儒学为标准来取士。构成李朝封建国家主要官僚阶层的是文官和武官的所谓两班官僚，所以选拔文官和武官的文科和武科便最受重视。文科考试的科目主要是儒经的解释，还考有关现行政策的论文——对策，以及各种形式的汉诗文。李朝把儒学思想作为统治思想，重视儒家经典的考试是必然的。与文科考试密切相关的是生员试和进士试，也是以儒学作为主要考试内容。生员试以解释儒经为主，合格者称生员。进士试以作汉诗文为主，合格者称进士。生员与进士再参加文科考试，合格者便可得官。如殿试第一名为状元，可授从六品职，第二、三名为榜眼、探花，皆授正七

① 《太祖实录》卷一。

② 《朝鲜志卷上·风俗》。

③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朝鲜杂述》。

品。为录用武官而进行的武科考试，除考兵学、弓术、骑术等以外，也考儒家经典。由于儒经是文武两科考试的共同科目，这就更加巩固了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诸生徒习儒经，以为进身之计，儒学成为当时最有权势的学派。当然，此时的儒学已非原始的孔子思想，而是朱熹的理学学说。朝鲜自己也出现了许多大理学家，有名的李退溪世称“海东朱子”。朱子学支配下的李朝学术界，五百年间很少有人敢唱异调，如有反对朱子学说者，立刻就受到排挤、惩罚，甚至还有生命危险。就连阳明学也被斥为学问不纯、心术不正，而不能立足于学术界。为了扩大科举制度的影响，李朝给及第者以极大的荣耀。史书记载：文科，“凡新中者，出游，排列鼓乐，以红绫裹一轴，仆从持之，迅走于前，若为引道投报者然。”①武科，“凡中者，亲友贺之，以墨画中者之面目，并涂画其衣，而裂其冠掌，使出游街。其文士之少年新进亦或有如是涂画以为荣者。”②清人所辑《朝鲜志卷上·风俗》中也说：“凡中科者，殿庭唱榜，御前赐酒，赐花与盖，优人呈戏，鼓吹前导，三日游街取荣之。若幸学试取，即日唱榜者拜赐鞍马袍笏，尤以为荣。”还说：“中文武科者，赐恩荣宴，其亲存者，则令所在官给酒乐以荣之，名曰荣亲宴，殁则设祭，谓之荣坟。中第一名者赐米。”真是一人登第，全家升天，连死人的坟墓也成了“荣坟”。登第既然如此荣耀，所以士子们竞相学习儒学，以求以科举为进身之阶，获取一官半职。这样儒学便不仅通过学校而且通过科举控制了李朝的政治和思想。

儒学著作的广泛传播。为了方便儒学的学习，李朝还大量印刷儒经。公元 1403 年，太宗对左右说：“凡欲为治，必博观典籍，然后可致格治修齐治平之效；然书籍甚寡，故欲铸铜为字，印行所得之书，以广其传。”于是设铸字所，铸铜字印儒经。李朝自己能铸字印书，儒经便大为增多起来。史载公元 1489 年李朝颁《四书》、《五经》及诸史于诸道；公元 1665 年又颁

《四书》、《性理大全》、《资冶通鉴》等书于咸镜道；公元 1736 年又刊行谚译女四书，这都为传播儒学提供了有利条件。朝鲜印刷的儒书甚至还远销国外，公元 1691 年日本人便曾到朝鲜来购买儒书。为了得到更多更好的儒

书，李朝还常从中国输入，公元 1433 年明朝皇帝曾赐《五经》、《四书》、

《性理》、《通鉴纲目》诸书给朝鲜（《明史·外国传一》）。一些朝鲜学者和使臣也常来中国买书，如公元 1808 年朝使便曾赴清采购经史及醇儒的文

集。此外李朝还不遗余力地从民间征求图书。李朝中宗十年（公元 1515 年）曾下令民间如有遗经逸书，“皆令来献，予当厚赏”①。这就使一些在中国已佚的儒书而在朝鲜得以保存下来。而且据中国版本学家陈国庆的研究，朝鲜本（古时称高丽本）之汉文书籍版本是外国所刻汉文书籍中最好的本子。他援引孙从添《藏书纪要》（第二则《鉴别》）中的话说：“外国所刻之书，高丽本最好。五经、四书、医药等书，皆从古本。凡中夏（即中国）所刻，向皆字句脱落，章数不全者，高丽竟有完全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