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的教育理论与实践

①马丁·路德的教育活动。马丁·路德（公元 1483—1546 年），16 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出生于德国东部图林根地区埃斯勒本镇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受到严格的宗教教育，学习使徒信经、十诫、主褥文和赞美诗等。公元 1488 年，进入曼斯菲尔德的一所拉丁学校学习。与当时许多学校一样，该校盛行体罚和严酷的训练。这种经历对路德日后形成其教育思想具有直接的影响。公元 1497 年，进入马格德堡一所由“共同生活兄弟会”开办的学校接受教育。兄弟会学校的办学经验对路德教育思想同样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公元 1501 年，路德进入德国当时最为著名的爱尔福特大学，阅读了西塞罗的《论演说家》、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等大量古罗马作家的著作，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公元 1502 年，路

德获学士学位。公元 1505 年，以 17 人中名列第二的成绩获硕士学位。公元

1505 年 7 月 17 日，进入爱尔福特的圣奥吉斯丁修道院，成为一名修士，从

此开始了他的神职生涯。公元 1512 年 10 月，获神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

维登堡修道院副院长及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公元 1515 年，路德升任图林根

地区 11 所修道院的区监督。

公元 1517 年 11 月，为反对罗马教皇在德国推销赎罪券，路德发表《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开始了宗教改革的事业，公元 1520 年，罗马教皇发布开除路德教籍的上谕，宣布路德学说为“异端”。

同年 8 至 10 月间，路德先后发表了史称宗教改革三大论著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基督徒的自由》，猛烈抨击罗马教皇和教廷的统治，全面阐述了他的宗教、政治学说，同时初步提出了关于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改革的见解。

从公元 1524 年起，路德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他坚决反对德国一些地区的农民起义，公开号召贵族镇压农民起义。与此同时，路德也从事了一定的教育活动。他亲自参加了公元 1527 至 1528 年对萨克森邦教会和学校状况的调查。这次调查被有些教育史家认为是教育史上第一次教育视导。此外，路德用德语翻译了《伊索寓言》、《圣经·旧约全书》，还写作了《祈祷术》等宗教文献，这些对以后德国新教学校的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路德一生写了大量著作。公元 1883 至 1948 年间，德国魏玛出版的《路

德全集》达 83 卷。其中与教育有关的主要有：《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论送子女人学的责任》等。

在西方历史上，路德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发动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并创立了新教路德宗。但是，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思想。对近代德国乃至整个

欧美教育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因而，在西方教育史上，也具有崇高的地位，被西方教育史家奉为“最伟大的教育改革家”、“世界性的伟大教育家”。

②《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公元 1524 年公开发表。全文的基本思想内容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对天主教会控制下的德国学校教育现状的指责，一是对“新”教育（即符合路德理想的教育）的设想。

对罗马天主教会控制下的旧教育的抨击，既是路德对罗马教廷声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其教育思想的现实出发点。路德尖锐地指出，由于旧学校盛行体罚、机械训练和枯燥的教学方法，因而使学校成了恐怖的场所、成了监狱、地狱和炼狱，学生则成了“殉难者”。他认为，在这样的学校中，学生不可能学习到任何知识。他特别指出，在旧学校中充当教师的僧侣们根本不适于做教育和管理学生的工作，因为他们不仅不懂正确的学习和教学的方法，而且对最基本的学习内容都一无所知。其次旧学校所传授的内容都是空疏无用的，因而使过去受过大学和修道院学校教育的人，只能成为蠢人和笨蛋。再次，旧学校内的风气非常腐败、恶劣，只能起到败坏青年人道德的作用，鉴于上述，路德甚至主张，宁可让青年无知，也不让他们到旧学校中受“教育”。

他对当时的大学教育尤为厌恶。认为自从上帝创世以来，大学是最邪恶的事物，只配扔进灰尘里。路德对大学教育的指责，既有符合实际的一面，但也有基于宗教偏见的一面。文艺复兴运动使古典、人文学科成了重要的教学内容，亚里斯多德的一些著作成为大学的教科书。由于把亚里斯多德学说引进到大学，事实上形成了理性与信仰并重的局面。而在路德看来，信仰与理性是互不相容的。理性是信仰最大的敌人。因此，他指责亚里斯多德是“自命不凡”的野蛮人，传授亚里斯多德学说的大学是“凶手的魔窟”。

路德虽然猛烈地抨击现存的教育机构，但他也同样地反对当时一些人所提出的拆毁大学的激进主张。他所再三强调的是，对旧学校进行彻底的改革，以便把它们变成真正的基督教学校。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的原理和具体的设想。

第一、论教育的目的与作用

作为宗教神学家，路德对教育目的的论述是以其神学观点为依据的。根据路德的思想，人类生活的最高目的在于使灵魂得到拯救。这同时也就是他所主张的教育目的。路德认为，一个基督教徒之所以要接受教育，是因为教育是通往天堂的最直接、最容易的途径。通过教育，培养对神的虔诚信仰，从而使灵魂得救，这正是教育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在这方面。路德的思想与中世纪天主教的正统观念并无区别。

但在强调教育的宗教化目的的同时，路德也强调教育的世俗化目的。根据政教分离、君权独立的政治观点，路德认为，教育应当为世俗政权服务，并致力于为国家培养良好的公民，培养有为的教士和政府官员。这同样也是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显然，路德的教育目的是二元的。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见解又不同于中世纪的观念。

路德特别强调教育对世俗政权的重要作用。他批评当时一些君主只注重修筑城堡、购买军火，而忽视兴办教育的做法，认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最有效的方法并不是军备，而是人才培养。一个国家只有拥有有才能、有学问、聪明和正直的公民，才能真正长久地确保国家的安全，保卫国家的

财富。而人才需要培养，人才的培养需要学校和教育。因此，要使国家兴旺发达，教师和学校是必不可少的。国家应当像重视军备那样来重视教育事业，使教育成为国家的事务。

第二，论教育的管理权。从中世纪以来，西欧各国教育事业的管理权基本上为教会所垄断。到 16 世纪，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世俗政权与教会的权力斗争日趋激烈，并逐步反映到教育领域。面对客观形势变化所提出的要求，从“君权至上”的思想出发，路德明确主张，应当由国家政权掌握管理本国教育事业的权力，负责开办学校、任命教师、提供经费。他尤其强调由那些自由城市来管理学校，这是因为：①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城市一直独立于罗马教廷行使开办学校的权力；②这些城市比各诸侯国更多地独立于教会的影响；③这些城市有力量开办、维持学校。

更为重要的是，路德明确提出，国家政权应当把兴办学校、管理教育，作为自己的重要责任，像对待征税、征召兵员那样，来对待教育事务。

第三、关于教育体制的构想。路德所设想的教育体制主要包括家庭教育、初等教育、拉丁学校、大学这 4 个阶段。

首先，家庭教育。路德赋予家庭教育以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家庭是教育的基础力量，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必要基础。不仅如此，良好的家庭训练还是良好政府与社会福利的前提。因此，他主张在儿童进入国立初等学校之前，就应在家庭中，由父母负责对其进行教育。

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路德要求父亲经常性地向子女讲授《教父问答》，每周至少进行一次考问，以使子女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关于道德教育，路德主张以《圣经》、《伊索寓言》等为主要教材，以培养爱上帝、敬神、正直等道德品质。

其次，初等教育。路德主张，当儿童成长到一定年龄，就应当进入国家开办的初等学校接受教育。在他看来，由于父母没有能力或没有时间对自己的子女进行教育，使他们受到彻底的训练，因此必须把他们送到学校，即使父母能够让自己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也应该让他们接受学校教育，否则就是浪费时间。

初等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是宗教，基本教材是《圣经》。此外，语言、艺术、历史、音乐、体育等，都是初等学校的重要科目。路德非常重视语言的教学，他认为，上帝的福音是通过语言为人所知的。因此，学习语言对于学习《圣经》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如此，语言的学习对于世俗政府也有重要的意义。关于历史教学，路德认为，历史在反对罗马教廷统治的斗争中，具有巨大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理解道德、人性的手段。通过历史教学，有助于使学生理解国家、城市和君主的经历，获得智慧和判断力，从而能够明辩是非。

路德高度重视音乐在学校课程中的地位。他认为，音乐是仅次于神学的、神的美丽而神圣的礼物。音乐也是一门最好的艺术。通过音乐教育，有助于培养虔诚的信仰、从而达到教育的基本目的，也有利于造就优秀、聪明的人。

最后拉丁学校和大学。拉丁学校是中等教育机构。路德主张，从初等学校的学生中，选拔出有培养前途、有才华的优秀学生，让他们在拉丁学校继续深造，以培养教师、教士。

大学是高等教育机构。它的学生主要来源于拉丁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教会和国家未来的领袖。

拉丁学校和大学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语言、修辞学、文法、历史、数学、自然科学、音乐、体操等。

路德主张，在拉丁学校和大学中，应当设立优良的图书馆和其他必要的教学设备。他建议在图书馆中，收藏各种与宗教有关的书籍，以及语言、艺术、科学、法学、医学等方面的书籍。

《给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的信》中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对德国等新教国家，乃至整个欧美近代教育的发展，曾经产生了极为深刻、广泛的影响。

路德所提出的教育的二重目的（即宗教化目的和世俗化目的），相比中世纪的教育目的，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它标志着从中世纪教会教育向近代国家教育的过渡和转变。这个思想对 17 世纪捷克伟大教育家夸美纽斯具有重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路德所提出的由国家管理教育事务的思想，反映了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客观需要，为西欧近代的教育国家化趋势，奠定了思想基础，对德国、美国等国的公立学校与教育立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学校系统，特别是普及初等教育的主张，不仅对夸美纽斯等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具有影响，而且直接指导着 16 至 17 世纪德国各新教邦初等教育的发展。正是在宗教改革的运动中，产生了最早的、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初等教育。路德对语言教学的重视，对以后近两个世纪中德国教育、特别是教学理论的研究，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对德国教育家拉特克的教学法研究的影响，尤为直接。路德对音乐教育的论述，对以后几个世纪中德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从路德开始，德国学校形成了深厚的音乐教育传统。正因为它对近代西方教育发展的重大影响，《给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的信》被现代西方教育史家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教育论著之一。

该书同样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其一，路德所提出的教育二重目的以及以宗教为教学主要内容的思想，对以后西欧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与近代西方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是相背离的。其二，路德对现存学校的责难，虽有合理之处，但由于宗教的偏见，他的责难有很大的片面性。这对合理地继承以往的教育遗产，是不利的。

③伊拉斯谟与路德之比较

伊拉斯谟和路德是欧洲中世纪后期的两位巨人。一个是人文主义泰斗，另一个是宗教改革的领袖，二者既有相同处，又有不同点。二者的关系体现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的辩证关系。

第一、伊拉斯谟和路德虽然同为人文主义者，但二者在对罗马天主教的态度、斗争方式和斗争目的等方面，是截然不同的。

伊拉斯谟学究气十分浓厚，特别是在《圣经》的研究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参照几部比较接近于《新约》原文的希腊文手稿，发现了罗马官方钦定的哲罗姆通俗文本在内容和语言上都有错误。他经过考订、增删、评释，于公元 1516 年出版了较为精确的希腊文《新约》。并附有自己的拉丁文译本，使学者们极感兴趣。他被称为第一位《圣经》学者。他研究《圣经》的出发点在于利用早期基督教的精神维护传统的信仰，陶冶人们的宗教感情。不过，他的译本是拉丁文，距民众甚远，其影响仅限于学术界。

正由于伊拉斯谟的学术研究的方式，对罗马天主教会采取温和的批判态度，而且其影响范围仅限于社会的上层和知识界，未深入广大群众之中，更没有形成全民性的运动，对罗马天主教会未构成威胁，所以，他与罗马教廷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和谐关系。

在政治思想上，伊拉斯谟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他试图以天下为己任，消除了民族和教派的偏见。他一生漫游四方，居无定处，广交要友，堪称一位世界公民。他几乎同当时所有著名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有过交往。而且，他还和各国王公贵族和教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亨利八世希望他留居英国，德国皇帝查理五世在帝国议会里赐给他一个席位，维也纳当政者赠给他一份养老金，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邀请他到巴黎作客，罗马教皇打算授予他副主教职衔，数所大学聘请他任教和从事研究。但他都一一谢绝了。他不想做哪一人的臣民，而以四海为家，按自己的方式自由自在地生活。他的这种政治思想有利于罗马教廷阻挠西欧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罗马教廷恢复在基督教世界的霸权地位。

路德正好与之相反，他没有学究气，而十分注重实践，正视现实，把人文主义应用于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去。

在对待教会的态度上和斗争方式上，也与伊拉斯谟不同。路德从教会内部变革基督教，并与罗马教廷公开对立，另建新教派。因此，他给予教皇体系的打击，比任何一位人文主义者都严重得多。

从政治思想上看，路德与伊拉斯谟也完全不同。他在《致德国贵族书》，

《论罗马教皇权》和《论俗世权力》等文章中，集中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他主张建立一种圣君贤臣式的君主制。他对阻碍这种君主制建立的势力即罗马教廷和封建割据势力，进行了无情地鞭挞。他称教皇是“德意志的太上皇”， “最大的盗贼”和“杀人犯”；称德国的贵族是“人民的绞刑吏”，他们的“所作所为比强盗和无赖还不如”。他的这种政治思想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基础之上的。以后，他所提出的宗教政治纲领，也是着眼于德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这些大目标之上的。

路德不仅有政治理想，而且还面对 16 世纪的民族使命，提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较少空想的高调和乌托邦色彩。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宗教伦理观念来对待政治问题。例如，他不象伊拉斯谟那样盲目地谴责一切战争，相反，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号召基督教徒积极参战，勇敢地大量地杀伤敌人，并把此种行为视为善举。

第二、不同的道路和结局

世纪的德国需要进行一场市民资产阶级革命，以完成德国的统一，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而这个革命是以宗教改革的形式进行的。路德的宗教思想和政治主张，正好迎合了时代的需要。因而，他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并成为一员勇猛的革命斗士和伟大的民族英雄。

路德出身于农民矿工家庭，他那热情奔放的农民性格，叱咤风云的战士品性，像火山烈焰一样炽热的爱国热情，铸造了他那革命斗士的高尚品格。他嫉恶如仇，敢于同罗马教会短兵相接，进行白刃战。他蔑视宗教权威，把教皇称之为撒旦的行尸走肉，把教皇的信件视为粪便，把主教视为伪君子和无知的猴子，把罗马天主教僧侣视为上帝光环边的跳蚤，即使倾莱因河之水也难以洗濯这些人的罪孽。

路德披荆斩棘，扫荡前进道路上的一切绊脚石。他不仅把教皇党徒鞭笞得体无完肤，而且对那些阻挠改革的封建诸侯也毫不留情。当某些诸侯禁止出售他编译的德文《圣经》时，他便于公元 1522 年奋笔写了《论俗世权力：应服从的限度》一文，痛斥了诸侯们这一倒行逆施的行为。路德不愧为刚直不阿、勇猛顽强的革命斗士。

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把路德推到领袖的地位。他不负众望，高擎民族爱国的旗帜，沉重地打击了罗马教廷，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民族独立，并创立了新教派即路德教。路德为德意志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得到德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和爱戴，成为名垂青史的伟大的民族英雄。

伊拉斯谟却与路德走了相反的道路，最后落了个可悲的下场。

伊拉斯谟虽然也曾揭露过天主教会的种种劣迹和弊端，但他并不想彻底抛弃它，只希望改良它，因而，他至死都未脱离天主教会的怀抱。他为了取乐于罗马教廷，竟然认友为敌。例如，德国人文主义者和爱国诗人胡登，本来是伊拉斯谟的好友，只因胡登曾批评过伊拉斯谟对宗教改革持冷漠态度，因而，伊拉斯谟对胡登耿耿于怀。胡登在公元 1523 年骑士暴动失败后，带重伤逃到巴赛尔，向他求援。他借口火炉不够暖和而拒绝收留胡登。胡登一怒之下写了《忠告》一文，指责伊拉斯谟为胆小的变节者。他立即写了《伊拉斯谟对胡登诽谤的反驳》一文作答，并致书苏黎世议会把胡登驱逐出境。结果致使重病缠身的胡登流亡他乡，不久死在一个荒岛上。

更有甚者，公元 1524 年 11 月，伊拉斯谟在教皇克力门七世的怂勇下，写了《论自由意志》一文，与路德进行公开论战，妄图阻遏宗教改革运动。路德的唯信称义说，突出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给予人的，所以人的行为、

圣礼、教士等，在人的得救上是多余的。路德企图通过彻底取消教皇体系的革命方式，建立一种完全以个人信仰为基础的精神教会，实现其精神自由的理想。伊拉斯谟反对路德的观点，认为路德的这种精神自由论，会使人类对自己的罪孽不负责任，从而引起伦理的败坏。为此，伊拉斯谟主张，人有自由意志。人的这种自由意志不是为了限制上帝恩典的意义或怀疑它，而是为了强调人的行为对上帝的责任。他鼓吹，要利用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振兴教育和道德、革除时弊。他的这种理论有利于罗马教会的救赎论，即行善得救，并在实践上帮助了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反对营垒对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的围剿。由于他与罗马教廷同流合污，结果使他由一个革命的人文主义者蜕化为逆革命潮流而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