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学”主义教育思潮的特征

中国古代历来是重视文字教育，而鄙视一技一艺之能的；儒者每以性天道德为形而上者，而不言有裨于国家和民生的“事功”。利玛窦到中国后，便发现了中国士大夫的这一特点：“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的（指通过科举作官），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象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① 人才的选取制度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德贵而才贱。而追溯此价值观念的历史根源，则渊源于孔子。孔子明言“君子不器”，即不屑于一技一艺的掌握。故樊迟请学稼，孔子便讥之为小人而非君子。至董仲舒（公元前 179—

前 104 年），便将孔子的“可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一内容都摒弃，以为这是“惑后进”之“不急之言”。发展至程朱理学，更是汲汲求于性命之学。而只有在明末清初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步而清醒的爱国志士，铭记亡国切肤之痛，注重实际效用与事功，才对传统的“贵德贱才”之说提出了挑战，以为学一艺、行一事亦不失为儒者，关键在于有用，即要有治国平天下之功效。

首先，“实学”主义教育家们指出：宋儒之所谓“正其道不谋其利，明其义不计其功”，是违背孔孟之道，亦是不以天下为己任的。

在启蒙教育思想家看来，真正的孔孟之学，皆是“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①，而宋儒之理学，是忘“民物”，而有悖于真儒学。因为，儒家之圣贤皆有功于天下，如舜使有苗族归顺，汤定夏之天下，文王、武王平定商朝，大禹治水，孔子欲复周代制度、礼仪，荀子言兵，诸如此类，皆说明儒家之为贵者，正是建功立业，是要能“定乱、除暴、安百姓”②。然而，“自宋以来，圣言大兴，乃从事端于昔，树功则无闻焉”③。而大部分知识分子便不以“经天纬地”为儒者之学，却“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他们或高谈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之阔论，而“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④。鉴于此，李塨以宋明学者皆“病忘”，即病于“伏首诵读而忘民物”，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一旦大难当前”，即使是品行高尚者，虽有报国之心，却“半策无施，惟拚一死”。这是于忘“民物”之外又“并忘其身”为国家之大治，为百姓之大安，李塨便“摭纪世大略”，著《瘳忘编》，以治疗知识分子忘民物并忘其身之病，而复兴真儒学。

其次，实学教育思想家更进一步提出：才艺事功为道德之本。黄宗羲说：

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事功而不出于道，则机智用事而流于伪；道不能达之事功，论其

①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五章。

① 《黄梨洲文集·今水经序》。

② 唐甄：《潜书》上篇上《辨儒》。

③ 同上。

④ 《黄梨洲文集·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

学则有，适于用则无，讲一身之行为则似是，救国家之急难则非也，岂真儒哉！

这是说，道德与事功是一致的，若言有道德而却不能救国家之急难，则不是真儒。空疏的道德是亡国的祸因：“国多孝子而父死于敌，国多悌弟而兄死于敌，国多忠臣而君死于敌；身为仁人而为不仁者虏，身为义人而为不义者虏。”①这是明亡之状的真实写照。这时期的爱国知识分子，目睹这乾坤之祸，既痛且惭，故皆对传统的教育从理论到实践作沉痛的反思。他们深刻认识到：若仍承宋明理学之遗绪，不言事功，则使天下百姓或死于饥馑，或死于兵革，或死于虐政，或死于外暴，或死于内残，则又何德之有！明理正道的体现，即在于事功。大禹治水即思安澜，周公制礼乐即期太平，子为父尝药即思其愈，臣为君敌忾即求其胜。因而，必须讲礼乐兵农、射御书数等实学。大而言之，舍事功而讲道德，是将“天地山河忘类泡影，万物百姓遗等刍狗”，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塗毒。小而言之，若空谈德性，视才艺为贱，而使农不种田，工不制作，以致子不能养其父，弟不能养其兄，又如何有忠、孝、悌之德？故德以才见，无才以建事功，则德亦亡矣。与其整日诵读程朱之书，坐谈性天，静观良知，“不如成一才，专一艺，犹有益于治”。

要之，这时期的启蒙教育思想家的价值观念是：学贵有用，艺即圣学；德以才见，若无才而徙言德，实际上是无德行者。

以这样的价值观念指导教育，实学主义教育思潮有其不同以往的如下特点。

①“教必著行”

明亡后，天崩地裂的刺激，使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意识到，知与行孰先孰后，直接关系着民族危亡、国家治乱。顾炎武曾痛切地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①！

尚虚浮，去六艺；处处谈性，人人论天；静坐内视，存心养性；这便是有明一代之学风，亦是为宋儒以来的“知行观”所误。所以，启蒙教育思想家赋“格物致知”以唯物主义的新内容。

黄宗羲以“格”为“通”，而“致”为“行”，以“行”补救“空疏穷理”的“知”。他说：“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②颜元则说：物为知之体，知必依赖于物而存在，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而所谓“格”，是“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格”，即“行”的意思，以手“实做其事”之谓也。而“事”，无他，即“孔门六艺之学是也”。针对宋儒以读书穷义理和静坐反省为致知

① 唐甄：《潜书》下篇下《全书》。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

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之途径，颜元、李塨皆疾呼读书静坐病天下、祸生民之烈，要士子从文墨空静的书斋中走出来，参加社会实践。而以“六艺”为主的教育内容，亦决定了教学方法必须贯彻“习行”之原则。六艺之实学的内容，就是要求学者能重实践。为纠正其时之浮虚风尚，颜元甚至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所以，他强调“习行”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以为由行致知；如果不亲手去做一番，则不可能掌握真正的知识。而“行”，亦是检验“知”的标准，即能够学以致用的知识，才是真知。

王夫之更是从哲学的高度，深刻地阐述了知与行的关系。他认为，“知” 是“洞见事物之所以然”，而“行”则是“知”的基础。“格物穷理”之学，必须“以行为功”。因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不能“离行以为知”。即是说，获知的途径是力行实践，惟有力行后才能获得真知；而亦惟有通过力行实践，才能试验所获是否真知。故“格物致知”，“格物”即力行，由“行”而“知”，更由“行”而检验“知”之真伪。诚然，书本知识是重要的，所谓“贵于能知”，即此之谓也。但是，辩真伪、判得失，其最终工夫，仍在于“行”，故离“行”而无“知”。并且，“知”与“行”是相辅相成的，即由书本而实践，再由实践而上升为理论。因而，就认识的基础和来源说，行先而知后；但就认识的功能和作用说，则“知”可以指导“行。”

以这种唯物主义的知行观指导教学，从教学内容上言，则意在指出：不惟书本知识是“知”，凡身所阅历者皆“知”，而读书阅史，则是扩充闻见之所未及。闻见之知与书本知识相互补充，这就是颜元所谓的须“见之事”、“征诸物”。

从教学方法上言，则要求力行。程朱理学言知行，其“知”是封建的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而所谓践行，是指本身的道德践履。而王夫之、颜元等人的“知”，除了道德修养之意外，还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诸种实学知识。这就要求教学方法必须着力于“行”。因为，天文、地理、农田、水利、兵法等实学知识的获得，皆不是“读得出来，口会说，笔会做”即可言得，而须是从“身上行出”如运用仪器观测天象、实地测量等。这首先是将其“知” 的意义与程朱理学之“知”划清了界限；其次是指出，科学知识和技艺的获得，不同于对理学义旨的领会，静坐冥想或由书本到书本是不行的，一定要“亲下手一番”、“犯手博弄”，才能真正掌握。所以，颜元自言著《存学编》的主旨，是在说明：“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在“身实学之，身实习之”。

启蒙教育思想家“教必著行”的观点，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很深的意义。

首先，是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某些规范。传统教育是以文字为内容，以诵读为主要教法。教必著行，是由于西学的传入，使人们意识到学习、研究自然科学的必要性，从而更改了传统的价值取向，以一艺一事即圣学。而科学知识和技能，须藉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才能获得。以行统知，从教育目的论上说，是为了培养能干实事的人才，从认识论上说，实践是获知的唯一途径；从教学效果说，亲手做一番较死记硬背更有成效。

其次，教必著行，孕育着近代教学理论。所谓“格物穷理”之学，理学家创之以为修身养性之用，而明清之际的启蒙教育思想家却将之纳入科学领域，以“格”为实验、习行，“理”则为自然科学之理，格物或格致之学，在某种特定范围中，即指自然科学。在西学东渐之际，明末清初的启蒙教育

思想家，即以新兴的自然科学之理代替陈腐的理学家之理，揭开了近代教育思想的序幕，为中国传统教育内容的革新，准备了一定的思想武器。

再次，教必著行，从方法论上说，是科学的。传统的治学方法是注重家法，囿于师承。提倡教必著行，是要求学生通过“行”，由已知而探赜索隐，求得未知；并由“行”而检验、纠正书本知识，以新知补充旧知。这就是近代科学的治学方法。

总而言之，清初崭新的知识论，总结和批判了历史上的知行观，在开拓知识领域、调整知识结构的基础上，重实践，讲实验。在哲学史上，此期的唯物主义知行观，达到了以往从未有过的高度；在教育史上，则开新教育和教学理论的先河。

②努力开拓知识领域。启蒙教育思想家认为，教育内容不能限于六经典籍，而一切“当世之务，俱宜练习”①。何为当世之务？这不止古代之六艺， “凡古之专家伎术，如天文、形胜、兵农、水利、医药、种树、阴阳伎巧之类”②，皆切于世用，不可不讲。即是说，“经世致用”之实学的范畴，当上自孔孟之道，下至稼圃医术，宗旨是“学贵实效”，要求学生能运用所学的知识，去“开物成务，康济时艰”③。如朱之瑜（公元 1600—1682 年）的学问主旨是“经邦弘化，康济艰难”八字。顾炎武则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文，指应学习的知识范畴，是“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耻，即耻于做八股，而担起“国家兴亡”的“匹夫”之责。故其学之纲要，乃为明道救世，主张“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同上，卷四《与友人书三》）。王夫之亦要求士子研习“天人治乱、礼乐、兵刑、农桑、学校、律历、吏治之理”。（王夫之《噩梦》）而颜元则借“六府”、“三事”、“三物”之旧名称，标举其反传统的实学内容。

所谓“三事”，指《左传》上说的“正德、利用、厚生”之事；“六府”，亦《左传》所言“金、木、水、火、土、谷”；“三物”，即《周礼》上的六德、六行和六艺。这貌似复古而无新内容，但究其内涵，则充分显示了颜李学派对传统儒学的批判，揭示了他们崭新的知识观。李塨解释“六府”说：

言水，则凡沟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鹾榷诸统之矣；言木，则凡冬官所职，虞人所掌，若后世茶榷、抽分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火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言金，则凡冶铸、泉货、修兵、讲武、大司马之法统之矣；言土，则凡体国经野、辨五土之性、治九州之宜，井田、封建、山河、城池诸地理之学统之矣；言谷，则凡后稷之所经营，田千秋、赵过之所补救，晁错、刘晏之所谋为，屯田、贵粟、实边、足饷诸农政统之矣①。

可见，六府之事，实际上是包括了农、工、商、兵及治世之道等诸种学说。而所谓三事，正德即正此金、木、水、火、土、谷之德，利用即利此金、木、水、火、土、谷之用，厚生即厚此金、木、水、火、土、谷之生。在三物中，颜元于“六艺尤致意焉”。李塨又进一步阐明颜元的经世之旨，以为“行习

①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前集卷十八。

② 同上书，后集卷十。

③ 李塨：《二曲全集》卷七。

① 李塨《瘳忘编》。

六艺，必考古准今”，立足点是在“准今”，还“可参以近日西洋诸法者也”。即除了传统的实学外，还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便显示出不为古制所束缚的勃勃生气。

③重视实用科技。西学的传入，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天文、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兴趣，他们吸收西学，并将其运用于生产实践。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对西洋科学的研究和介绍，邢云路等科学家在天文历数方面的成就，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以及《徐霞客游记》等书，都展示了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大自然探索的成果。这一切，皆为教育内容的更新、实学的讲求及提倡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提供了基础，亦是早期的市民阶层意识和启蒙思想形成的条件。所以，清初“经世致用”之学的提倡，一个很大的特点，即是对自然科学的关注。

明末徐光启的“以数学为宗、重经济物理”的教育内容新范式，深刻地影响了清初教育家的理论主张。如陆世仪明确地说：数学是其他各项实学的基础，“凡天文、律令、水利、兵法、农田之类，皆须用算学者”。因此，不能将数学仅视为是古代六艺之一，因为这是一门“似缓而实急”的学科，如果“不知算”或“虽知算而不精”，皆“未可云用世也。”同时，他也积极吸收西学中的精华，说：“西学有几何用法《崇祯历书》中有之，盖详论勾股之法也。勾股法，《九章算术》中有之，然未若西学之精。”①从此言中，可看出徐光启思想的影响。明末对西洋科学的介绍，虽然是些微而不足道，但陆世仪这样的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则从《崇祯历书》中窥见了西方科学，接受了徐光启“数学乃实学之基”的观点，并认为自然科学知识的范围不当囿于传统的六艺，还当学习精于中国传统学说的西方科学。

而顾炎武之弟子、梅文鼎之学友潘耒（公元 1646—1708 年），更是以数学为经世致用之实学。他说：“数虽居艺之末，而为用甚钜”。“测天度地，非数不明，治赋理财，非数不核；屯营布陈，非数不审；程功董役，非数不练。”①若能熟练地掌握这门知识，则于其他诸项实学（工、虞、水、火），无所不能；措诸政事，则无不如志。潘耒尤推重民间历算大师梅文鼎等人，以之精研天文历数，正是学行醇笃的儒者所当为之事；更主张天下知识分子象梅文鼎等人一样，覃精自然科学。而此时所当学习的数学，不惟是中国的古算经，还须包括西方的科学书籍，如《几何原本》等书。学生通过古算经、西洋诸书及梅文鼎等人的数学著作的学习，兼通中西，达到“因数以知法，因法以悟理”的境界，从而复兴数学。倘若数学能复兴，则学校中所培养的学生便多“综理练达之材”。“综理练达之材”，即有真才实学者，较满腹经纶者聪明百倍；而梅文鼎的数学著作，较儒家经典的诠释，更有用于世。

明末清初对自然科学的重视，主要是在天文历算方面。

黄宗羲之学出于阳明学派的刘宗周（公元 1578—1645 年）。然而，他不但对阳明学说中的一些范畴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且重视象数。他对象数学的认识与方以智相同，以之为自然科学的一个方面，是有裨于世用的开物成务之学。

黄宗羲、顾炎武等启蒙教育思想家提倡自然科学，其目的在于改造空疏无用的学风。黄宗羲说，勾股之学，是周公、商高的遗术，是六艺之一。但

①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前集卷十五。

① 燔耒：《逐初堂集》卷七《方程论序》。

学者皆不讲求此学，遂使其成为方伎家的学问。西学传入，有矩度之称，实即勾股学中的容圆；西学中的八线，即勾股学中的测圆；西学中的三角，即勾股术中的割圆。出于对中国传统科学和技术失传的痛心，出于中华民族的自尊心，黄宗羲痛切地说：现在知识分子以西学为“独绝”，“辟之为违天，皆不知二五之为十者也！”①因而，他提倡士子课实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将传统的六艺之学继承、发扬，“亦使西人归我汶阳之田也”。在中西历法之争中，黄宗羲的感情是偏于主中法者。然而，他毕竟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治学的，故仍看到中法的缺陷：“言理而不传其法。”法即弧矢割圆之术，但历官置之不用，而欲学者亦无从得其书。所谓“理”，朱熹和蔡季通皆极喜数学，但“其所言者，影响之理，不可施之实用。”而邵雍作《皇极经世》书，讲象数之学，但“死板排定，亦是纬书末流”。宋代仅沈括一人，堪谓知识博洽，精通自然科学。但是，理学之“理”一统天下，八股兴而“士人以科名禄位相高，多不说学”。若有专心致志于历算之学者，则被视作“卜祝戏弄，为所轻也”②。所以，要会通中西，振兴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道路是极其艰难的。而黄宗羲与这时期的启蒙教育思想家一样，从改革教育着手，提倡实学，尤重自然科学，希望“用中国之算，测西域之占”，即能超胜西方，而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这亦是自西学东渐后，徐光启、方以智等进步思想家的共同理想。

是时，“所谓泰西文明，便普遍地成了士大夫中间时髦的学问”③，不惟黄宗羲、陆世仪、李塨、潘耒等人涉猎自然科学领域，即一般士大夫，无论是属于宋学或汉学者，皆开始探求或有兴趣于数学等知识。如李光地这样的理学大臣，尝从梅文鼎“闻历算之学”，并将梅文鼎的数学著作付刻。他认为，“顾氏音韵、梅氏历算，自汉以下，专门未有也”④，是为绝学。在他的

《榕村合集》中，有不少关于自然科学的论文，如《天九重论》、《岁分消长论》、《算法》、《历法》等；亦有介绍西学的文章，如《西历》、《记南怀仁问答》等。然而，真正能继承徐光启的传统，吸收西学，重视自然科学的，是黄宗羲、顾炎武等启蒙教育思想家。此时顾炎武已认识到“外夷” 有高于“中夏”的学问和制度；李塨则以“泰西水法”是“经济所关”的学问；颜元、李塨虽托古于孔孟，但却是在呼唤科学的世界。总之，他们是将自然科学诸科目与经学并列，以之为国家所急赖，用世之所急需。这番开拓知识领域、重视自然科学的主张，在中国教育史上，堪称别开生面，与徐光启等先辈一样，是开肇传统教育内容改革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