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运动与宗教改革运动的辩证关系

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从意大利兴起，经过 200 余年的发展而扩及整个

西欧。文艺复兴作为世俗的文化运动，从外部无情地打击了罗马天主教会。但未从根本上动摇基督教神学的理论基础。文艺复兴运动到了 16 世纪初，业

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趋向衰落。伊拉斯谟作为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的人文主义泰斗，无力扭转这种历史趋势，而只能随历史的潮流而沉浮。

文艺复兴运动的衰落并不意味着人文主义思想和文化运动的终止，而是以新的革命形式继续向前发展。这个新的形式便是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与文艺复兴运动的不同处有两个：一是从教会内部变革基督教；二是以全民性的革命形式出现。这样，它不仅具有变革宗教的文化运动的性质，而且还具有变革封建社会的社会政治运动的性质。路德作为宗教改革家，时代的革命潮流把他推到历史的前台，让他导演了 16 世纪初德国宗教改革这一威武雄壮的历史剧。

应当提及，文艺复兴曾经给宗教改革作了思想准备，在宗教改革运动酝酿过程中，不少人文主义者为这次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尽管多数人文学者都没有推翻教皇和否定教会的思想，只是希望从教会内部进行整顿和改革。但正是他们，对教会和神职人员的腐败、堕落、淫奢、奸诈、虚伪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和辛辣的嘲讽，严重地打击了教会的威信。人文主义者肯定了个人在信仰生活和知识生活中的地位。他们对古典文化的发掘、研究和探索，使人们可以通过古典文献看到早期基督教和基督教会的本来面目，为取消中世纪教会，恢复教会的原始质朴状态，提供了经典的理论依据。人文主义者想以古代世界为楷模，去改造中世纪社会；宗教改革者也正是要依照古代教会的样子，去改造中世纪的教会。

还须提及，人文主义者虽然为宗教改革作了思想准备，但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之后，人文主义者却几乎没有例外地反对宗教改革。这是因为：参加文艺复兴运动的健将多是开明的封建王侯，资产阶级新贵族和依附于这一阶层的少数新知识贵族。他们轻视以至鄙视人民群众；而宗教改革运动却有广泛的群众性。参加宗教改革运动的，除了城市资产阶级，低层贵族和一部分诸侯外，更多的是广大的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更在有的国家导致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不仅冲击了天主教会，也触犯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人文主义者对待宗教改革导之于前而斥之于后的原因所在。马丁·路德曾说：“宗教改革的鸡蛋是由伊拉斯谟生下来的”，而伊拉斯谟却说他“所生下的是母鸡蛋，但给马丁·路德孵出来的却是好斗的公鸡”

①。这段绝妙的对话，形象地反映了人文主义者同宗教改革运动的关系。

宗教改革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的运用和发展。它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将人文主义的理想付诸实现的问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文主义者队伍发生分化。分化出的新一代人文主义者，开始面对本国现实，提出打倒教皇，推翻教皇制度的革命口号，并且，他们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掀起全民性的革命运动，从而完成了从人文主义者到社会改革家的转变。路德、闵采尔、胡登和米兰希顿是其代表。16 世纪初的德意志，是文艺复兴运动向宗教改革运动转化的典型国家。二者的辩证关系，便由两个运动的领袖人物清晰地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