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克顿与《萨克森学制计划》

路德在教育工作方面的重要助手是梅兰克顿。他的工作对德国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①梅兰克顿的教育活动。梅兰克顿（公元 1497—1560 年）是人文主义者，在德意志有着极大的声誉，后来皈依路德派新教。他 17 岁便获得杜平根大学的学位，21 岁到维登堡大学任教，与路德同事，二人之间友谊甚笃。他在这所大学教书达 42 年之久，一生编写多种教科书，包括希腊文法、拉丁文法、辩论术、伦理学、修辞学、物理学、历史、神学等等。他热爱教育工作。按照路德新教的要求，他在德意志各城市建立新的学校教育体系。根据路德的观点，他的改革计划同时顾及到国家利益与教会利益，并且体现了宗教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思想。他改组了海得堡大学，并在哥尼斯堡和耶拿组建了新的大学。他虽主张宗教与人文学科并重，但在改组大学中，却更为重视神学和道德，更加强化了北方人文主义对于宗教及道德的偏好。结果对大学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从那时到 19 世纪，在德国大学中充满了神学气息。

②《萨克森学制计划》的基本内容。《萨克森学制计划》是公元 1528 年梅兰克顿帮助萨克森公爵制定的，它奠定了新学校教育的基础。这个计划

也称为萨克森法令，是 16 世纪第一部学校法。该法令由梅兰克顿执笔，由路德修订，它为很多新教学校树立了楷模。依此计划，学校的设置、保留等责任属于公民当局，改变以往教会控制教育的传统。

《萨克森学制计划》篇幅不长，主要阐述了办学方针、教学阶段和教学内容。

梅兰克顿的办学方针是典型的北欧式的，与伊拉斯谟、维夫斯、路德本质上一样，强调宗教与道德教育。重宗教与道德教育是梅兰克顿一生教育实践所恪守的一贯的原则。《萨克森学制计划》作为学校法，以法律的形式要求萨克森地区实施世俗办学，为国家和教会培养具有新教信仰和良好德行的人材。

《萨克森学制计划》将教学工作分为三个阶段，学生按照其对功课的掌握由低到高地前进。

第一阶段注重基本的拉丁文读写知识，“首先教习儿童手册，包括字母、信条、主的祈祷和其他祈祷。当他们学过这些后，教他们多那都斯和加图的著作，多那都斯的文法读本和加图的对句诗”。在这个过程中，儿童可学到很多拉丁字，并且可以记住一些短句用来说话。应反复练习，直至能顺利地阅读。教师还应教他们写，并要求把每天写的东西交给老师看。此外还要学习音乐。

第二阶段主要学习拉丁文法，学习文字源流、章节句法、声韵学等。教师给学生讲解《伊索寓言》、伊拉斯谟的《对话集》以及罗马剧作家特伦斯和普劳都斯的作品。

第三阶段，学习逻辑学和修辞学，研究古典拉丁文著作，如维吉尔、奥维德和西塞罗的著作，仍要学习语法，从事音乐练习。在此基础上应学习写作，第二、三阶段的学生“每星期要写作文、文章或诗”。

萨克森学制计划与他原来制定的学校计划（如艾斯勒本计划）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更强调拉丁文课程。梅兰克顿非常重视拉丁语，要求学生们“谈话只限于说拉丁语，教师对学生也只讲拉丁语，这样他们就可以对这种语言得到练习和应用。同时能使他们很快地、持久地掌握它”。第二个特点是强调语法学习，艾斯勒本计划中的语法课主要在第二阶段开设，现在则三个阶段均要学习语法。拉丁文法成为课程的核心，所以，萨克森学制计划也称作《萨克森拉丁文法学校计划》。

梅兰克顿的《萨克森学制计划》是路德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表达了打破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时代要求，描绘了新学校的细微蓝图。

但萨克森计划过分强调拉丁语在教学中的地位，而且往往为了达到宗教的目的而对古典拉丁著作断章取义，损害了内容的完整性。在教学中过分强调文法规则这种形式上的东西，赋予它以不适当的价值。这些对后来的教育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斯图谟的教育实践就走向了西塞罗主义，“学校的压倒兴趣，是把古典文学的学习当作修辞学和文体学的源泉。学生的本族语在校内校外一律禁止，日常交谈和教学均用西塞罗体拉丁语进行”。①所以，正像后期意大利文艺复兴那样，西塞罗主义又一次占据了支配地位，而以激发活力的力量进入学校的人文主义，却已失去势头，沿着专注于词语形式的毫无生机的下坡路走去。这样就忽略了人文主义运动的宗旨，忽略了学术上

① 博伊德、金合：《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95 页。

的真正目的而去崇尚纯粹的西塞罗文风和词汇。在学校里，记忆取代了创造性的想象。学校变成了“语言工厂”，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写西塞罗式的漂亮的书信体文章和像西塞罗那样演说，但却脱离了生活实际。

梅兰克顿的《萨克森学制计划》和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尽管有上述的不足，但对德国教育发展却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元 1560 年他逝世时，他创立的学校体制在德国各城市已很普遍。这些学校的总的特点与其《萨克森学制计划》所体现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拉丁语和宗教成为学校的主要科目，教育由市政当局控制，禁止私人办学，尽力实行免费教育。

梅兰克顿在德国教育凄凉萧条的情况下百折不挠地组织和建立了新教的教育制度，使德国文化教育由衰竭走向兴盛，他挽救了教育事业从而受到德意志民族的感戴。德国教育史家鲍尔生说：“他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德意志人的伟大导师”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