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加尔文派的教育活动和《基督教原理》

①加尔文教派的教育活动。继德国之后，瑞士的苏黎世也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其领导人是胡尔德利希·茨温利（公元 1484—1531 年）。

茨温利早年曾在伯尔尼、巴塞尔和维也纳等地求学，深受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公元 1518 年他任苏黎世大教堂神甫时，公开抨击天主

教会。公元 1519 年，苏黎世州议会通过决议，禁止在本州出卖赎罪券。茨温利与罗马教皇决裂，在苏黎世进行的宗教改革，得到市议会和市民阶层的支持。他建立的教会组织比路德教会更民主，教区的牧师由区内信徒选举，教会的最高监督权属于州政府。茨温利在苏黎世创立的新教很快被其他城市州接受，但乡村州的贵族却强烈反对。结果引起内战，茨温利在一次战役中阵亡。

茨温利将教育改革视为宗教改革的一部分。公元 1523 年，发表了拉丁文教育著作，名为《简论青年的基督教教育》。次年，又将此书译成瑞士语。茨温利提倡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莱语，系统地由浅入深地学习以《圣经》为核心的宗教课程。此外，他还主张学习自然科学、算术、音乐以及跑、跳、投掷等希腊式的竞技课程。

继茨温利后，约翰·加尔文（公元 1509—1564 年）又在瑞士进行宗教改

革。加尔文是法国人，出生于法国的努瓦营，父为教会律师。加尔文 14 岁赴

巴黎大学学习人文学科，受业于马瑟林·科迪（公元 1479—1564 年）门下，

在其指导下，加尔文的学业日进，在人文主义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同时，他又承受路德思想影响，立意改革宗教。

加尔文教义的基本精神和路德教义相似，但比路德更为激进。加尔文的教派，有严密的组织。日内瓦“政教合一”的共和国的改革措施除有关宗教问题外，对于政治、经济、教育等社会各方面都曾涉及。加尔文把教育看作有力的武器，用教育来推动其他方面的改革。

公元 1537 年，加尔文向日内瓦市政当局提出的改革教会的方案中，多处提到对儿童进行宗教训练。他要求儿童学习唱圣歌，以便能够在公共礼拜时领唱，并亲自为儿童编写《教义问答》，作为宗教教育的必读教材，由牧师考核儿童学习教义的成绩。每逢礼拜日，教堂要召集儿童实施宗教教育，若儿童不按时参加，则处罚其父母。

公元 1538 年，加尔文邀请马瑟林·科迪来日内瓦参予教育领导工作，和他们共同编写了《日内瓦初级学校计划书》，主张对儿童实施普及义务的初等教育，儿童不论贫富，均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课程以宗教、读、写和数学为主。宗教课的内容是传授本派教义。教学用本族语。计划书兼顾了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认为教育是“为了保证治理国家，为了保证教会安然无恙，也为了保持人类的博爱。”因此，《计划书》中明确指出：“虽然我们把《圣经》置于首位，但我们并不排斥良好的训练。《圣经》确实是一切学识的基础，但是人文学科有助于充分理解《圣经》，不可忽视。”①

不久，加尔文被反对派驱逐出日内瓦，于公元 1538 年到 1541 年间，在斯特拉斯堡从事教育活动。加尔文和斯图谟交往甚密，并在斯图谟主持的学校中为高年级学生讲授神学。加尔文在这段教育实践中更加熟悉了学校的组织工作，也从教育实践中体验到儿童的能力。公元 1541 年，加尔文被召回日内瓦，任日内瓦教会大牧师之职。同年，他撰写《基督教教规》，其中规定：大学的目标是培养牧师和公职人员。大学的首脑必须具备学识和经验。教授高级课程的称为“讲师”，教育低年级学生的称为“学士”。所有教师均为教会的官员，和牧师一样接受基督教教规的约束。公元 1556 年，加尔文再次前往斯特拉斯堡，对斯图谟的古典文科中学进行周密考察，制定了新的组建学校的计划。公元 1559 年，加尔文起草了《日内瓦法律学校》条例，其中规定：按学生的能力组成循序渐进的班级，班内每 1O 人为一组，合格的学生，每年升入高一级的班级。在古典文科中学里，将过去的 10 个年级改成 7 个年级，学生不但学习读写拉丁语，而且学习现代法语。同斯特拉斯堡的学校相比，加尔文重视学校中的民主生活，而减少了西塞罗文体和修辞学的课程。

加尔文派的最高级的教育机构是日内瓦学院（日内瓦大学的前身），该校设人文主义和宗教两类科目，包括古典文学、一般文雅科目、伦理学、诗、物理学和神学等。学校的目标为培养教士、神学家和教师。该校成绩卓著，入学者甚众。荷兰的莱顿大学、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都是以日内瓦学院为典型建立起来的。

在宗教改革的浪潮中，以瑞士为中心的加尔文教派迅速地向欧洲其它国家传播。法国的胡格诺教派，尼德兰的改革会教派，英格兰的清教派、苏格兰的长老会教派，都属于加尔文派的新教。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以不同的方式接受加尔文的教育思想，仿效瑞士的学校教育制度。这样，加尔文教派

① 博伊德、金合：《西方教育史》，第 197 页。

在西欧宗教和教育两方面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在尼德兰，加尔文新教一经传入，立刻广泛地被资产阶级新贵族和广大劳动人民接受，形成了一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战斗同盟，共同反对西班牙的统治，在尼德兰北部建立了荷兰共和国。荷兰共和国成立后，教会同国家密切合作，采取了一系列教育措施，用新教的精神对原有的学校进行改建。荷兰注重发展平民教育，公元 1588 年在海牙教会会议上决定各城市普设学

校；公元 1618 年，多德宗教会议颁布命令，在全国城、乡设立小学，对贫苦儿童实施免费教育。小学教学采用本族语，内容以“四 R”为主。为适应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十分重视小学中的算术课，还增添了簿记课。荷兰为教师提供优厚的薪金，以保证聘任合格的教师。有的省份为督促儿童入学，派遣教师担任入学调查官员，检查儿童的入学情况。在 16、17 世纪，荷兰形成了当时欧洲最好的小学教育制度。荷兰的中、高等教育也比较发达。在城市中普遍设置中等学校。中学课程仍以拉丁语、希腊语为主，但顺应时代要求，有些学校增设法语、数学和哲学等课程。当时荷兰的一些大学，学术水平较高，在当时欧洲处于领先地位。

加尔文教在苏格兰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逐渐取得优势。苏格兰宗教改革领导人约翰·诺克斯（公元 1505—1572 年）曾在日内瓦同加尔文相处，

深受加尔文的影响。公元 1560 年，苏格兰通过和罗马教廷决裂的法案。随后，诺克斯便与其他几个牧师一起，起草了国家的教会制度方案，在方案里制订了一整套为社会各阶层建立的教育制度。其中规定，城市教会要委任能教法语和拉丁语的教师。在高地山区，要任命讲经师或牧师，管理本教区的儿童和青年，并讲授教义常识。诺克斯又建议在较大的城市，建立高级学校，聘用称职教师讲授逻辑学、修辞学等文科课程，教师应有优厚待遇。为了国家和教会利益，对于富人和穷人子女，当一视同仁，都享有入学受教育的权利。贫苦儿童由教会负责资助，使之完成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可入大学继续深造，以备将来担任国家和教会高级职务。

诺克斯曾设想了统一的全国学校体系，明确划分了各个年级。边远乡村的学生用两年的时间学习阅读、教义问答和语法基础；然后进入城镇的拉丁学校，学习 3 至 4 年的拉丁语和语法；其后，再进入大城市的高级学校或学院，学习逻辑学、修辞学和古典语言（包括希腊语）的知识，期限四年；最后入大学，以 3 年为期限学习哲学（包括辩证法、数学和自然哲学），接着

学习律法、法律或医学。整个课程修完后，学生大约 25 岁。

在诺克斯主持下，苏格兰仅设置了一些免费初等学校。诺克斯设想的庞大的教育体系没有全部被教会和议会采纳；已被采纳的部分，也未能完全付诸实施。不过，诺克斯的教育理想对苏格兰教育的发展仍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欧洲一些地区相比，苏格兰的教育仍属先进之列。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虽然加尔文派不占优势，但其教育理想和实践，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例如：法国的胡格诺派，不仅在法国建立了大量的初级学校，而且建立了 32 所学院和 8 所大学。这 8 所大学的学术水平，在欧洲大学中一度处于领先地位。在英格兰，尽管国教派势力强大，但清教派在伊丽沙白统治的后期，成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主宰力量。16、17 世纪，大批清教徒迁居北美，对北美教育的发展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②《基督教原理》的教育思想。加尔文著述甚多，与教育关系最密切的是其代表作《基督教原理》。

《基督教原理》全面阐述了加尔文宗的基本教义，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对教育问题的基本主张。

加尔文学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努力调和知识与信仰的矛盾。他认为，信仰和知识是不同的，凡是人所不能理解的东西都应归之于信仰，凡是人所能理解的东西，都应归之于人的认识。信仰和知识各有自己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人类生活所不可缺少的。

加尔文进一步认为，人的信仰并不是生而俱有的、天赋的，而是后天逐步具有的。因此，信仰是相对的，疑问和探索是人的自然的要求。这就为人对知识的追求提供了合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尔文认为，信仰不但不排斥认识和知识，恰恰相反，信仰与知识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信仰所排斥的是无知与轻信。这种见解不仅对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具有启蒙意义，而且为人的教育和训练，提出了理论依据。

为了进一步阐述其教育理论，加尔文还就人的认识能力这个同时属于认识论和心理学范畴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探讨。他认为，人的认识发生于感官对物体表象所引起的感觉。感官所获得的材料经过想象的加工，再由理性加以区别、判断。此后，又由心对理性所考虑的事物进行冷静的反思。从人的认识过程，加尔文把人的认识能力（即“灵魂的智能”）划分为三类：心、理性、想象。这 3 种智能又可概括为两种功能，即理解力和意志。根据他的解释，理解力的任务就是辩别事物，看哪一种值得采纳，哪一种应当抛弃。而意志的任务就是选择理解力所认为好的，排斥理解力所认为不好的。从这些见解中可以看到，在认识论方面，加尔文更为强调的是理性，这一点对其教育思想，有直接的影响。

正是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加尔文阐明了关于教育的基本见解。

他首先从几个不同的方面，论述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方面，他认为，人因其祖先遗传下来的“原罪”，所以人在本性上是邪恶的，他生而具有恶的，犯罪的本能，如果听任人的本性发展，人就会迅速走向腐败、堕落。因此，人必须受到不断地教育和训练，以抑制为恶的本能冲动，逐步养成为善的倾向，并从事善的活动。另一方面，由于人对上帝的信仰并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养成的，因此，为着上帝的喜爱，为着实现上帝的愿望，为着人的现世生活，人也必须接受教育，以获得直接阅读《圣经》所必不可少的知识和技能，从而为获得信仰做准备；再一方面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又由于知识在人的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人应当不断地追求知识、探索真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接受教育，以得到获取知识所必需的基本技能。与此相联系的是，真正的基督教徒所应具有的勤奋俭朴等品质，在对上帝有贡献的职业上所具有的高效率以及他们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感，都需要经过良好的教育和精心的训练。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教育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上述思想出发，加尔文要求教会、国家、家庭都应当高度重视教育，把教育年轻一代的工作当作一项非常重要的事业。他甚至认为，不仅学校是教育的机关，而且教会、国家和家庭都应当成为按照上帝的意志、训练、培养和教育人的机构，他主张，在家庭中每一位长辈都有责任向家中所有孩子讲授教义问答和基督教教义。教区的行政管理部分或宗教法庭负责对家庭教育进行监督，以确保家庭教育能够真正合乎基督教的要求。教堂有责任在礼拜等各种宗教仪式中，对儿童乃至全体教徒，进行宗教教育。

加尔文更为明确地提出了由国家负责实施对全体公民进行强迫教育的主张。在他看来，国家、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促进宗教信仰，君主和掌握政权的人，都应看顾和保护教会。由于这个原因，政府应当重视教育，努力使全体公民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为此，他提出了普及教育与免费教育主张，认为所有儿童，不分性别与贵贱贫富，都应当接受教育，以学习基督教教义和日常生活所必须的知识、技能。对国家来说，为了保障公民的这种权利，应当开办公立学校，实行免费教育，使所有儿童都能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加尔文还认为，实施普及教育与免费教育，不仅是为了促进宗教信仰，而且也是为了世俗国家的利益。这是因为，对公民的教育，有利于国家的意志、法律和政令的执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道德的进步。因此，公民的教育有助于国家的发展。

为了实现他所提出的教育目的，加尔文根据日内瓦当时的教育状况，并借鉴了德国新教邦的教育制度，以及斯图谟文科中学的教育实践经验，提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教育体制。

第一，初级学校。初级学校是实行普及教育与免费教育的场所，它向所有儿童开放，初级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进行宗教和一般知识与技能的基础训练。主要的学习内容包括：宗教、阅读、书写、计算。此外还有道德教育和公民训练。

第二，中学。中学是进行中等教育的场所，它的主要形式是文科中学。它由市政当局管理，教师由政府任命。文科中学实行收费制，主要招收初级学校的优秀毕业生。中学的主要任务是为高等教育作准备。根据斯图谟文科中学的样式，加尔文把文科中学划分为 7 个年级，其中 7 年级为最低年级，1 年级为最高年级。根据他的设想，7 年级的主要学习科目是法语、拉丁语，6 年级学习法语和拉丁语的语词分类及变化，5 年级开始学习法语、拉丁语的写作，学习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歌作品，四年级学习文法、希腊文以及西塞罗等人的作品，3 年级系统学习希腊文法，2 年级学习逻辑学以及荷马、色诺芬等人的作品，1 年级通过西塞罗、荷马等人的作品，学习雄辩术、修辞学。

第三，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是学院。学院的主要目标是培养传教士、神学家和教师，培养教会和国家的领导人。学院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两大类：人文学科和宗教科目。人文学科包括：古典文学、伦理学、诗歌、物理学、古典语言等。

《基督教原理》被认为是 16 世纪西欧宗教改革运动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西方教育史上，《基督教原理》同样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其中所阐述的教育思想，对西方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加尔文根据其教育思想在日内瓦城进行的教育改革，直接促进了日内瓦以及瑞士其他一些城市教育的发展。他所建立的学校、特别是文科中学和日内瓦学院，被英国 16 世纪著名教育家诺克斯（公元 1505—1572 年）誉为有史以来最完美的学校。由于诺克斯等人的努力，日内瓦学校的办学模式先后被介绍到苏格兰、荷兰、北美等地，为这些国家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早在加尔文之前，路德等人就已明确提出过普及教育与免费教育的主张。在这方面，加尔文与路德并无明确的区别。而且，他们提出普及与免费教育主张的目的与理论也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加尔文不仅提出了普及与免费教育的学说，而且亲自领导了日内瓦城普及与免费教育的实践。由于这

个原因，现代美国学者班克罗夫特认为加尔文是普及教育之父，是免费学校的创始人。加尔文的普及与免费教育主张连同他在日内瓦城的实践，对苏格、荷兰、美国等国近代普及教育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作为神学家和宗教哲学家，加尔文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的教育思想，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论他的宗教哲学如何激进，但他的教育思想却具有明显的保守性。首先，在本质上，他仍坚持宗教与教育合一的主张，这是不利于教育发展的。其次，尽管他提出了教育的世俗目的，但他最为重视的仍然是宗教目的，这即使与路德的思想相比，仍具有一定的保守性。7)天主教的反改革运动和耶稣会的《教育计划》

①天主教会反改革运动及其教育活动。宗教改革运动波及了欧洲许多国家，社会各阶层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这一运动的影响，甚至每个家庭也面临着严肃的抉择：是固守原来的信仰而忠于天主教会，还是改宗新教，这不单是个人灵魂能否得救的问题，在宗教信仰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背景，牵涉到许多具体的现实问题。在新旧教双方的对垒中，新教影响的不断扩大，新教力量的持续增长，使天主教会付出了巨大代价，丧失了西北欧的大部分地盘，势力急剧衰落，形势极为严峻。为了克服面临的危机，天主教会以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为堡垒，联络各种封建势力，重整旗鼓，开始了反宗教改革运动。

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从内外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对信奉天主教的各国统治者作出某些让步，承认他们在国内宗教事务上有更大的权力，承认他们对教产的没收，目的是争取他们继续支持天主教会，并且结成反对新教的统一阵线。另一方面，采取一系列强化措施，整顿教会内部的制度和纪律，解除渎职和违犯教规的教士职务，规定教士必须独身，重新审定教义。公元 1545 至 1563 年间，天主教会在奥地利的特兰托陆续召开了三次特兰托公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反对宗教改革运动，并提出在天主教教会内部进行改革。天主教会按照特兰托公会议的精神，决定不和新教妥协，宣布所有新教皆为异端，加强宗教裁判所的作用，使之成为扼杀新教的强大武器，重申严格遵守天主教的教条和仪式，肯定教皇在教会中的最高权威，建立严格的出版检查制度，开列禁书目录，禁止所有的教徒阅读。

会议并未能刹住新教势力的蔓延增长，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之间的矛盾，以及欧洲各国的政治冲突和领土争夺，终于酿成了欧洲国际性的“三十年战争”（公元 1618—1648 年）。战争的结果，公元 1648 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了欧洲新的国际均势。在宗教方面，天主教与新教在政治上获得同等地位；规定加尔文派享受与路德派同等权利；教会财产以公元 1624 年为准；在帝国法庭中，天主教和新教法官各占相等人数。从此，新教、旧教形成并存局面。

在反改革运动中，天主教会牢牢掌握教育阵地，已经失去的要夺回，尚未失去的要巩固，为此，就要进行改革，以便发挥文化教育事业对维护和扩大天主教会的作用，遏止新教势力的渗透。天主教会对兴办学校事业投注了极大精力与热情，并且专门设立神学院，训练对教会忠心服务的神甫。在旧教各派中，教育工作成绩最为显著的，当推耶稣会派。

耶稣会派是 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天主教会为对抗宗教改革

而成立的一个反改革组织，又名“耶稣连队”。公元 1534 年在巴黎创建，其

创始人为依纳爵·罗耀拉（约公元 1491—1556 年）。他出身于西班牙吉普斯

夸省罗耀拉城的贵族家庭。青年时代曾在军队服役，于公元 1521 年参战时负伤。养伤期间，阅读了《基督一生》和《圣徒传》等书，深受感动，决心抛弃世俗欲念，皈依上帝，献身教会事业。他深感早年接受教育不足，于是刻苦学习，加以弥补，以期取得事业的成功。他在 32 岁时，前往巴塞罗那，入拉丁文法学校学习，其后又进阿拉卡拉大学，最后又在巴黎大学就读。公元1530 至 1534 年间，编写了《神操》一书，并于公元 1534 年同志趣相投的同学创办了“耶稣会”。耶稣会初建的目的是到耶路撒冷朝圣。后逐渐扩大计划，自愿到各国传教，提出“一切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耀”的口号，并以反击新教教派的主张，传播天主教义，保卫天主教的利益为宗旨。公元 1540 年，

该会得到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公元 1534—1549 年在位）的正式批准。

罗耀拉采用当年在军中服役时的经验，按照军队编制组成耶稣会。总首领称为总会长（意为将军），以下依次有会长、校长、教务监督、教师、宿舍监督、教纪监督、班长及会士。耶稣会内部纪律森严，会士必须服从会长，各地会长必须服从总会长。总会长拥有绝对的权力，故称“黑衣教皇”。会士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会长的命令，竭力效忠教皇。罗耀拉于公元 1541 年被首推为“总会长”。

②罗耀拉与《教育计划》。《教育计划》，一译作《教学大纲》、《教学法令》等，公元 1599 年正式发布。

《教育计划》共 30 章，每章又分若干节，约 8 万字，对耶稣会学校的任务、目的、学制、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管理、教师、学生、考试、纪律、奖惩等，都作了非常详尽、全面的规定。其中第 1 至 2 章，主要规定了各省

和各校长官的权力和责任；第 3 章规定了耶稣会学校选择教学内容所必须遵

循的基本原则；第 4 至 11 章对各科教师的资格、教学目的、方法等作了规定；

第 12 章主要涉及初级学校的教学内容、入学资格等问题；第 13 章至 14 章主

要涉及考试、奖惩；第 15 至 20 章对初级学校各科教师的资格等作了明确规

定：第 21 至 24 章对学生、初级教师（或“助教”）等作了规定；第 25 至

30 章主要涉及耶稣会高等教育机构的各科教学、教师、考试等问题。

《教育计划》全面反映了耶稣会的教育实践。根据《教育计划》，耶稣会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和教士，使学生绝对服从天主教会、为教皇效忠。为了实现这个教育目的，耶稣会学校非常重视培养服从、顺从、守纪律等品质，严格要求学生绝对服从教师和学校当局。

与此相应，耶稣会学校具有严格的教学制度。《教育计划》规定，耶稣会学校采用寄宿制，实现免费教育。学生 13 岁左右入学，先在初级部（亦称

人文学科部）学习 5 年。学生按所学科目分成不同班级，由教师以班级为单

位，进行集体授课。学校每周上课 6 天，休假半天或一天，每年还有从 1 周

到 1 个月不等的假期。除正式课程之外，每天都安排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和文体活动。

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管理，耶稣会学校都设立学籍记录，把学生的学习成绩、在校表现等各种情况都加以详细记录。此外，还盛行一种名为“侦察制度”的措施，鼓励学生相互监视，规定每个学生均有义务把其他同学的各种过失、隐私向校方检举。学校对告密的学生，予以奖励。犯有过失的学生，若能检举他人的过失，则可将功补过，免受处罚。在注重对学生严格管理的同时，耶稣会学校也强调温和的纪律和融洽的师生关系。在一般情况下，绝少采用体罚。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教育计划》规定了严格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在初级部，学生按先后顺序学习初级文法、中级文法、高级文法、人文学科、修辞学。在高级部，第一年讲授哲学和逻辑学，第二年讲授物理学和宇宙学，第三年讲授形而上学、心理学和伦理学。在学习上述课程的同时，学生还学习数学、天文学、主要教材是亚里斯多德的著作。神学部的教学内容以神学为主，主要教材是

《圣经》、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此外，还讲授希伯莱语、教会史、教会法等。

耶稣会学校的教学方法主要采用讲解的方法。其一般程序如下：第一、教师逐句、逐节地讲明课文大意；

第二、详细说明课文的结构或语法、句法；

第三、引用其他诗人、史学家或哲学家的类似著作，比较其思想和文辞；第四、借用历史掌故、地理、民俗、风情和轶闻趣事，帮助学生领会课

文；

第五、仔细分析课文修辞、比喻、字句配合和押韵的技巧；第六、结合课文中有关道德的内容，进行道德教育。

运用这种教学方法，对教师来说，需要在课前做详细、缜密的准备。对学生来说，则需要课后认真复习，乃至全部熟记。背诵、记忆是耶稣会学校非常强调的方法。

为了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成绩，耶稣会学校实行竞争制度。具体做法是，每一名学生找另一名学生，成为“对手”，彼此竞赛、互相促进。此外，还举行公开的辩论，让学生就已经学过的功课进行讨论，互相挑出对方的错误。辩论由教师裁决，获胜者可得到十字架等奖品和半天休假。在教学方面，耶稣会学校注意到了因材施教的问题。学校为入校新生安

排考试，根据考试所反映的学生的学习情况、学习能力和水平，将不同的学生编入不同的班级，以便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耶稣会学校对师资培训工作极为重视，并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教师选拔制度。根据《教育计划》的规定，教师不仅要具有虔诚的信仰、绝对服从教规和会章，而且要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渊博的知识，尤其对哲学和神学有相当高的造诣。具体的规定是，只有在高级部学习 3 年哲学课程者，才能取得

初级部教授低年级课程的资格；只有在神学部学习 6 年神学课程者，才有资格到高级部任教。

《教育计划》不仅总结了耶稣会学校的办学经验，同时吸收了当时欧洲各地先进的学校组织和管理的方法，对学校的教育、教学制度作了全面和详尽的规定，成为西方教育史上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学校规章。从而使耶稣会学校管理形式形成了高度集中、程度化和规范化的特点。这直接促进了耶稣会学校的发展。由于组织严密、设备精良、教师水平高，因此，在 16 至 18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耶稣会学校一直是欧洲质量最高、最有效率的学校，培养出了如笛卡尔、伏尔泰、狄德罗等一大批欧洲文化名人。其办学的经验一直为其他教派学校和世俗学校所重视。并逐步扩散到美洲、亚洲等世界许多地区，对欧洲以至世界许多国家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早在明代，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就来到中国传教。鸦片战争后，耶稣会更致力于在中国开办学校，对中国的近代学校教育、特别是教会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直到今天，耶稣会教育对西方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高等教育，仍有一定的影响。

《教育计划》同样也存在着一些糟粕：（一）耶稣会教育的目的是抑制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以维护罗马天主教廷的统治，这就决定了耶稣会学校的办学方向从根本上是反动的；（二）耶稣会学校的管理有其严格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着形式主义的一面；（三）耶稣会学校所注重的服从、背诵以及让学生相互监视等，不利于人的健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