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儒学教育圈”初步(1)东方伦理文化圈的特征与儒学

东方伦理文化主要是指亚非，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人民所崇奉的大众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以及日常伦理心态和道德情感结构。

在悠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的人文地理背景以及所奉行的文化系统，东方各国人民世代繁衍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各民族的传统生活习俗和伦理价值体系。源远流长的东方文明，孕育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伦理典籍和洞察人生宇宙的道德教义，所以从伦理发生学意义讲，东方文化更是人类伦理精神的滥觞。

按照一般的看法，把近代以来形成的世界文明划分为四大文化圈：一是儒教文化圈，其辐射范围包括儒家影响下的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二是佛教印度教文化圈，包括佛教、印度教影响下的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三是穆斯林文化圈，这是伊斯兰教兴起和传播中形成的伊斯兰教文化圈，包括中东、近东、南亚、北非一带的国家和地区；四是基督教文化圈，也有称希腊文化圈，包括欧洲、美洲与大洋洲地区的一些国家。从这一划分我们可以看到东方伦理文化圈包括儒学文化圈、佛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教文化圈。当然对于这一文化范围我们不能抱形而上学的绝对观点，因为在各文化系统中，不仅表现出各系统间内部区域性的横向交流，例如越南，既接受中国文化又接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中国既是儒家思想的本土，又是佛教的第二故乡。同时又表现出各系统间整体性的纵向沿革，如儒学在其发展演变中就吸收和融合了佛学的许多义理。从儒学伦理文化的内在机制和外部功能来看，东方伦理文化圈有如下基

本特征：

①强烈的世俗色彩。与西方基督教教旨相比，东方伦理文化要义更偏重于人伦日用，更富有世俗人道色彩。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学，它不仅是一种道德体系，更是一种立身处世原则，既体现在人们身体力行的道德实践之中，也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自觉理念。这种泛伦理化规范制约着人们的一切身心活动都要以儒家伦理纲常的价值取向为依据。这种人世主义所注重的就是对“道在伦常日用之中”的参悟。儒学加以广泛吸收和融会的佛教作为一种典型的出世主义历来受到人们的责难，然而，假如我们撩开其面纱， 不难见到其泪流满面的真实，它是对人生深切的惨淡思索，是对无奈心灵的直面价值判断。面对佛陀的“四圣谛”说，人类的“八苦”，致苦的“十二

因缘”以及“五戒”“十善”的道德准则，谁能说佛教是“看破红尘”、“不食人间烟火”的呢？谁能认为那“涅槃”圣境真正是人心的归宿？其实那不过是人类陷入窘地虚假超脱和潇洒作态。佛祖的菩提树下证道，鹿野苑说法， 其中心都在世人的伦理规范。传到中国的佛教，更是追求“平常心是道”的自然状态。尤其是禅宗“任心自在，⋯⋯行、住、坐、卧，触目遇缘，总是佛之妙用。”宋明儒者将其融入儒学中，形成了以道德生命为核心，以明心见性为主要途径的教育哲学。东方伦理意识不去诱发人们舍弃现实世间和日常生活，到遥远的天国另外追求灵魂的超度，精神的慰安，而往往执着于“当下即是”。所以基督耶稣永远也读不懂神秘多情的东方之泪。

②兼容并收的思想体系。其实，儒家一直未变的传统特征仅仅是道德至上的伦理本位主义。儒自孔后，就分八家，再从孔孟到陆王，已分出了这个宗那个派；它们时代有先后，思想风貌也不同。自称得了儒家“道统”嫡传的宋明理学本质早已是儒、释、道三家的混合物，其基本精神与原始儒家不再雷同。佛教在传播弘扬过程中与当地国情民风相认同，在中国，佛教曾经历了排斥、迎合、附会、吸取、融合的中国化过程，像富有中国特色的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宗，就是这一中国化的产物。东方伦理文化对于其他系统的吸收扬弃，革新扩张了自身，而拥有了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付诸实践的有效性。

③注重“修身”“养性”的内在修炼

东方伦理文化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注重内在的道德修养。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部功夫只在正心诚意，整个修养目的只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存其心，养其性”为的是“成仁”“取义”， 为的是“孔颜乐处”的安身立命之地，为的是一种“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人格理想。“心性”修养一直是从孔子到宋明理学所推崇的“内圣” 之道。佛教一直注重“心性”修养，“诸法心为本”。佛性观念是佛教基本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各派分歧较大，但诸宗多讲性之学。象禅宗就认为心即佛性，“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悟真如本性。”所以强调直指人心，具性成佛，只须向内用功夫，“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佛是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只要自识本心，自具本心，就“即心即佛，即佛即心”。

东方伦理文化是东方文化整体结构中最具共性的组成部分，它的基本精神表现着东方各族的心愿结构，反映了他们各自奉行的行为准则，标识着东西伦理文化的巨大反差。儒学文化在东方文化中具有典型性，不仅代表着中国的文化教育，而且对东南亚地区的文化教育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近代前期， 除日本外，影响最直接的主要还有朝鲜和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