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途径上的比较

对欧洲近代文化的吸收，中日两国关系密切，既起步大体相同且有互为桥梁作用。但两国在吸收欧洲近代文化的途径方面，却显示出明显的差异。从 16 世纪中叶开始，当时中国的澳门是东亚最大的商埠，无论是葡萄牙

人还是日本人都以此为据点，成为日欧文化直接接触的交汇地和中转站。 就中日两国对欧洲近代文化的直接接触而言，日本最早直接接触欧洲文

化是从公元 1543 年开始。是年，葡萄牙人的船只漂流到种子岛，传来了“铁

炮”这样的稀世珍物；公元 1549 年，西班牙人、传教士沙勿略带来了圣母像， 并开始传教活动。随着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欧洲近代文化也在日本传播开来。中国接触欧洲文化虽比日本早得多，但接触欧洲的近代文化却与日本相差无几。如果以天主教的传播计，则开始于公元 1582 年利玛窦来中国传教。自此以后，欧洲近代科学文化也随即在中国传播。

中日两国吸收欧洲近代文化，都是从天主教传播开始的。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虽然初期发主过禁教，但没有遇到像日本所发生的那种摩擦和冲突， 往往通过外国传教士自身，经历代皇帝的许可，活动于皇室宫廷，传播了科学文化。在日本，伴随天主教的传播，从开始起的一个世纪就出现了激烈的禁教，所以随着传教而吸收到的欧洲科学——医学、天文学等一时几乎绝迹； 直到后来以荷兰人经长崎传播的兰学，才使欧洲近代文化在日本传播开来。所以，兰学的传播应是日本吸收欧洲近代文化的新起点。

如果将这段时间里的中日两国吸收欧洲近代文化的途径作一比较，不难看出：第一，中国完全是以皇帝为中心，通过外国传教士传播，活动舞台仅限于宫廷和官僚，未遍及于一般社会；日本则以幕府为进行吸收和研究欧洲近代文化的自体，也即推进欧洲近代文化的传播完全是日本人的自身问题， 与外国人关系不大，且传播的范围也渗透到一般民间。第二，译书活动是中日两国吸收欧洲近代文化所采取的共同手段。但是中国是以宫廷为中心，主

要由外国传教士进行，有时偶有信教的高级官吏参加，集中精力于欧洲近代科学文化书籍的翻译；日本则除了幕府外，诸藩着手翻译书籍的也有相当的多数，民间出版的为数也不少。无论是数量抑或质量，日本都优于同时期的中国。

中日两国吸收欧洲近代文化，从江户幕府末期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即： 在这以前是以日本通过中国作桥梁；在这以后是以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为契机，通过日本作媒介吸收欧洲近代文化。也就是日本在这以前是拜中国为老师，倾倒于中国的传统和藉助“汉译西书”；在这以后是中国拜日本为师， 借道于日本学习西方，“照猫画虎”，日本成为中国学习西方的“模特儿”。中日两国吸收欧洲近代文化所发生的转变，标明了中日文化关系的逆转，这除了中日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改变外，主要是由两国对欧洲近代文化的认识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