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学的传播及其对日本文化教育的影响

洋学指西洋的学问而言。日本也把它称为兰学，因为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与科学技术，首先是通过荷兰传入日本的。

欧洲文化传入日本，可追溯到战国时代，洋枪洋炮和耶稣教的传来。16 世纪 40 年代，首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随后又有荷兰、英国的商船到日本经商。他们把枪炮及其制造技术传入日本后，接踵而至的是天主教的传教士到日本各地传教，并设立天主教教堂、学校和医院等。在这些地方，除讲授宗教课外，还传播葡萄牙语、拉丁语、音乐、修辞学、算术、辩证法等。由此开始洋学逐渐传播开来。

织田信长在统一日本的过程中，出于扫清统一事业障碍之目的，而在宗教上保护天主教以对抗一向宗（一向宗，佛教的一个派别，在日本广大民众中间颇盛行。）这样一来，天主教很快在日本扩大了地盘，发展了很多信徒。丰臣秀吉一开始也和织田信长一样，对天主教怀有好感，但后来看到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日本有侵略野心，又怕农民利用天主教聚会起义和害怕教会勾结西南的大名反对他的统一事业，于是在公元 1587 年下令禁止天主教进行传教，并杀死了一部分传教士。尽管这样，他也没有禁止洋学的传入和研究。

德川幕府建立后，曾一度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而默许天主教传教，不久为了巩固幕府的统治而尊儒打击异端，同时颁布锁国令、禁止天主教。此后，日本驱逐各国商人和传教士，破坏教堂，甚至处决天主教的信徒，只保留长崎这个口岸，只许可日本与中国、荷兰通商。因此，日本只能通过荷兰人了解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技术。18 世纪初，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公元 1684—1751 年）比较开明，于公元 1720 年撤除禁书令，允许输入与天主教无关的洋书，并提倡研究医学等实用科学。他还启用兰学家青木昆阳（公元 1598—1769 年）等人，到长岸崎去与荷兰人交往，学习兰学。这就为兰学

（或洋学）的传播开了门窗。

洋学的传播对日本文化教育的发展变化影响极大。它不仅充实丰富了教育的内容，而且促使幕府设立洋学研究机构，民间相继开办兰学塾传授洋学。在这个基础上，洋学的内容更进一步扩展到英国学、法国学、德国学等各个领域，为明治维新后移植西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等打下了基础。

但是，江户时代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成长于儒学教养的文化熏陶之中，而锁国体制下统治者又人为地禁绝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传衍，这就大大限制、阻滞了思维的合理发展，也在西方文化观上表现出明显的片面性，甚至在当时一些具有相当西方科学根底的学者身上，也难免染上上述局限带至的印痕。如颇有唯物倾向的山片蟠桃，他一面认为：“奇哉！西洋之说，天地之大论尽于此，非梵、汉、和之管见所能及，应拳拳服膺而善思之”；一面却主张在道德、政治理论方面“主要应取之古圣贤”①。这方面的另一代表是佐久间象山，象山最富于意味的是试图通过对宋儒的一些概念作出“偷梁换柱”的新解释，以便在构成他世界观基础的东方“圣学”与西方科学之间架设一道桥梁，谋求二者在思维结构中的和谐同一。最突出的是他对“穷理”概念的诠解。象山没有在形而上范畴对穷理作道学式的阐发，而是强调穷理所体现的合理主义与贯穿于西方科学中的实证精神具有一脉相承性，这就至少为东西自然哲学在方法论上的沟通开辟了道路。于是，西方科学自然获得了一种补偿的效验和功能，即所谓“汉人所未穷知，则以欧罗巴之说补之”。正因为象山在自然研究的“实证”意义上解释穷理概念，所以他必然反对水户学派鼓噪的穷一木一草之理乃无益于人事这一空洞说教，相反认为恰恰是对一木一草之理的研究才构成学问的实用性和具体内容。但由于象山对儒学世界观的笃守，所以他的自然哲学从表层看，似乎达到了西方科学和儒学世界观的严整和谐，然深层却因固执于“只以汉士之学不免空疏之议，仅以西洋之学则无道德义理之研究”①这一见解而潜蕴了无法调解的思想困惑。当人们终于意识到全面排拒西方科学已不属明智之时，象山这样的思维方式在反映异质文化较量最为敏感的知识界，是相当普遍的。正因为如此，对西洋文化的普遍性认识，无异于在人伦道德领域摈弃儒学的最后堡垒，从这个意义上讲，洋学的传播的确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解放的过程。

时人对洋学的理解与意义，概括起来，有如下数端：

第一，西方社会以平等自由为其人情风习基底。村田文夫针对日本人在传统上“尊支那以为中国礼义之国，卑西洋以为蛮夷无礼之国”的俗见，著

① 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法政大学出版局 1977 年版，第 208 页。

① 同上，第 246 页。

《西洋闻见录》驳斥：西洋各国“伦理之正，习俗之厚往往卓越于支那矣”②。到了明治前，福泽谕吉则进而注意到西方社会的民俗、伦理所以优越，大体由于其社会平等、人身自由的秩序使然。加藤弘之也谈到早年由自然科学而接触了一些西方的哲学、社会学、道德学、政治学、法律学方面的书籍，读后最感佩服的，“即所谓人是平等的，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今天看来，这种思想已不新鲜，但西方人能产生这种思想，不能不让人佩服”①。可以说昭示了倾向西方文化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迹。

第二，以“物理之学”发展教育，构成欧洲国家繁盛的基础。渡边华山认为，西方教育大多重视“物理之学”，所造就的人才不仅“没有独尊外卑，自闭耳目，井蛙管见之弊”，而且“既能兼容，又能辩驳，其无所不知”②；一旦离开学校，即可根据自身才识，自由选择职业，公开发表研究结果，完全没有封建社会的身份限制和秘传独善的陋习。佐久间象山也甚注重西方以近代科技为内容的新型教育的业绩，他认为“清儒学问虽考证精密，然毕竟多纸上空谈，甚乏实用”③，所以要提高日本民族的“学力”和“智力”，必须改革学校教育而倡导“洋学”。

第三，西方政制堪为日本楷模。日本立宪政治的创始人之一大隈重信少年时代就有过根据“兰书修习地理兵刑物理等泰西实用之学”的经历，他说“当时刺激大脑最深的，是荷兰的建国法。余以非常虔诚之心情读之，由其所记，渐得经国之要领。⋯⋯此实乃激起余立宪意识之滥觞，以往多年苦心焦虑政体之创立，均此思想发展之结果”④。另外，也出现了对西方议会制度备加赞扬并主张立予采纳的言论。如松平庆永《虎豹变革备考》曰：“观西洋诸洲历史，设有巴力门高门士（“议会”一词译音—撰者注），以公议国中政事，行使赏罚黜陟，与夺亦然。虽为英王法帝也不得自由行之。今皇朝制度也应一举改革，在江户设立巴力门高门士。当然，这些不过是对近代议会制度的朦胧理解，但它至少表明了这样一种政治直觉：代议制政治比之专制统治，要更为优越。明治初年致力于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显要人物中，有不少即是于此期“觉彼之文物制度颇有优于我处，遂隐怀移植之志”，决意以西方立宪政治为鹄的，设计日本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

第四，西方的形而上学（性理之学）远比儒学公平正大。一旦肯定西方“性理之学”这个文化的核心，也就最终完毕了对“东洋道德，西洋艺术” 文化二元观的超越。幕府最早派往荷兰莱堡大学进修的留学生津田真道、西周，首先打破西方形而上学拙劣的偏见，在修习法学、经济学同时，还深入钻研了西方哲学，认为西洋性理之学及经济学与以住所学之汉学颇为异趣⋯⋯仅吾希哲学，阐示性命之理也过于程朱，根据公顺自然之道，建经济之本，也胜于所谓王政，合众国英吉利等之制度也优于彼尧舜官天下之意和周召制典之心①。

② 家永三郎：《外来文化摄取史论》，青史社 1974 年，第 276 页。

① 同上，第 188—189 页。

② 《日本思想大系 55》，第 83 页。

③ 植手道有：《日本近代思想的形式》，岩波书店 1974 年，第 25 页。

④ 家永三郎：《外来文化摄取史论》，青史社 1974 年，第 206—207 页。

① 杉本勋编：《体系日本史丛书 19，科学史》，山川出版社 1980 年，第 34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