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西方教育著作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作为传教之手段，翻译引进了大量西方各种门类的科学知识。其中，自然科学多于社会科学，器、术、技、艺多于理论著述， 自然科学中，又以天文学为主，数学次 之，物理学又次之，其余包括地理学、生物学、医学、建筑、火器制造等。社会科学则有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西方语言、神学等，另有绘画、音乐等西洋艺术。众多的学科知识，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库，为近代科学建立西学体系，同时也为近代教育的新式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在教育史上颇具意义的是，传教士直接翻译引进了当时西方大学的讲义，冲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教学内容。

西学教育书籍的传入，使中国人得到了不少新鲜知识；为中国的文化科技界提供了营养；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填补了一些空白。在数学方面，欧基里得《几何原本》的译入，促使中国人用西方几何学的体系充实了中国原来少得可怜的几何学内容。三角学、对数表、代数学等也是首次进入了中国数学领域。在物理学方面，汤若望所著《远镜图说》，是西洋光学传入中国的开端；王征和传教士邓玉函合译的《远西奇器图说》，则把重心、比重、杠杆、滑轮、斜面等力学原理及简单的机械构造原理系统地引进中国。在地理学方面，利玛窦带来的《万国舆图》、《山海舆地图》和艾儒略著的《职方外纪》，首次将地圆说和五大洲等世界地理概念输了进来，并向中国人介绍了地球在天体中的位置及其与诸星体的关系；利玛窦等使用的经纬度测量法，比中国原有的寸折百测量法先进得多，它的传入开了中国以科学之法绘制地图的先河。在天文历法方面，西学之影响尤为突出。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 年）专设了一个西洋历局，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各等传教士

先后成为该局主持。在他们的努力下，崇祯七年（公元 1634 年），有关西洋

天文历法的著述、图册等已达 140 余册①，并有浑天仪、星球、地平仪、日晷、望远镜、赤道黄道经纬仪、象限仪等诸多天文仪器。这些新知识和新仪器的传入修正了原中国历法中的许多谬误。由此，明末出现了一部新的历书——

《崇祯新历》。清朝初期，汤若望、南怀仁、闵明我、刘松龄等教士则又相继担任了朝廷钦天监的官职。在他们的协助下，中国的天文历法脱去了陈旧的外衣，呈现出新面貌。在枪炮制造术方面，中国人更是得益非浅。汤若望与中国人焦筴合著的《则克录》（又称《火攻挈要》）一书，从炮台的建筑、各种炮身的铸造、火药成分、大炮施放的方法以及炮兵教练等各方面对火炮制造术作了详尽的介绍。崇祯九年，明毅宗于皇宫旁专设炮厂一座，聘汤若望为技师。在传教士们的口授笔传、亲手指导之下，明代首批制成了 20 门大

炮（被称为佛郎机），最大的可容 40 磅炮弹。还成功制造出一批火铳。此外， 中国人还从传教士那里得知了水利学方面的一些原理及其工程设计方法。除了科学知识，少量西方哲学思想、建筑艺术、绘画艺术等也在这时期传入了中国。

这些东西，不少是中国人所特别缺乏的。诸如几何、代数、光学、力学、机械制造、火器制造、地理学、绘图术等方面的知识，其中有些知识对中国人来说是前所未闻的，它们无疑扩大了一部分中国人的视野。在西学的影响、刺激下，我国一些学者开始整理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并注意吸收外来的先进知识，徐光启、李之藻等即是其中的典型。徐光启总结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

① 《中国教案史》，第 83 页。

技术，著成《农政全书》，其中水利部分即吸收了耶稣会士熊三拔《泰西水法》的内容。李之藻则在积极学习西方数学，集中外数学成果之大成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留下了许多著作。宋应星著《天工开物》，总结了农业工艺方面的技术，其中也包括了一些西方器物制作方法。明末清初，随着西方某些先进科学和“奇器”的输入，中国出现了议办“洋务”的端倪；炮厂的设置、水器的生产也是一种新产业的最初雏形。值得一提的是，在介绍西方学术的过程中，传教士们还不自觉地带进了一些近代科学方法，如实验法、归纳法、演绎法等，这些则从方法论的角度给中国人以科学的熏陶。

由此可见，这次西学东渐在客观上使中国人开了眼界，给中国的科技文化输入了新鲜养料，有利于促进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