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及其特征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在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这一历史时期即所谓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生产方式这一历史变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一面主要思想旗帜就是人道主义。

由于宗教神学是人们最大的精神枷锁,是把劳动力从封建关系下面解放出来的巨大障碍,因此,冲破宗教的思想樊篱,就成了新兴资产阶级向封建制度开火的序幕,反神权的斗争成了反政权斗争的先声。

针对中世纪神学以神为中心,贬低人的价值,否定现世生活的意义,提供禁欲主义等观点,新兴资产阶级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思想,所谓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以这种思想为其基本内容的。所以,人道主义最初是作为资产阶级通过反宗教间接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出现在历史上的。

人道主义(Humanism)一词出现较晚(关于这个词究竟什么时候出现,有不同看法。有一种看法认为它出现于 19 世纪初,由德国教育学家弗·伊·尼塔梅尔在一篇题为《当代教育课程理论中博爱主义和人道主义之争》的文章中首先提出),文艺复兴初期还没有这个词,那时只有 Humanitas(拉丁文, 意为人文学),来源于 Humanus(人的)一词,它的最初含义是受过世俗教育的意思。在中世纪,宗教是凌驾于一切学科之上的至高权威,一切意识形态都成了神学的奴婢,不过是证明上帝的工具。任何一种公理只要与基督教宗教会议,特别是尼西亚会议(尼西亚宗教会议——罗马帝国基督教会第一次世界主教会议,公元 325 年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召开,会议通过所有基督教徒必须遵守的信条)的决定相径庭,就会被判定为理性的迷误。谁要是坚持一乘一等于一就会被认为是离经判道的异端, 因为只有一乘一等于三才合于神学所启示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理”。在这种情形下,哪里谈得上有什么离开神学羁绊的独立的教育。新兴资产阶级提出世俗教育的口号,其意义不仅在教育方面,而是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与神学相对抗。它不仅要争取教育对教会的独立,而且要争取一切意识形态脱离神学的桎梏。新兴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世俗教育,以古希腊、罗马的学术文化为主要内容,它是要以对人的肯定来反对对神的屈从,是要在意识形态上确立人的统治以取代神的统治。

关于对人的肯定的观点,古希腊、罗马的不少著作中都有所体现。如后世的某些哲学家常喜引用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出自古希腊的著名智者代表普罗泰戈拉之口。莎士比亚在他的剧作中对人的赞美,是古希腊著名的悲剧作家索

① W·C· 丹皮尔:《科学史》,第 153 页。

福克勒斯在《安提戈尼》一剧中的诗句的进一步发挥,索福克勒斯用下面这样热烈的诗句唱出对人的颂词:“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算少,象人这样维妙的却很难找”。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人文学者赞美人的言论,使人想起了古罗马著名的政论家、雄辩家西塞罗对人的颂词;“在人看来,人是最美的。”除了上述的赞美、颂扬人的言论以外,古希腊、罗马作家、哲学家关于人性的论述,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也有深刻的影响。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在致赫罗多德的信中曾经说过:“⋯⋯人类的本性也只是接受环境的教训,被迫去作许多各式各样的事情。”①古希腊的另一个哲学家、斯多葛学派的代表芝诺的一部著作就命名为《论人的本性》,可惜这部著作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今天只能在第三世纪希腊学者第欧根尼·拉尔修所著的《著名哲学家》一书中,看到芝诺论人的本性的片言只语。该书第七卷中提到:“芝诺第一个在他的《论人的本性》里主张主要的善就是认定去按照自然而生活, 这就是按照德性而生活,因为自然引着我们到这上面。”②我们从古希腊、罗马的作家、哲学家关于人性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是强调人的自然本性方面的,这种观点是和中世纪神学用神启来代替人的自然本性相对立的,因此,它必然会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反神学的一种武器。

恩格斯对文艺复兴曾作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以宣扬人道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表面上似乎是一个文化运动,而实际上是新兴资产阶级通过同封建贵族斗争,为自己登上历史舞台开辟道路的运动,也就是说是一个政治运动。而作为文艺复兴的旗帜的人道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化思想,而且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是资产阶级用以观察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手段,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歌颂人的伟大,赞扬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这种思想我们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和文艺家的作品中处处可以看到。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最初诗人但丁就曾说过:“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①彼特拉克在一部假托他自己和奥古斯丁对话的拉丁文著作《秘密》中,讲出了这样的话;“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②15 世纪意大利的人文学者鲍哲·布拉巧林也曾称颂过人的高贵。他在《论高贵》一文中, 发挥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的高贵不在于出身,而在于他的功绩。这是对中世纪的等级门第制度的一种挑战。英国杰出的戏剧作家莎士比亚(公元 1564—

1616 年)在《哈姆雷特》中写下了对人的热情的赞美诗:“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想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 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③意大利的米兰多拉(公元 1463—1494 年)不仅赞美人的价值,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版,第 361—362 页。

② 同上,第 374 页。

① 《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版,第 3

页。

② 同上,第 11 页。

③ 《哈姆雷特》,作家出版社版,第 61 页。

而且在公元 1486 年曾想在罗马召开一次“关于人的尊严的大会”,这是一个向教会宣战、向神学开火的相当大胆的行动,由于教皇英诺森八世的制止, 没有开成,米兰多拉本人因此被教会革出门墙。

和这种提高人的地位的观点相应,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艺术家摆脱了中世纪以圣经故事为主题的传统,创造了以直接描述世俗生活和世俗人物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并且大胆地利用解剖学的成就,来着力表现人的自然机体, 表现人体美,从而使艺术开创了新局面,获得了新生命。

②提倡意志自由、个性的自由发展。关于自由意志的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颇为流行。15 世纪意大利人文学者瓦拉(公元 1407—1457 年)的一部书名就叫做《自由意志谈》。16 世纪法国著名文学家、《巨人传》的作者拉伯雷,在该书的题辞中就有“顺从你的意欲而行”一语。在该书中,作者提出他的理想社会的雏型即所谓“德廉美修道院”,这个修道院的规则只有一条:“想做什么,便做什么。”这个修道院的秩序不是按照钟声,而是按照人们的理性与智慧安排他们的行动。这个修道院来去自由,“只消本人愿意, 随时可以出院,不受拘束。”这个修道院不像垣宇森严的其他修道院,不筑围墙。拉伯雷认为,只有在这种意志得到充分自由的环境里,才能培养出“一切学术义理、处世治身之道上无一不做到修养成熟,而彻底精通的”全知全能的人。16 世纪的著名人文学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公元 1466?—1536 年) 也十分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他认为这种自由意志主要表现在顺从自然的推动,遵从本能的活动。在人应不应当有自由意识这个问题上,伊拉斯谟同德国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公元 1483—1546 年)之间还展开了一场争论。路德认为:“‘自由意志’这个名称,是一个属神的称号和名称,人间任何哪一个都不应当而且也不能够取得这个称号,因为,只有崇高的、属神的尊严才配得上这一称号。”①而伊拉斯谟则肯定自由意志也是属于人的,认为自由、快乐、知识或理性,是构成道德和良心的最重要的条件。马丁·路德作为一个宗教改革家存在着某种“非宗教化”的倾向,他希望摆脱天主教会的专横,建立一个依赖于世俗政权的“廉价教会”。但是,在对待自由意志的这个问题上,充分暴露出他的“非宗教化”的不彻底性,在这一点上,他比起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不能不有逊色。文艺复兴后期的法国著名作家蒙台涅(公元 1533—1592 年),也是主张人的自由个性的,蒙台涅的一句名言“我思考我自己”,就是他的这种观点的一个体现。

③强调现世生活的意义,大胆地提出享乐的尘世要求。瓦拉针对禁欲主义关于享乐的不道德性的说教,针锋相对地提出“不道德的享乐是不存在的” 论断。他在《论作为真正幸福的享乐》一书中,宣传伊壁鸠鲁主义,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精神加以解释,捍卫了世俗的道德,维护了资产阶级享受生活中一切快乐的权利。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人文学者的信徒托玛斯·莫尔(1478—1535 年)在其《乌托邦》一书中,也认为享受尘世生活的幸福是符合理性的,也是符合自然的意向的。他说:“一个人在应该追求什么和应该避免什么这类问题上听从理性的吩咐,这就是追随自然的意向。”①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屈从于禁欲主义的戒条,限制饮食以消耗自己的身体,损害自己的健康,并且弃绝自然的种种温存,他就是“完全丧失了理智,对自己极端

① 转引自《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 281 页。

① 《乌托邦》,三联书店版,第 83 页。

残忍,对自然十分忘恩负义。”②

人文学者的反禁欲主义是和反对教会的伪善结合在一起的。薄伽丘的《十日谈》既抨击了禁欲主义,又揭露了僧侣的放荡淫逸。伊拉斯谟在《疯狂颂》中,以犀利的词句对僧侣的纵情声色竭尽讥刺揶揄:“斯多葛派哲学家们自己也喜爱欢乐;他们不憎恨欢乐。他们徒然遮遮掩掩,徒然想在凡夫俗子面前诽谤肉欲享受,最恶毒地咒骂它;纯粹是装腔作势!⋯⋯神明在上,请他们告诉我,如果没有欢乐,也就是说没有疯狂来调剂,生活中哪时哪刻不是悲哀的,烦闷的,不愉快的,无聊的,不可忍受的?在这儿我本来只要引用索福克勒斯的话来作证就行了。⋯⋯他说:最愉快的生活就是毫无节制的生活。”①

总之,针对中世纪天主教以神为中心、以天堂和来世为精神寄托、以禁欲主义为道德戒条的观点,把人、把人的意志自由、把人的尘世生活要求提到第一位,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虽然是反神学的,但同时它又带有很大的不彻底性。许多人的著作中还保留了对上帝的承认。米兰多拉在《关于一切可以认识到的事物的九百个论题》一书中,反对占星学,认为天体不可能对人的命运发生超自然的作用,而在《论人的尊严》一书中,却插入大量关于上帝创造世界、关于“天父”威力的议论。伊拉斯谟在强调人具有自由意志的同时,却又宣称:知识的程度,决定于人接受上帝的程度。这样的不彻底性正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的不彻底性的一种表现。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所谈论的人是抽象的,是抽去社会和阶级内容的。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所说的人形式上是全人类而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它所提出的尊重人的尊严、人的意志自由,实际上无非是要争取资产阶级的尊严和资产阶级的意志自由,也就是要争取资产阶级发展本阶级利益的自由。

初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虽然是反封建的,但在其一开始就把资产阶级的利益掩盖在“全人类”这件外衣下,因而带有某种虚伪性、欺骗性。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资产阶级从进步转化为反动,作为资产阶级手中工具的人道主义,其反封建的进步性日趋磨灭,终致烟消云散,而其伪善、欺骗的一面却与日俱增,终于取代了宗教,成了另一种精神鸦片,另一个箝制人们思想的牢笼,成了资产阶级伪言欺世、矫情惑人借以维持其统治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