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儒学与越南后黎王朝的文化教育

公元 1428 年，越人黎利建立了后黎王朝（公元 1428 年至 1789 年），定

①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朝鲜杂述》。

② 同上书。

① 《增补文献备考卷二百四十二·艺文考》。

都河内，国号大越。黎利建国之后，鉴于前朝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流散、土地荒芜使封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为稳定新王朝的统治，决定尽快整顿封建等级尊卑秩序，并设法把农民重新束缚在土地上。孔子的儒学恰恰为黎朝统治者解决上述现实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办法和强有力的理论根据。所以黎太祖一登基，为图自强，便模仿中国提倡儒家思想，定律令，制礼乐，设科目、收图籍、创学校，以经义、诗赋二科取士，“彬彬有华风焉。”①有此开端之后，黎朝历代统治者又继续采取崇儒重道措施。儒学独尊，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乃至规范民风民俗，均按照儒家的主张办事，儒学在越南遂步入全盛时期。黎朝推崇儒学，主要仍表现在兴办儒学教育、实行以儒学为内容的科举取士制度、广修文庙祭祀孔子、输入及翻刻儒家经典、与中国互有文人学者来往沟通儒学交流等方面。其规模和做法远过于前朝。

兴办儒学教育。黎太祖（利）顺天元年（公元 1428 年）采纳儒臣阮荐的建议，在京城设国子监，置祭酒、直讲学士、教授。诸路县设学校，置教职。由此儒学教育日趋兴隆。黎太宗于公元 1434 年还对天下学生进行考试，中选者，分三等。一、二等免徭役，补入国子监，三级还路学读书，亦免徭役。若在各路学读书者，25 岁仍未考中，则令其还民。结果中考者达千余。可见儒士阶层人数较前已大有增加。黎圣宗更锐意儒学，首置五经博士。为求精深，令其专治一经，以授诸生。还颁五经官板于国子监。为表示对儒学教育的重视，黎圣宗还亲临学校。为督促、鼓动国子监学生和儒生们学习，黎圣宗于公元 1484 年定国子监三舍生除用令，根据会试中场多少，将学生分

为三舍，犹如 3 个等级。中三场充上舍生，季钱每人 10 陌（贯）；中二场充

中舍生，季钱每人 9 陌；中一场充下舍生，季钱每人 8 陌。至除用时，吏部及国子监官照缺保举，上舍生三分，中舍生二分，下舍生一分。如此，则三舍生中场多少，优劣前后，等级适宜，而天下人才，咸知激劝。1510 年，襄翼帝又颁治平宝范于天下，凡 50 条，规定：“监生、儒生生徒每至朔望，各具衣巾，点目如法，遵守学规，习肄课业，期于成材，以资国用。敢有侥幸奔竞，游戏道途，废驰学业，一遭欠点，罚中纸一百四十张，二遭欠点，罚中纸二百张，三遭欠点，笞四十。下四遭欠点者，捡奏刑部勘问。一年欠者，举奏充军。乡试提调、监试、监考、考试、巡绰等官及社长，宜体朝廷德意，务秉公心，期得实材，为国家用。”①这样一来，在监诸生及儒生们均埋头攻读不敢稍有懈怠。这些学生学的均是儒家经典，他们入学本欲“学而优则仕”，因此从政之后，充当各级各类官吏，也以儒术佐王朝治天下，这对儒学在越南进一步发展显然是大有裨益的。

推行儒家社会教化。为了办好‘儒学教育，黎朝从国初便很注意遴选和培养各级学校的学官。公元 1434 年，黎太宗便“以前太子侍讲阮晋才，为国子监博士”。黎仁宗时又以大儒学家潘孚先为国子监博士，范熊为助教，武永顺为国子监教授。为便于博士们所授课业精益求精，黎圣宗时五经博士专治一经，以授诸生。为了扩大儒学教育，黎朝还不断重修和扩建国子监。公元 1511 年襄翼帝命阮文郎重修国子监崇儒殿，及两庑明伦六堂厨房库房，并新构东西碑室，左右每间置一碑。

为了使全社会的人无分男女老幼均能受到孔子思想的薰陶，黎朝于正规

① 《明史·外国二·安南传》。

①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卷之六·黎纪六·襄翼》。

学校之外，十分着意以儒家的伦理思想实施社会性教化。黎嘉宗把表彰义妇孝子以厚风俗，留意教化使仁让风行，作为地方官的治民要务。民风民俗关系统治能否稳固，这一点历代的统治者都看得十分清楚。黎昭宗光绍二年（公元 1517 年），莫登庸上表斥叛臣黎文度背弃纲常，实同禽兽，请予诛讨，表文中便认为：“三纲五常，扶植天地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国而无此，则中夏而夷狄，人而无此，则衣裳而禽犊”①。把三纲五常视为治国安邦的柱石。为了以儒家的纲常伦理整饬封建等级尊卑秩序，黎玄宗景治元年（公元1663 年）特申明教化 47 条，颁行全国各村社，强制人民遵守。其宗旨在于

以儒家纲常伦理来化民成俗，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教化 47 条：“其略曰：为臣尽忠。为子止孝。兄弟相和睦。夫妻相爱敬。朋友止信以辅仁。父母修身以教子。师主以道相待。家长以礼立教。子弟恪敬父兄。妇人无违父子。妇人夫亡无子，不得私运货财。居乡党者长幼相敬爱，便害相兴除。⋯⋯凡若干条，颁布天下。各处承宪府县州等衙门，各抄一本，挂于视事堂。仍转送所属各社民，各书于匾，留挂亭中。许官员监生生徒社长，以乡饮日，会集男女长幼，讲解晓示，使之耳濡目染，知所劝惩，自是人心渐归善俗矣②。这集中反映了黎朝统治者要在全社会，特别是向民间普及儒家伦理，千方百计做到家喻户晓老幼皆知。

以科举取士。继续实行并健全以儒学为内容的科举考试，是儒学在黎朝进入全盛的又一重要标志。黎朝的统治者为了保证以儒术立国，建国之初便从养士和取士入手培养和选拔治儒学的人材。

黎太祖定鼎之初（公元 1428 年），便决定“期以明年五月，就东京，文

官考试经史，有精者除文官，武官考试武经”①。翌年 5 月又“旨挥诸府路军人及山林隐逸之士，果有通经史，工于文艺，期以今月二十八日，就省堂通身听候，至日入场会试，中者选用。二十八日，旨挥内外官文武，有精通经史，自四品以下，期今月二十九日，悉就省堂，入场会试”。这虽还不是正规的科举取士，但已可见黎初便已确定“精通经史”为其用人的标准。并以此为准来考核及罗致人材。黎太宗时，痛感战乱之后人才匮乏，遂于公元 1434 年（绍平元年，明宣德九年），正式定取士科。太宗诏曰：“今定为试场科目，期以绍平五年（公元 1438 年），各道乡试，六年会试都省堂。自此以后，三年一大比，率以为常。中选者，并赐进士出身。所有试场科目，具列于后：第一场，经义一道，‘四书’各一道，并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场，制、诏、表；第三场，诗赋；第四场，策一道，一千字以上。试吏员，考暗写，一等补国子监，二等补生徒及文属。”②中选者分为三甲，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黎仁宗时，前三名又有状元、榜眼、探花之设。这里对黎朝科举的目的、方法、内容做了明确的规定。科考的内容则全为儒家经典及制诏表策和诗赋之类。自此黎朝科考遂成定制。黎圣宗时，还亲自临轩制策，咨以帝王治道。为确保考生质量，黎圣宗于公元 1462 年定保结乡试例，规定天下应试士人，须“听本管官及本社社长，保结其人，实有德行者，方许上数应试。其不孝、不睦、不义、乱伦及教唆之类，虽有

①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卷五·黎纪五·昭宗》。

②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续编追加·黎纪十·玄宗》。

① 《大越史记全书·本经实录卷之一·黎纪一·太祖》。

②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卷之二·黎纪二·太宗》。

学问词章，不许入试”①。这一对应试者品德的要求，也体现了崇儒重道的精神。

为了推崇儒学，统治者千方百计扩大科举的影响，给及第者以各种荣誉和物质赏赐，提高儒士阶层的地位。如制文题名竖碑，得第者均授予各种官职，如状元为翰林直学士，榜眼为中书舍人，进士为翰林知制诰、起居舍人等。为了提高儒士的名望和地位，还设置了唱名礼（宣读中考者的名字）、荣归礼（迎接中考者回乡）。这对科考的儒生是一极大的鼓励。儒学，科举、仕途相结合，使儒学得以更快的发展。

儒家典籍的译印。黎朝为了传播儒学，还大量输入和翻刻儒家经典。中国明末清初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较前大为发展。明清商人往来越南者甚多。因为黎朝特别注重儒学教育，所以越南举国上下皆争求儒家典籍。故明商从中国运去的货物中，书籍占很大部分。每当明商运书到越，越人则不惜重金争相购买。

在中国的印刷术传入越南之后，越人于 15 世纪后开始翻刻儒家经典。据

《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公元 1435 年新刊《四书大全》板成。黎圣宗于光顺

八年（公元 1467 年）夏四月，“颁五经官板于国子监”②。又于后黎朝维祊

“永庆三年（清雍正九年，公元 1731 年）夏四月，命阁院官校阅五经本，刊

行颁布。”③之后，黎朝纯宗“龙德三年（雍正十二年，公元 1734 年）春正月，印五经板，颁布天下，王亲制序文。五经板成，命藏于国学”。同年又刻《五经大全》及“四书”、诸史颁于各处学官，史载：黎纯宗龙德三年春正月，“颁《五经大全》于各处学官。先是，遣官校阅五经北板，刊刻书成颁布，令学者传授，禁买北书。又令阮效、范谦益等分刻‘四书’、诸史、诗林、字汇诸本颁行”①。这样，在越南，儒家的书籍日益增多，越史载：黎朝有书“‘四书’、‘五经’、《登科录》、《会试录》、《玉堂文范》、

《文献通考》、《文选纲目》及诸医书之类”②。中国史书载：明时越南如儒书则有《资治通鉴》、“五经”、“四书”、《胡氏左传》、《玉篇》、《唐书》、《汉书》、《三国志》、《太公家教》、《明心宝鉴》③。

儒学历黎朝 300 余年而空前隆盛，不仅儒家思想广为普及，而且研究儒学著书立说者甚众，名儒辈出，经学繁荣。儒学大师以阮秉谦、潘孚先、吴士连、黎贵惇最为著名。黎氏著有《群书考辨》、《易经层说》、《春秋略论》、《圣贤模范录》等书。潘、吴二氏既是大儒学家，又是大史学家。吴氏所撰《大越史记全书》为现存越南古代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其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褒贬皆以儒家观点为准。阮氏则精通义理。越南大儒学家和儒学著作的大量涌现，是儒学在越南空前隆盛并进入全盛时期的又一重要标志。总上所述，儒学在后黎朝，通过多种途径在越南广为传播，特别是后黎

统治者独崇儒家，用行政手段普及于民间，终于逐步取得了统治地位，成了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从此，越南的封建政权以儒学作为建国君民的指导，

①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卷之三·黎纪三·圣宗上》。

② 《本纪实录卷三·黎纪三·圣宗上》。

③ 《越史通鉴纲目》卷三十七。

① 《越史通鉴纲目》卷三十七。

②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卷之四·黎纪四·圣宗下》。

③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六·安南下》。

儒家思想成为建立各种政治、经济等制度的理论依据，儒家的说教被看成金科玉律，儒教在黎朝实际上被推崇为国教，儒家的信条成为规范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清规戒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