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批判与改造设计

①八股取士败坏人才。以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鞭天下士子专意帖括， 作浮言浮语，而在社稷倾覆、百姓罹难之时，无一人能担当起救国安民之大任，因此，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皆奋起清算八股取士制度的危害，以之败坏人才甚于秦始皇之焚书坑儒。

首先，使经学尽废，学术衰落。

① 《黄梨洲文集·叙陈言扬勾股述》。

② 《黄梨洲文集·周云渊先生传》。

③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

④ 《文贞公年谱》卷上。

八股考试之内容，是以《四书》、《五经》为主，守宋人一家之言。士子自“束发授《四书》，即读时文”，而弃先儒经典不读。八股考试虽试经义，但是，每经拟题，多者百余，少者数十，无需通读经文便可谓通经。所以，士子“以日所读之经，日所习之注，日所钻研之八比文”①为务，而不知真儒学为何物。中国的学术传统是以经史为“才之薮泽”②，但八股取士则仅“限以一先生之言，非是则为离经叛道，而古今之书，无所用之”①。经书不读，史书尽弃，古今之书概置之不用，士子之时文于是皆徒託空言，惟以肤词诡词蔓衍支离，取科第而后止。更重要的，是习八股文者不讲天下之务， 不考历代典籍制度，惟记诵词章是务，惟“仆仆以揣摩主文之意旨”。因此， 八股考试，是趋使天下士子“舍当读之书一切不读，而读场屋课试之文；当学之学一切不学，而学帖括之学”②。诚如黄宗羲所言：

举业盛而圣学亡。举业之士，亦知其非圣学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迹焉尔。而世之庸妄者，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于是六经之传注，历代之治乱，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说。此一定之说者，皆肤论瞽言， 未尝深求其故，取证于心。其书数卷可尽也，其学终朝可毕也③。

为师者以此数卷可尽之书授予生徒，父兄以此终朝可毕之学教训子弟，士子则以“剽窃为工，掇取青紫为志”④，而真儒学不传，天下学问尽衰矣。

其次，尽弃经世致用之实学，遂使天下无斡济经济之才，导致国破家亡。真正的“士”，即当今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徒以读书能文”便能称

“士”，而是须“为国任事分猷”者，有“练达伟敏宏毅之才”⑤者，才能称之为“士”。教“士”之途，不外是教之以六德、六行、六艺，即颜、李所说的“三物”。然而，汉、唐、宋皆以徒读书能文为“士”，使“人才靡弱不振”。至明代以八股取士，则败坏人才更甚矣。李塨指出：

盖上之所取在是，则下之所趋亦在是。既以八股为科举，则天下惟知习此之为学，惟知习此之为士。举凡德行、道艺与所以致治勘乱之具， 概置不问，一幸登科第，则政事听之胥吏，心力用之营求；贪富贵，竞门户；而无事则徇私以酿祸，遇变则置安危于不顾。是败坏朝廷者士， 而败坏人才以为士者，朝廷也①。

朝廷以八股取士，天下士子因此而皆溺于八股，而目不必通经史，心不必想圣贤，将先儒的明术崇教、修己治人之道一概削落，惟“摩风气，揣兴尚”， “闭门傝首，哆口弄舌”。偶闻治世平乱之道，则急走，避之唯恐不及。十余年甚至五六十年后幸得一第，不但无治国平天下之大德大才，即其形貌， 亦已经“形木神灰，腰折筋萎，邑邑无气矣”。这样的人才，希望其“强力经济”，岂不是“黑之悬而白之募耶”？所以，明朝的灭亡，“亦中国士大

① 毛奇龄：《经问补》卷二。

② 《黄梨洲文集·蒋万为墓志铭》。

① 《黄梨洲文集·蒋万为墓志铭》。

② 潘耒：《遂初堂集》卷九《送田纶霞水部督学江南序》。

③ 《黄梨洲文集·恽仲升文集序》。

④ 《朱舜水集》卷一《中原阳九述略》。

⑤ 李塨：《平书订》卷六。

① 李塨：《平书订》卷六。

夫自取之也”②。然而，使中国士大夫皆“气息柔脆如妇女，人事迂阔如天痴” 者，是统治者的八股取士制度，即如黄宗羲所指出的：朝廷的“科举之法”， 是“所以破坏天下之人才”而“惟恐不力”③。

其三，是束缚人性，压抑个人才能的发挥。

人各有性，而文自情出。但八股文却要代圣人立言，则荒谬至极。因为， “圣人之言，惟圣人能言之。后学之士，以我证圣”，皆是“自言所得”④。因此，观时文名家之作，亦皆“各因其性情之所近，以造乎其极”①，而风貌各一。八股文又要求文必束排比、声偶，则更使士子“难以畅论，往往拘忌体格，不能发挥旁通”②，不敢自骋一言。其时，循八股之俗格者皆中墨，“稍异则否”。这样，虽然人之禀性各异，但都“必折之使就格”。而“就格” 之法亦应运而出，即“套取贵人已售之文，句抄而篇袭焉”③士子一生向学， 仅练就此“套”的本领，无只字非套，而人性被套之于俗格之中，才能被束缚于俗格之中。虽有才而不就格落套者，八股取士制度则“坐令其槁死牖下”。黄宗羲愤慨地说：“以取士而锢士，未有甚于今日者也。”（《黄梨洲文集·蒋万为墓志铭》）颜元亦直斥八股取士，是“将率天下贤愚而八股矣”。

其四，毒害士心，腐化士习。

以八股取士，则使天下士子置国家安危而不顾，唯习套术，以之为仕途捷径。套术是他们“平生得力之处，虽魂梦间不能自忘也”。虽有曾参、史鱼之贤，因文不工而不得举；虽有穷奇、梼杌之不肖，因工于八比文而居官位。士子“得乎此则荣进之价，不得乎此者穷困之归”，所以，他们皆以《四书》、《五经》为“梯荣媒利之资”④，但求拾取青紫，能高车大马，夸耀闾里。出仕前，他们汩没章句，于时政一概不问；经试中第后，则“以得与富贵为幸”，进而“授生徒，持门户”；不第者“则干谒官府，游浪酒色，叫跳恣肆，靡所不为”⑤。而考官之选取人才，则“不问德业”，其时文中有“一二道语稍当意，辄取之纳诸学宫”。这样选拔人才，则使士心唯苟且，士习唯庸腐，而德才兼备之人全无。其高者仅能“以浮夸之翰墨快然于手”，不能“建功奏绩”，惟“日夜喘息著书”①。其陋者则“坐沐猴于堂上，听赋租于吏胥；豪右之侵渔不闻，百姓之颠连无告”；开奔竞之门，丧廉耻之道， 不识“忠君爱国，出治临民”为何事何物②。若此，则国家安得不亡！

其五，使师道不立，学校替废。

士子皆知通经难而科第易取，于是相习而为抄袭稗贩之作。“天地之大， 万物之多”，而士子却“惟科举之知”③。经试落第，则神情猝变，嗒然若死；

② 《朱舜水集》卷一，《中原阳九述略》。

③ 《黄梨洲文集·蒋万为墓志铭》。

④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前集卷五。

① 汪家禧：《东里生烬余集》卷二，《与戴金溪比部敦远书》。

②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前集卷五。

③ 吕留良：《晚村文集》卷五《古处斋集序》。

④ 张海珊：《小安乐窝文集》卷二《送张渊甫赴省试序》。

⑤ 陆世仪：《文集》卷四《送王生男伟入学序》。

① 李塨：《恕谷后集》卷四《与方灵皋书》。

② 《朱舜水集》卷一《中原阳九述略》。

③ 《方苞集》卷七《送官庶常觐省序》。

若中第，“则以为学之事终，而自是可以慰吾学之勤，享吾学之极矣”。士子於学如此，而学校亦惟科举是务，成为科举的附庸。教学内容是无用的八股文，教师则为词章记诵之师。及至书院，此时亦非讲学之所，而课八股时文，鼓励科第进取。故袁枚批评当时的书院是有名无实，程廷祚则以之为“不求所以教人之法”，是“弃人”④。他说，书院应当“仿苏、湖、鹿洞之遗意以为教”，治经治史，使学生各尽其才，有经世致用之能力，而不是象官学那样“责以科举之文”⑤。科举之文，是“士之有志于荣进者习焉，非所谓学也”。故入书院者，不“必先考制举业”，“而书院之中所以辨贤否者”， 亦不能“惟制举业是问”⑥。而其时无论官学还是书院，皆“猥取人干禄之具而代谋之，使人欲日炽，天理日微”，育才之大业遂废而不举。因此，八股取士，不仅使儒家经学不立，经世致用之实学不讲，师道不明，且使人心榛塞，吏治不良，而民生重困。国家徒有养士之耗费，而罕收得人才之效。

其六，使文坛荒芜。

士子以套取俗格为仕途之捷径，虽亦谈文章，论得失，作诗赋古文，但根本不知古人治学之法。因为，时文充塞宇宙，士子所读之书，尽是“闱牍房稿，行卷社义”，其琐碎可譬之“牛毛蚕子”，但士子仍不厌其烦地“揣摩风气，摘索标题，以备荒速之用”①。他们“字而析之，不厌其离也；比而同之，不厌其复也②；皆以“时文为墙壁，骤而学步古文”，则“胸中茫无所主”，便以“偷窃为工夫，浮词为堂奥”③，以致文章空疏卤莽，文胜质灭， 文坛如“荒瘠斥卤之地”，而呈“黄茅白苇”④之象。

八股取士之败坏人才如是，当时稍有见识的知识分子，皆愤慨难平。目睹明亡之教训，窥见西方文化的发达，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决定了学校教育的内容和人才培养的方向，直接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兴危存亡。因此，顾炎武要求废除由八股考试而选拔出来的生员：“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⑤因为，以八股取士，则五尺童子诵数十篇时文制艺而小变其文，便可获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亦不能获一售。命运不济者将有用之年华皆消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者却以八股文为天下之唯一学问。顾炎武痛恨地说：八股取士就是这样“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而使“寇贼奸宄得而乘之， 敌国外侮得而胜之”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②。

再者，批判八股取士制度，则是要求突破程朱理学的桎梏。因为衡量八

④ 程廷祚：《青溪集》卷九《与陈东皋论书院书》。

⑤ 程廷祚：《青溪集》卷九《上李穆堂先生论书院书》。

⑥ 程廷祚：《青溪集》卷九《与陈东皋论书院书》。

① 《黄梨洲文集》。

② 《黄梨洲文集》。

③ 《黄梨洲文集》。

④ 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卷十四《呈■存文稿序代》。

⑤ 《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

① 《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

股文内容的标准，是程朱理学，而这种拘限于程朱学说之中的八股考试，是以“章句误乾坤”。其“上者只学先儒讲著，稍涉文义，即欲承先启后；下者但问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鹜富贵利达”③。所以，颜元斥责程朱学说是“浮言之祸，甚于焚坑”④。又大声疾呼：“八股之害，甚于焚坑。”⑤颜元、顾炎武皆用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一史实说明八股取士制度的危害。而吕留良（公元 1629—1638 年）则用焚书之意抒其痛恨八股举业之心：“盖尝以为起祖龙于今日，搜天下八股之文而尽烧之，则秦皇且为孔氏之功臣，诚千古一大快事也。”⑥

要之，明清之际的启蒙教育思想家皆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与国家存亡、民族安危相联系，因此，才有改革旧的考试制度的迫切感。

②黄宗羲对取士制度的设计。较之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黄宗羲对选拔人才制度的设计，显得更深刻、更富有民主思想的灿烂光辉。

黄宗羲认为，应当宽取士之法，让有真才实学者有仕进之阶，有为兆民万姓施展才干之机。而取士标准，是“试以实事”。

第一、荐举之法。此法主要是“量才官之”。考试的方法，是“宰相以国家疑难之事问之，观其所对，令廷臣反覆诘难”①。就考试内容言，已非空洞的经义或文词诗赋；就考试之程序言，应考者若能“自理其说”，便可“量才官之”，但是，更重要的，也是考试的关键，则是要“假之职事，观其所效而后官之”②。

第二、辟召之法。此法亦贯彻“试之职事”的原则。宰相、各部门、各省巡抚等，皆可自己选拔属吏。方法是“试之职事”。若其才能显著，则报告君主以选为国家之官员。

第三、绝学人才的选拔。绝学，指“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③。这些都是真才实学，而不是仅借助于语言文字即能掌握的。尤其是西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为，西学所擅长的这些技艺，在中国古代也是相当发达的，现在大多失传，故称绝学。而这些学问，与民生疾苦和日用关系甚密切，因此，士子当精通这些技艺。既然这些技艺皆是真才实学，那么，考试的标准就是要观其实效；如学历者要能算气朔，学医者要“稽其生死效否之数”④，习火器等技艺者，则要“考其果有发明”⑤否。

有救百姓于水火的高尚品德，又有真才实学，便可与人君共治天下，而为兆民万姓谋利益。这就是黄宗羲所构想的取士制度。他不是一般地停留在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上，也不是一般地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面，而是在政治上提出“君臣共有天下”的主张，在教育上则主张培养能限制君权、且能建立事功、为百姓服务的人才。

③ 颜元：《存学编》卷一。

④ 颜元：《存学编》卷一。

⑤ 《习斋言行录》卷下。

⑥ 吕留良：《晚村文集》卷五《戊戌房书序》。

① 《明夷待访录·取士下》。

② 《明夷待访录·取士下》。

③ 《明夷待访录》。

④ 《明夷待访录》。

⑤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的取士制度的构想，是前无古人的，他深刻地启迪了后代的反封建战士。梁启超说：

此等论调，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十七年前， 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故顾炎武见之而叹，谓“三代之治可复”。而后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①。

这即是为晚清的戊戌变法及至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