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教育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的一个自觉的、客观的意义在于开创了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局面。中学西传的情况不仅贯穿于耶稣会士来华过程的始终，而且，与西学东渐不同，它有着一股愈演愈烈的趋势。

《马可波罗行记》（或称《东方见闻录》）在西方广泛流传后，中国这个“遍地黄金、处处珠宝”的神秘国度，顿使西方人为之魂牵梦绕、心醉神迷起来。一股“寻金热”的狂潮席卷着西方上层社会。由贵族、豪商、航海家、冒险家汇成的“拜金狂”，纷纷跃跃欲试，冀图到东方来获得梦寐以求的金银和珠宝。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人觊觎中国财富的狂欲越发膨胀。于是那些忠于天主教会并立志继承十字军精神的传教士，便充当了“先遣军” 的角色，象潮水般地涌来中国。尽管他们的主观愿望不是作为传播中华文明的“桥梁”或“友好使者”，但事实上，他们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取得统治者的支持和信任，除有意识地向中国士大夫宣传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传播基督教的手段外，更潜心研究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通过翻译和书信形式，将若干重要的儒家典籍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介绍到了西方，在各界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费尽心思，力图同中国的哲学及风俗打成一片。他在介绍中国儒家学说时，总是由衷地赞誉孔子，证明他的深邃思想与基督教义如出一辙。

公元 1565 年，耶稣会士在澳门成立了教会，这是他们在中国的第一个据

点。它的任务即是专门训练教士，习读中国书。于是，“从这个教会很快就发出一股书简的洪流，将中国文化的内容实质告知西方世界。”①公元 1575 年，奥古斯汀修道院的修士拉达、马林等人曾在福建厦门登陆。拉达在中国购置了几百种书籍，内容涉及地理、国库、税务、造船、历史、朝政、祭祀、司法、本草、医药、天文、圣贤、游戏、数学、建筑、风水、占星、尺牍、养马、算命、兵器、音乐等共 27 类之多②；柏应理在公元 1682 年抵达罗马时，

随带的有在华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著作 400 多册；公元 1694 年，白晋返归法国

后，也曾将中国书 300 卷赠送给法王路易十四。此外，传教士们还不断地通过书信、口述等将中国文化点点滴滴地介绍到欧洲。可见，东学西渐的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文化信息的西传，迅速激起了欧洲人的极大兴趣。并在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和作用。西方人对中国的道德哲学、政治制度、历史习俗、天文历算、农艺技术、手工业技术及医学十分重视。早在公元 1593 年，利玛窦便

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了意大利；公元 1626 年，金尼阁又将《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印，传回欧洲。这些是中国经籍最早的西文译本。此后《四书》、《五经》纷纷被正式译成各种西文在欧洲刊行。如《大学》译为《中国的智慧》、《中庸》译成《中国政治伦理学》。公元 1627 年，欧洲出现了专门介绍孔子的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子》。此后又出现了卫方济的

《四书》译本和《中国哲学》，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儒家经典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通过传教士的介绍和研究，中国古代的主要经典和儒家学说在欧洲得到了流传，并对 18 世纪震荡欧洲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产生了影响。启蒙运动倡导理性主义、反对神权，与主宰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基督教神学相对立，因此产生于非基督教世界的富含理性主义的中国经典哲学正好成了启蒙运动者吸取营养的思想材料。在西方第一个确认中国文化对欧洲文化发展的价值并予以吸收的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他在《中国近况》的序言中借重中国文明无情鞭笞欧洲的基督教文明：“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他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到欧洲来传经布道，正如欧洲派遣教士到中国去传授神学一样①。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中则有更多的人醉心于中国文化。孟德斯鸠、霍尔巴哈、伏尔泰、波维尔、魁奈等通过来华教士的著译和报道，对中国的历史、思想、刑法、社会习俗、政治制度作了深入研究。其中推崇最力的是主张自然神论和开明君主专制的伏尔泰。伏尔泰在

《哲学辞典》的“光荣”条目下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用中国的年代学驳倒了《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他认为“孔子使世人获得对神的最纯真的认识”，这就是唯以德教人，要求人们修身、治国，都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理性，“而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②。此外，狄德罗、霍尔巴哈、波维尔等人也都很推崇儒教。他们猛烈抨击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君主政治，主张以中国的政治、法律、伦理为欧洲的榜样。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也使西方人大为欣赏。公元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1 册，第 225 页。

②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 148—150 页。

① 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 449 页。

② 《伏尔泰全集》第 3 卷，第 25—26 页。

1585 年，奥古斯丁会士门多萨在罗马出版了西班牙文的《中华大帝国史》。此后五年内，该书的意大利文、法文、英文，拉丁文和德文的译本又在欧洲各地刊行了好几版。它所引起的反响反映了西方人发现了一种与欧洲社会完全不同但又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的中国文化时的那种惊愕和激动。这是一本最早系统介绍中国历史和地理的书。此后陆续在欧洲出版的还有卫匡国的

《中国历史》、冯秉正的《中国通史》等等。此外，中国的科举制度对于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更是举世公认的由中华民族送给西方的一大文化瑰宝。

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的天文历算是最早引起欧洲人注目的。邓玉函曾多次致信开普勒，把《尧典》、《诗经》、《书经》、《春秋》等中国古书中有关日月星辰的记载和中国推算交食之法介绍给他。中医学是耶稣会士研究的重点。公元 1671 年，在格莱诺布尔出版了一本法文的《中国脉诀》，系

译自晋代名医王叔和的《脉经》。公元 1685 年，波兰医生卜弥格写成《中医津要》一文，后被译为欧洲多种文本。在耶稣会士的传播下，中国医学成了欧洲人的一种新知识。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其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也为欧洲人所倾慕。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也从耶稣会士介绍的中国文化中吸取了营养。在他的著作中曾提到：他颇得力于“上一世纪耶稣会出版的那部主要是辑自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的伟大著作。”达尔文的著作中曾有 104 处提到了有关中国科学成就和动植物的情况①。

让欧洲人直接而较全面地认识中国的，则正是明末清初来华的这批耶稣会士。他们从中国发回欧洲的各种书籍、译著、纪述等如同介绍中国的百科全书，使西方人大饱“眼福”，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18 世纪欧洲的“汉学” 就是在此基础上兴起的。到十八世纪末叶，即中国清朝的乾嘉时期，欧洲人研究“汉学”的风气已从教士那儿，普及到一般学者中了。欧洲各大学内都有东方语言讲座，各种学会组织也常以研究东方学术为对象。

明清时期西方人通过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的认识，而且他们对于中国文化更有一种主动选择、积极吸收的态度。因而，这场东学西渐不仅使欧洲人大开眼界，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对欧洲新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