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莫尔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及其教育思想

莫尔出生在伦敦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里，童年时代被父亲送到伦敦第一流的圣安东尼学校学习，在拉丁文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3 岁时，他父亲依靠自己的人事关系，把莫尔安排到学识渊博的坎特布雷大主教约翰·莫顿家中去做少年侍从。后来在莫顿的劝诫下，莫尔进入牛津大学坎特布雷学院进一步深造。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初的牛津大学是英国人文主义活动中心，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威廉·格罗辛、托马斯·林纳克、约翰·科雷特等人，促进了人文主义思想在英国的传播。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对莫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①莫尔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由于受虔诚的基督教家庭的影响。莫尔向往过僧侣的生活，他认为僧侣的生活方式可以使他更加全身心地献身于学术，也更为符合他追求精神上自我完美的目的。然而，世俗意念最终还是占了上风。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深入修道院生活后，莫尔发现僧侣刻板的生活与他那异常活跃、乐观的天性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他目睹教会的腐败与黑暗，教士们的游手好闲与伤风败俗，这与他期望中的教会相去甚远，这使他陷入深深的污苦之中。

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莫尔，对宗教的堕落十分痛惜，他心灵上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苦苦思索着救世的真谛。他认为唯一的途径是使人们的精神达到完美，而能够引导人们走向完美的，只有用人文主义思想加以改进的、恢复其纯洁性与感召力的基督教的教诲。

在把人文主义思想与基督教传统联系起来的思想指导下，莫尔认为古希腊、罗马的世俗文化，特别是古希腊文化，对基督教会进行改革有着重大作

用。同时，莫尔还专心致志地研究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约翰·皮科的学说，从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认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品质是真正的基督教博爱与笃信宗教的典范，值得推崇和尽力仿效。特别是约翰·科雷特对教会的改造思想给了莫尔以巨大的影响，莫尔几乎全盘吸收了科雷特的思想，提出：教会应该在基督教《圣经》的基础上改造教会和恢复社会道德：应创办以人文主义为指导的新学校。在新学校里，青年不仅要研究基督教的典籍，而且要掌握希腊文，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古典作家们的著作；重新翻译

《圣经》，让人们读到真正的基督教经典等。

由此可见，把人文主义思想与用《新约》阐述的基督教精神结合起来，被莫尔等人文主义者理解为是改造社会、改革教会和消除弊端的不二法门。这种从宗教伦理道德方面对社会政治问题进行解释和改良，是莫尔及其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的主要特征。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他们称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是恰当的。

对社会现实的不断反思，使莫尔心中酝酿成熟了一个新的理想社会—— 乌托邦。公元 1516 年出版的《乌托邦》一书集中表达了莫尔生平的政治主张及其改造社会的设想。它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②《乌托邦》的教育思想。《乌托邦》一书的全称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此书的题目虽然表明是有关国家制度的论述、但其中心内容则是提倡美德与社会教育。《乌托邦》一书中有丰富的教育思想。莫尔在书中详尽地描写了乌托邦社会的教育制度。

在这个理想的乌托邦岛国里，教育是受到极大重视的，同其社会制度一样，教育制度也是焕然一新。

乌托邦人的生活包括两件大事，一是生产劳动，一是从事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所有儿童都要接受教育，男女两性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实行的是公共教育制度。莫尔几乎与路德同时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主张。岛国内负责儿童教育工作的是教士。岛上的 54 个城市中，每个城市有 13 座教堂，

每一教堂有 1 个教士。教士除负责宗教事务外，还负责教化人民并充当儿童的教师。

莫尔尤其关心女子教育问题，认为女子同男子一样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认为应该让女子参加崇高的学术活动，以便加倍开发她们的智慧。

在乌托邦岛，为了发展文化科学，国家选择一部分有科学天才的人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他们可以免除体力劳动。这些人由教士推荐，由摄护格朗特秘密投票选出，如若他们有负国家的重托，则被免去科研的职务，重新回到生产岗位。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工人能利用业余时间进修科学，成绩突出，也会被提拔到科研机关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乌托邦人每天劳动 6 个小时，其余时间主要用于进行学习和从事科研。为了普及科学，提高科研，便经常举办演讲会，科研人员必须参加，其它人员不分男女可自由去听，莫尔主张，大部分公民，无论男女，总是把体力劳动后的剩余时间一辈子花在学习上，可以说莫尔是终身教育的“始作俑者”。

乌托邦人人渴求真知，勤勉好学，非常重视同外界进行交流。尤其欢迎有才能的人与一些经验丰富，熟悉各国风土人情的人。他们厌恶经院哲学，十分喜爱古希腊、罗马的著作，他们从希斯拉德那里得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西俄夫拉斯塔斯的植物学书、普卢塔克以及琉善的作品、荷马的史诗、欧里彼得斯、索福克里斯的悲剧、亚里士多芬的喜剧，以及史学家

修昔的底斯、希罗多德的著作。还有古代的医学著作。他们也喜爱拉丁作家的诗和历史著作。他们尤其重视自然科学的著作。乌托邦岛的居民渴求新知，刻苦钻研，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为青年一代的教育提供了充裕的学习内容。学校设置了广泛的学科，如读、写、算、几何、天文、地理、音乐、自然科学、本族语、外语等。同时创立了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如演讲、参观等。

莫尔在《乌托邦》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教育思想，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思想。莫尔是最早论述劳动教育的思想家之一。他要求依据男女儿童的年龄和能力，传授相应的手工业和农业劳动技术。在劳动教育中，注重理论与实践并进，在教学中、要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大家都从小学习农业，部分是在学校接受理论，部分是在城市附近的田地里实习。”① 他们认为学习知识是为了启发心灵，使人的精神更加丰富，以便更好地主宰生活。他们重视把知识用在生产中，他们尽可能地运用新的技艺改良土壤，改良耕种方法，用最巧妙的技术和方法生产各种手工业品。因为人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都懂得劳动的价值，所以人人都是生产能手。

在乌托邦的教育中，德育占最优先的地位。“在一切财富中，美德占首位，而学问居第二位。”②知识应与道德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知识、学问而又傲慢、尚虚荣，那么知识就会成为罪恶的渊薮。他说与美德联系在一起的学问要比王国的全部宝藏还珍贵。乌托邦人把青年的道德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上，平常应随时随地进行，对青年进行道德教育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义务，乌托邦人即使在吃饭时亦精心安排座次，以使青少年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中餐和晚餐开始时，有人先诵读一段有教育意义的书，以示对青年人进行德行劝勉，接着就是老年人的简要得体的议论，年长的人更喜欢听青年人的议论，从中可以了解每个人的倾向和才能。另外，乌托邦的德育中，还十分重视人道、仁慈等观念的境界。乌托邦不准公民从事屠宰业，也不准人狩猎，因为杀生会使人丧失人性中最可贵的恻隐之心。乌托邦人热爱和平，向往安宁的生活，对于战争，也充满人道精神。乌托邦人在与他国发生争端时，主要依靠和平的方法解决，但在祖国遭受侵犯之时，却能英勇斗争，奋起反击。他们平时训练有素，作战时英勇善战。他们决不苟且偷生，在需要时能杀身成仁。这些都是良好的教育及国家制度培养出来的高尚的情操。在《乌托邦》中，莫尔论述了一条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即人们在追求幸福与快乐时，不应也无权去妨碍他人的快乐。有道德的人要做到牺牲自己，成全别人，要尽到博爱人类、同情人类的义务。个人的行为以不能违反公共利益为前提，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同时，乌托邦人崇尚自然、简朴的生活，反对奢华，视金银如粪土。

另外，进行德育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即是宗教教育。在乌托邦岛上仍然存在宗教，但这种宗教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种崇尚自然神论的思想是与哲学的理性原则紧密相联的。同时，乌托邦人认为，他们的宗教是认真的，严峻的。他们只要讨论幸福，总是把哲学的理性和宗教的原则联系上。他们认为，一旦没有这些宗教原则，理性本身就削弱到不足以展开对真正的幸福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如此，乌托邦人还把教堂也作为教育儿童的重要场所。他们认为，只有对神虔诚敬畏才能激起人的德行。宗教教义中有许多劝恶从

① 莫尔：《乌托邦》，三联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66 页。

② 同上书，第 91 页。

善的警句，这对青年人道德的形成是有一定作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人物几乎没有一个能摆脱宗教的影响，这是由时代决定的，而莫尔则赋予了宗教、宗教教育以新的内容。

乌托邦人还重视美育的实施。在美育中，音乐占有特殊的地位。乌托邦岛上的音乐，声调优美，能准确地表达人们的感情，激发人的热情。为了享受生活的快乐，每顿每餐都有音乐。音乐能使人无时不感到快乐，它能触动我们的官能，使人感到一种秘密的非常动人的力量。乌托邦人崇尚美观，认可追求高尚的快乐。“任何音乐，只要无害处。都不应禁止——这是他们非常赞同的一种表现。”他们的审美观也十分奇特，他们服饰朴素，衣着样式统一，所有的人的衣服都用粗毛线或麻布织成，除男女、未婚已婚者有区别外，款式趋于统一。做工时，才穿皮制衣服。乌托邦人视穿金戴银、衣着华丽的外国使节为“小丑”。莫尔的美学观的最主要成份仍在于自然之美和精神之美。而勤俭简朴则是其主要内涵。这与柏拉图明显有别，柏拉图十分重视精神之美，贬低身体上的享乐。而莫尔则认为包括身体上的享乐在内的一切享乐都是正当的。

乌托邦人还十分重视文娱活动、休息与身体锻炼。晚饭后有一小时的娱乐活动，一切有益于身体的文体活动，乌托邦人都喜欢。健美的身体是十分重要的。健康也是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美观、矫健、轻捷，这些是乌托邦人视为来自大自然的特殊的令人愉快的礼品而高兴地加以珍视。

莫尔在乌托邦中提出了许多先进的教育思想。超出了不同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例如莫尔主张普及教育，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终身学习与终身教育，用本族语教学，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男女教育平权等等。他的教育思想中有许多合理、进步的成份，为以后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教育思想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养料，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莫尔虽然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但却未能找到理想社会取代现实社会的任何途径。这也是以后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共同的无法克服的缺陷。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只可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而不可能付诸社会实践。因此，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