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吕才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

第一节 吕才的行年著述及其“异端”学派的性格

吕才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卒于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六○○——六六五年）。他是初唐杰出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对军事学、历史学、文学、音乐都有很高的修养。特别是他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初唐的唯物主义阵营中的代表。但是，由于他的生平不入正宗大雅，在史籍记载中异常缺略，又由于他的著述“异端”的性格，几乎散佚殆尽，所以研究他的思想，主要困难在于文献不足。

正因为这样，我们更应对于他的生平和著述作审慎的考订，这里，我们首先应根据新、旧唐书和佛藏以及全唐文中的有关资料，制成吕才行年著述简表，以期为探索吕才的思想面貌提供一些发端的知识：我们暂依这一初步作成的简表当作线索，并证之史实，概括地加以分析，首先就可以得出下列几点结论：

第一，新、旧唐书本传只说吕才是博州清平人，并没有一语提到他的谱系，且关于他在三十岁以前的生涯也没有任何记载。由此可见，吕才的出身， 不属于豪门世族。关于此点，本传也曾透露出一些消息：

“子方毅，七岁能诵周易毛诗。太宗闻其幼敏，召见，奇之，赐以缣帛。后为右卫铠曹参军。母终，哀恸过礼，竟以毁卒。布车载丧，随轜车而葬。友人郎余令，以白粥、玄酒、生蒭一束，于路隅奠祭，甚为时人之所哀惜。”（旧唐书卷七九）

从这样简朴的丧仪看来，可以推知吕才出身于庶族之家。关于吕才的亡妻， 史不载其姓氏，她和吕才当是寒素婚姻；母子“布车载丧，随轜车而葬”， 只有友人郎余令于路隅奠祭，这等冷落场面，确证着吕才的寂贫寡合及其不具高贵的身分地位。

第二，和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相关联，吕才思想的师承渊源同样也不见于记载。本传关于吕才开始政治活动有这样的叙述：

“贞观三年，太宗令祖孝孙增损乐章，孝孙乃与明音律人王长通、白明达递相长短。太宗令侍臣更访能者。中书令温彦博奏：才聪明多能， 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一闻一见，皆达其妙，尤长于声乐。”（旧唐书卷七九）

与此同时，侍中王珪、魏徵又盛称吕才“学术之妙”。魏徵更举实例， 表明吕才的“多能”：

“才能为尺。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同上）

从上面的史实看来，三位大臣对于吕才的“多能”交口称赞，却没有一人一语提及他的学术师承，特别魏徵本是吕才的山东同乡，竟也无一语及此。这就启示人们：吕才是一个未经名师传授、自学成功的大思想家和大学者。

关于吕才的自学成家，可以进一步指出如下几点积极的证据：

1. 关于久已失传的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经，吕才“寻绎一宿，便能作图解释”。

2. 关于“自宋玉以来，千祀未有能歌”的战国白雪曲，吕才“依琴中

旧曲，定其宫商，然后教习，并合于歌”；他“编于乐府”的白雪歌词十六首也从此创出。

1. 关于因明注解立破义图这部逻辑学的著作，吕才自己曾说：

   “其论既近至中夏（按吕才所指为理门论和因明入正理论），才实

未之前闻。耻于被试不知（栖玄法师曾致书云：“此论极难，听之多不能解”），复为强加披阅。于是，依‘极成’而探深义，凭‘比量’而求微旨，反复再三，薄识宗趣。⋯⋯才以公务之余，辄为斯注。至三法师等（指神泰、靖迈和明觉，神泰有理门论述记，现存。）所说善者， 因而称之；其有疑者，立而破之。⋯⋯既外无人解，无处道听途说；若言生而知之，固非才之望也。然以学无再请，尚曰‘传灯’，闻一知十， 方称殆庶。况乎生平不见，率尔辄事含毫；今既不由师资，注解能无纰紊？”（大正藏卷五○，页二六三）

从这里的自述，可以知道博学精思的吕才是“不由师资”而自成家的学者，所谓“依‘极成’而探深义，凭‘比量’而求微旨”，已经表白出他的独立创造的治学态度；所谓“善者因而称之，疑者立而破之”，也表明了他对于真理的客观精神。吕才的论敌沙门明浚在其诬蔑的评述中也暗示出吕才不但博学富于创造，而且学无止境地追求真理，而不由师资，自成一家之言， 则是定论：

“一览（扬雄）太玄，应问便释；再寻象戏（即三局象经），立试即成。⋯⋯比因友生戏尔，忽复属想‘因明’；不以师资，率己穿凿。”

（同上，页二六五）吕才的“幼少之旧”栖玄法师也对吕才当面批驳， 吕才自记道：

“师乃从容谓才曰：檀越复研味于六经，探赜于百氏，推阴阳之愆伏，察律吕之忽微。又闻生平未见太玄，诏问须臾即解；由来不窥‘象戏’，试造旬日复成。以此有限之心，逢事即欲穿凿，但以佛法玄妙， 量谓未与彼同，虽复强学推寻，恐非措心之所。”（同上，页二六三）

上面所引的资料，有史家的记载，有本人的自述，有朋友的诤言，也有论敌的批评，都从不同的方面证明了一个事实：吕才是学无师承而总揽百家的博学多能的思想家。

象这样以寒微庶族而强学成家的创造活动，在中国思想史上，吕才和王充确乎有某种程度的近似之处。

第三，从著述的范围来看：吕才既是音乐家又是文学家，既是历史学家又是地理学家，既是军事学家又是逻辑学家，乃至五行、龟蓍、历算、医药、象戏、制图等，无所不通，并且各有专门著作和创造。其中不少的著作是属于论战之作，对于当时的学术界纠非订是，极其驰骋。象这样依其博学多艺而展开无所顾虑的理论的批判，在初唐是罕见的。所以明浚也说：

“吕奉御以风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该通，夙彰博物。弋猎开坟之典，钩深坏壁之书。触类而长，穷诸数术。⋯⋯五行资其笔削，六位伫其高谈。⋯⋯实晋代茂先，汉朝曼倩，方今蔑如也。⋯⋯比因友生戏尔，忽复属想‘因明’，⋯⋯比决诸疏，指斥求非，谊议于朝廷，形言于造次。”（同上，页二六五）

这样的评述，固然是论敌的欲抑先扬的笔法，却也生动地描画出吕才抑扬古今中外人物的批判精神。

吕才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不仅在于博学多能，而且更在于他有科

学的思想体系和战斗性格。关于这个问题，史籍有以下资料可为证据：

1. 旧唐书卷七九本传载史臣曰：“吕才核拘忌之曲学，皆有经据，不亦置乎？”

2. 新唐书卷三二本传：“才于持义，儒而不俚，以经谊断处其验术， 诸家共诃短之。”

3. 唐弘福寺沙门释彦悰纂录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卷第五所载的吕才议僧道不应拜俗状，其中凡引道藏和佛藏，都是利用矛盾律来证成自己的主张。他虽出入百家，但更多地引用周礼和尚书，借捍卫儒家的政治和伦理，发挥其中的人道主义，所谓“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大正藏卷五二，页四六六），此点颇相似于范缜的路数。

4. 栖玄法师曾说吕才“研味于六经，探赜于百氏，推阴阳之愆伏，察律吕之忽微”；吕才也自称他和栖玄之间，“以内外不同，行已各异，言戏之间，是非锋起”（同上，卷五○，页二六三）。

所有这些资料，都充分证明吕才借助于儒家经典，发挥人道主义的精神， 对于佛教和术士开展了思想斗争。

第四，从生平经历来看：吕才从三十岁直弘文馆起，累迁太常博士、太常丞、太子司更大夫等职，有些纂修、著述以及发明创造等活动是奉令行事的，并且都能“称旨”，可见这位异端学者在初唐还可相对地容纳于当时的政权之下。

从中国封建制社会发展史上来看，初唐时期的政府正在“选拔一批优秀的人物”，所谓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唐太宗语），这事实集中地表现于“贞观之治”。这正当吕才生平最活跃的时期，他的创造和著述，也都完成于贞观年间。因此，应该说吕才的学术思想所以没有遭受如范缜的命运， 是与“贞观之治”的政治情况有关联的。然而正由于他的“异端”性格，所以他的富有着人民性的进步学术著作也就难于见容于世，稍后即遭散失。

我们知道，在封建制时代，拥护王权的各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农民和“异端”者最后也不能不拥护王权：“这些人既然本身还过于软弱而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就向整个封建制度的首脑——国王——寻求有力的支援。”（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页一○）因此，“异端”者之拥护王权，是无足奇怪的。吕才曾有类似的话，如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的一段，就是例子。

吕才在僧道应否拜俗的有关教权与王权斗争中，是坚定的王权拥护者。在太宗“病阴阳家所传书多谬伪浅恶，世益拘畏”的时候，吕才就根据“经谊”，对“近代师巫”开展了无神论的战斗。所有这些论证，都把儒家的积极因素发挥到了饱和程度。但又应该指出，吕才虽是初唐的儒家，但不是正宗的儒家。封建制社会所谓“纯儒”一般都是贵族地主阶层的正宗思想家； 而非正宗的儒家通常总是处于“异端”地位。六朝的范缜和南宋的叶适都是典型的范例，吕才自然不能独为例外。

吕才思想的“异端”实质，更可从下两方面看出来：

其一，从及身遭遇来看：吕才和当时的唐室大臣如温彦博、王珪、魏徵、长孙无忌、于志宁、许敬宗、李绩等人，都有过一定时期的接触，而却始终是官守职责的公务关系，并没有结成相互支援的政治集团。当他的夫人和儿子“布车载丧，随轜车而葬”的时候只有一个郎余令以白粥、玄酒、生蒭祭路隅，冷落到“甚为时人之所哀惜”。

据吕才自述，他和王绩、李播、陈永“为莫逆之交”（见东皇子后序）， 栖玄法师是他的“幼少之旧”（见上引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就王绩和栖玄两人来看：

王绩的出身，虽是“历宋、魏迄于周、隋”的“六世冠冕”之家，而王绩本人，则只是一个“嗜酒”的“隐逸”之士，在官“屡被勘效”，先困于“家贫”，嗣以“葛巾联牛，躬耕东臯”，临终“遗命薄葬”。似乎只是因为他“性好学，博闻强记”，“阴阳历数之术，无不洞晓”，才和吕才成为“莫逆之交”。

王绩的思想，本属于道家。吕才和他曾否有过思想斗争，不敢妄断。但是，吕才和他的另一个“幼少之旧”，即栖玄法师，则因“内外不同，行已各异，言戏之间，是非锋起”，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三卷即是从这个导火线上产生的著述。

吕才关于栖玄，只说是“幼少之旧”，并没有提及他的家世和俗姓，可断他也是庶族出身的人物。栖玄在“遁于嵩岳”的时期，“犹曲眷于穷巷”； “自蒙修摄，三十余年”，仍然是一个“清苦”的佛徒，和寺院的庄园地主并不属于一个阶层。

吕才对于栖玄，一方面充满着道义的同情和尊重，而同时也坚持着真理， 开展了理论斗争。在这一点上，固然表现出吕才“风神爽拔”“器宇该通” 的无所顾虑的气派，同时也表现出他为了真理而在当时陷于冷落寡合的境地，而从这样冷落寡合的背后，就表露着异端地位的信号。

其二，从他的著述散失来看：本传载吕才三十岁作三局象经图解；四十二岁刊正新、旧阴阳书一百卷；四十三岁造方域图；五十一岁预修文思博要和姓氏录；五十六岁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三卷；五十七岁作白雪歌词十六首； 参与增损陶弘景本草并图，合成五十四卷；六十二岁著隋记二十卷，行于世。诚如新唐书本传所说：“才生平预修书及著述甚多”。但是，这些著述，很快就散失殆尽。为了便于分析，特制成诸史著录的吕才著述简表如下：

这个简表告诉人们：吕才的著述，在后晋人的旧唐书经籍志和北宋人的新唐书艺文志中已经有所散失；在元人的宋史艺文志和清人考辑的志补和附编中，只剩了二十五卷；在清初的四库全书中，就完全看不到吕才的著述。在嘉庆年间搜录于全唐文中的仅有如下的残文八篇：

1. 进大义婚书表；

2. 进白雪歌奏（摘自旧唐书本传）；

3. 议僧道不应拜俗状（录自藏经，参看大正藏卷五二，释彦悰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卷第五）；

4. 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录自藏经，参看大正藏卷五○，沙门慧立本、释彦悰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八）；

5. 东臯子后序；

6. 叙宅经（录自旧唐书本传，新唐书有删改）；

7. 叙禄命（同上）；

8. 叙葬书（同上）。

上述的残文八篇，共五千余字，比起吕才的原著，不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可以说是散失殆尽。例如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原书三卷，全部散失， 只剩下一篇序文，要想窥见吕才的逻辑思想，几乎已经不可能。本节开头所说的“文献不足”，实质上就是吕才成为“异端”地位的历史证件。

此外，现尚能在间接称引之中而窥见一些消息的，据我们所知道的，即在藏经中由吕才的论敌曲解之后作为攻击的若干简略命题和一些论证情况， 如大正藏卷四四、五○、六八所间或录载的一些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