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关学学风与张载的哲学思想

第一节 关学的学风与张载哲学形成的社会根源

北宋时期陕西地方的关学，以张载为核心，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派。如宋元学案所记：

“横渠（张载）倡道于关中，寂寥无有和者。先生（吕大钧）于横渠为同年友，心悦而好之，遂执弟子礼，于是学者靡然知所趋向。”（吕范诸儒学案）

据我们探索，张载的弟子有吕大钧、吕大忠、吕大临、苏昞、潘拯、邵清、范育、田腴、薛昌朝、刘公彦等人。与张载同辈的关学学者还有李复、游师雄和张舜民，张舜民的弟子有孙昭远。他们多是陕西人。

关学当时与洛学、蜀学相鼎峙，但北宋亡后，关学就渐归衰熄，王夫之曾指出：

“张子斅学于关中，共门人未有殆庶者，而当时巨公耆儒，如富

（弼）、文（彦博）、司马（光）诸公，张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末由相为羽翼，是以共道之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与颉颃，而世之信从者寡。”（张子正蒙注序论）

王夫之的话是相当深刻的。没有象洛学那样凭依于以富文司马为代表的豪族集团，是关学异于洛学的社会根源，但关学本身的矛盾也是它不能与洛学对抗的原因。

关学学者的政治主张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由于史料散轶，现在不能作详尽深入的分析。一般说来，关学诸人和洛党蜀党的态度有些不同，他们大多对王安石新政采取消极的反对态度，而只有张戬反对得比较坚决。前面曾述及张载不满新法，但张载仅对王安石说：“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从这里看张载对王安石的新政的不满，似只是嫌其过激了些。同时，张舜民、孙昭远、李复等也表示过反对新政。张舜民在熙宁时曾上书抨击新法，博得旧党分子的喝彩，但王安石死后，他撰诗哀悼说：

“去来夫子本无情，奇字新经（指字说与三经新义）志不成。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

江水悠悠去不还，长悲事业典型间，浮云却是坚牢物，千古依栖在蒋山。”（画墁集卷四哀王荆公）

这就转而成为明显的同情了。从这里，可以知道关学学者的政治倾向是摇摆的。

二程曾多次论及所谓“宗子法”，提倡巩固豪族世家的谱系宗法。张载在经学理窟中也讨论到这一问题，他首先同意“宗子法”是必要的，认为由于谱系世族不明，“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但他又说： “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

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宗法）张载的这项主张和二程不同。张载一方面虽然首先肯定品级性的豪

族地主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也允许那些已经“崛起于贫贱之中”的处在上升过程中的庶族地主编入高贵的品级，成为新进的世家，“世守其禄”。

张载的这种见解应与他本人的身世地位合并考察。张载的家族世居大梁，祖复在宋真宗朝任给事中，父迪在仁宗朝任殿中丞、知涪州事，都是小官。张迪卒于西官，故他的家人侨寓凤翔郿县。由家世看来，他们并非当时的显族，但由于和洛阳程氏缔结了姻亲，这一家族正处在上升的过程之中。张载兄弟屡为旧党所举荐，就说明了这一事实。张载在致邵雍二程的诗中说：

“先生高卧洛城中，洛邑簪缨幸所同。顾我七年清渭上，并游无侣又春风。”（张子全书卷一三）

这就显示出他对洛阳豪贵既致景慕、又有所区别的特点。这样的政治态度和社会主张不能不影响他的哲学思想，这就是说，他一方面可能积极地走向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的方面；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摆脱禅学以及二程洛学的影响和束缚。

北宋关学的特色在于注重“学以致用”的精神。张栻曾提到孙昭远“从事经史，大抵以实用为贵，以涉虚为戒”（张南轩先生文集卷六跋孙忠愍帖）。二程与张载问答中也有下列记载：

“子（二程）谓子厚（张载）曰：‘关中之士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庶几善学者。’子厚曰：‘如其诚然，则志大不为名， 亦知学贵于有用也。’”（二程粹言论学）

关学的学以致用，曾表现在对兵法和井田法的研究。由于与西夏边界接近，兵法更为关学学者所重视。张载青年时向邠人焦寅学习兵法，“慨然以功名自许”；“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宋史卷四二七本传）。吕大钧“爱讲明井田、兵制，以为治道必由是，悉撰成图籍”（吕范诸儒学案），张载送苏修撰（昞）赴阙诗也说：“井疆、师律三王事，请议成功器业中”（张子全书卷一三）。范育、游师雄、李复等都习知边事，游师雄曾在与西夏战争中立功，李复则于宋高宗建炎二年在秦州抗金殉难（楼鑰攻媿集卷五○静斋迂论序）。这和崇尚空谈的二程师徒是迥然不同的。

更重要的是关学学者多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

张载曾企图以天文学证明他的宇宙论。他的天文学知识大约是在晚年逐渐积累提高的。在较早的横渠易说中，张载仍囿于“天圆则须动转，地方则须安静”的传统观念；到了熙宁九年（公元一○七六年）辑集的正蒙中，他就提出了较进步的宇宙结构假说：

“地纯阴，凝聚于中；天浮阳，运旋于外，此天地之常体也。恒星不动，纯系乎天，与浮阳运旋而不穷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气中，虽顺天左旋，其所系辰象随之稍迟，则反移徙而右尔。间有缓速不齐者，七政之性殊也。⋯⋯

古今谓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论尔，不考日月出没、恒星昏晓之变。愚谓在天而运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为昼夜者，直以地气乘机左旋于中，故使恒星河汉回北为南，日月因天隐见。太虚无体，则无以验其迁动于外也。”（正蒙参两篇）

这两节文句当系他的弟子在不同时间所记，故其间有一些矛盾之处，但很明显的，它已经超出了天动地静的传统。我们知道，根据纬书，汉代已有“地动”的假说，不过这种假说和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攸多克梭斯的地动说一样，没有得到中古学者的承认。纬书中所记汉代地动说的断片，除暗示地

球公转的“地有四游”一点外，都已包括在张载的学说之中。

按照张载的假说，地仍是宇宙中心，但它有自转。七曜（日月五星）与天之间有相对的运动，恒星则固定地附丽于“浮阳”之上，所谓“浮阳”（天）和亚理士多德的恒星天球是相似的。春秋纬元命苞说：“天左旋，地右动”， 张载则认为天地七曜都是左旋的，但由于转速不同，在地面上看来，恒星表现为左旋的视运动，七曜则或右旋，或顺逆不一。

张载也采取了春秋纬说题辞所说“元气为天，浑沌无形体”，把太空看作没有形体的“太虚”，这就胜于一般浑天说“天表里有水”的假定。张载的宇宙结构假说在北宋时代是进步的。

由于重视自然科学，关学学者常能驳斥荒诞的迷信，从而不自觉地达到了唯物主义的观点。李复可以作为一个比较突出的代表。

李复字履中，长安人，生于宋仁宗皇祐四年（公元一○五二年），卒于高宗建炎二年（公元一一二二年）。他对天文律历有深湛的研究。李复在他的著作中常标举“自然之理”，例如关于月食，他说：

“此不须求异说，日月之行各有度数，所行之道，其由自可推。”

（潏水集卷五论月食）

对于历法舛误所引起的“灾异”，他说： “此自然之理也。天行不息，日月运转不已，皆动物也。物动不一，

虽行度有大量可约，至于累日为月，累月为岁，盈缩进退，不能不有毫厘之差。始于毫厘，尚未甚见；积之既久，弦望晦朔遂差。”（同上答曹钺秀才书之四）

把天看为运动中的“物”，把自然变化的规律看做“理”，这无疑是唯物主义的论点。

李复反对谶纬，也反对象数学（张载亦同）。他曾称许汉代唯物主义者桓谭说：

“纬⋯⋯多言灾祥世数，圣人不敢以此为法，恐失先王之大道也。⋯⋯桓谭不读谶，非不知谶，欲其君知道也。”（同上卷三答晋城令张翼书）

他批评刘牧的“形由象生，象由数生”的神秘主义命题，指出这是颠倒的， 并针锋相对地提出：

“物生而后有象，象生而后有数。⋯⋯数出天地之自然也，盖有物则有形，有形则有数也。”（同上卷五答曹钺秀才书之一）

这同时也反对了程颐所主张的“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一上）。

李复所说的圣人之学，可以说是经世致用之学，因此，一切“怪力乱神” 均在他所摈斥之列。王应麟困学纪闻引他批评史记说：

“孔子世家欲尊大圣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称夫子者，识会稽之骨， 辨坟羊之怪，道楛矢之异，测桓釐之灾，斯以为圣而已矣，何其陋也？”

这种辨妄的精神可视为关学学风的代表。张载的指责邵雍，田腴的反对轮迴， 都是关学学风的特点。

由此可知，宋以后的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所以征引张载的著作，正是由于在道学所承认的正统经典中只有正蒙一书包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可资凭借。明代的王廷相和王夫之都推崇张载，但同时对张载也都作了一些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