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刘知几的学派

刘知几的史学虽是“悠悠尘俗，共以为愚”，但他也并不是独学无友。他有几个知心的朋友，在学术上能够尽量交换意见，并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 他们事实上曾形成一个史学上的流派。

史通卷十自叙篇说： “及年以（已）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维东海

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锺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显许，道术相知，所有搉扬，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

这七个人，新旧唐书都有传。徐坚生于显庆四年（公元六五九年），卒于开元十七年（公元七二九年）。朱敬则生于贞观九年（公元六三五年），卒于景龙三年（公元七○九年）。刘允济约卒于景龙年间（公元七○八——七一

○年）。薛谦光，后改名登，生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六四七年），卒于开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元行冲，名澹，以字行，生于永徽四年（公元六五三年），卒于开元十七年（公元七二九年）。吴兢，约生于咸亨元年（公元六七○年），卒于天宝八年（公元七四九年）。徐坚、朱敬则，吴兢和刘允济都曾和刘知几共修国史。徐坚又曾和刘知几共修三教珠英、姓族系录。徐坚另编定初学记三十卷。朱敬则著有十代兴亡论十卷和五等论。刘允济著鲁后春秋二十卷。薛谦光著四时记二十卷。元行冲著魏典三十卷、孝经疏三卷、类礼义疏五十卷、群书四录二百卷。吴兢撰贞观政要五卷、梁史十卷、齐史十卷、周史十卷、陈史十卷、隋史二十卷、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裴怀古以名将称，学术见解及著述不详。

徐坚很重视史通，旧唐书卷一○二说：“徐坚深重其书，尝云：‘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他编初学记，于卷二十一列有“史传”一项， 颂扬良史“不虚美，不隐恶，善以劝世，恶以示后，所以暴露成败，昭彰是非”，和刘知几论直笔的宗旨相同。长安三年（公元七○三年），朱敬则表请选择史官说：“伏以陛下圣德鸿业，诚可垂范将来，倘不遇良史之才，则大典无由而就也。且董狐南史岂止生于往代而独无于此时？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见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史官）。这也是以直笔作为良史的重要标准。

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史官：“长安二年（公元七○二年），凤阁舍人修国史刘允济尝云：‘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此亦权重理合，贫而乐道也。昔班生受金，陈寿求米，僕视之如浮云耳。但有百僚善恶必书，足为千载不朽之美谈，岂不盛哉？”这和史通曲笔篇指斥“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供米而方传”，不只论点一致，事例也是相同的。

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张）说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至史馆，读则天实录，见论证对（魏）元忠事，乃谓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吴兢曰：‘刘五（知几）修实录，论魏齐公（元忠）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当时说验知是吴兢书之，所以假托刘子玄。兢从容对曰：‘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 同修史官苏宋等见兢此对，深惊异之，乃叹曰：‘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说自后频祈请删削数字。兢曰：‘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同书

卷六十三在外修史：“（开元）十四年（公元七二六年）七月十六日，太子左庶子吴兢上奏曰：臣往者长安、景龙之岁，以左拾遗起居郎兼修国史，时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纪处讷、宗楚客、韦温等，相次监领其职。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宪章，苟饰虚词，殊非直笔。臣愚以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遂潜心积思，别撰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于私室。” 这可见吴兢坚持直笔，忠诚于他们这一学派的学术主张和优良作风。

刘知几友人的著作遗存不多，但他们主张“独断”之学的共同精神仍是可以看出来的。唐会要卷七十七论经义：“长安三年三月，四门博士王元感表上尚书乣谬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经史记汉书藁。⋯⋯宏文馆学土祝钦明、祟文馆学士李宪赵元亨、成均博士郭山恽皆专守先儒章句，深讥元感掎摭旧义。元感随方应答，竟不之屈。唯凤阁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右司张思敬雅好疑闻，每为元感申理其义。”从刘知几和徐坚来说，这不是甚么雅好疑闻或不雅好疑闻的问题， 而是“独断”之学和章句之学的斗争。刘知几一向不同意“儒者之学苟以专精为主，止于治章句，通训释”（史通卷一四申左篇），不同意“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同上卷十自叙篇），而愤慨于“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同上卷九核才篇）。徐坚深通经史，旧唐书卷一○二徐坚传说：“（王）方庆善三礼之学，每有疑滞，常就坚质问。坚必能徵旧说，训释详明，方庆深善之。”刘知几和徐坚“为元感申理其义”，必是于学问上确有所见，因而有异于章句旧义，这和“雅好疑闻”的兴趣是有根本区别的。

元行冲于开元十四年（公元七二六年）亲身遇到章句之士的阻难。他和范行恭、施敬本就魏徵所注礼记，成礼记义疏五十卷奏上。尚书左丞相张说驳奏，指摘“行冲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旧唐书卷一○二元行冲传）因此，这部书就被留在内府，不能问世。行冲为这事很不平，著释疑一文来答复这些守旧者。文中说：

“其有注移往说，理变新文，务加搜穷，积稔方毕，具录呈进。敕付群儒，庶能斟详，以课疏密。岂悟章句之士，坚持昔言；特嫌知新， 悫欲仍旧贯。沉疑多月，摈压不申。优劣短长，定于通识；手成口答， 安敢铨量？⋯⋯

昔孔安国注壁中书，会巫蛊事，经籍道息。族兄臧与之书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词冒义，欲拨乱反正而未能。果然雅达通博，不代而生； 浮学守株，比肩皆是。众非难正，自古而然。诚恐此道未申而以独智为议也。’⋯⋯

君子用心，愿闻其过。故仲尼曰：‘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专门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师之误如闻父母之名，将谓亡者之德言而见压于重壤也。故王劭史论曰：魏晋浮华，古道夷替。洎王肃、杜预更开门户，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唯草野生以专经自许，不能究览异义，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闻郑服非。然于郑服甚愦愦，郑服之外皆雠也。

伏以安国尚书、刘歆左传，悉遭摈于曩叶，咸见重于来今。故知二人之鉴，高于汉廷远矣。孔季产云：物极则变，比及百年外，当有明直君子恨不与吾同代者。於戏！道之行废，必有

其时者欤！”（同上）

元行冲这些话，把对于通识达才的“独断”之学的主张，更畅达明快地说了出来。专门章句之学已经过时了，博学善择是治学的必然途径。元行冲在这一点上，比刘知几是还要深刻，还要乐观的。

朱敬则善言历史得失成败。所著十代兴亡论，就是专论魏晋以来得失成败的书，现已不传。旧唐书卷九十朱敬则传有他的文章两篇，可以略见他的史学思想。一篇文章是他上武后的疏，疏中说：

“臣闻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门，张公室，弃无用之费，损不急之官，惜日爱功，疾耕急战，人繁国富，乃屠诸侯，此救弊之术也。故曰：刻薄可施于进趋，变诈可陈于攻战。

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况锋镝已销，石城又毁，谅可易之以宽泰， 润之以淳和，八风之乐以柔之，三代之礼以导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生， 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

陆贾、叔孙通之事汉王也，当荥阳、成皋之间，粮馈已穷，智勇俱困，不敢开一说，效一奇，唯进豪猾之材，荐贪暴之客。及区宇适平， 干戈向戢，金鼓之声未歇，伤痍之痛尚闻，二子顾眄，绰有余态，乃陈诗书，说礼乐，开王道，谋帝图。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马上得之，安事诗书乎？’对曰：‘马上得之，可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于是陆贾著新语，叔孙通定礼仪，始知天子之尊，此知变之善也。

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教，置诗、书而不顾，重攻战之吏，尊首级之材，⋯⋯即晷漏难逾，何十二帝乎？亡秦〔之〕续，何二百年乎？

故曰：仁义者，圣人之蘧庐；礼经者，先王之陈迹。然则祝词向毕， 刍狗须投；淳精已流，糟粕可弃。仁义尚拾，况轻此者乎？”

朱敬则在这里提出：一，历史是变化的，秦帝国时期不同于战国时期，汉胜利后也不同于楚汉战争时期。二，人事措施的成效，要看对形势适应的情况， 知变者善，不知变者得祸。三，仁义诗、书都是进行统治的工具，有时可以把它丢开，有时却必须把它拿出来。朱敬则这些提法的时代价值，在于一方面否定了皇权创造历史的神圣观念，又一方面不讳言皇权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取得及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这和刘知几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普遍性，不是同一主题，但在肯定他们一切为了权利这一点上，精神上是一致的。朱敬则更多地注意了客观的形势尽管又强调了形势已变政策就决不能不变。在这一点上，朱敬则比刘知几还要前进一步。

朱敬则另一篇文章是五等论，是论五等爵的存废问题的，他在这篇文章中，用历史的时代观念分析春秋前后，秦汉及汉魏之际的不同形势，指出五等制度在后代不能存在的理由。他指出，春秋以后，“疾走先得者为上，夺攘知命者为能”，以至“魏太祖曰：‘若使无孤，天下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明窃号议者触目皆是，欲以此时开四履之祚，垂万代之封，必有通车三川以窥周室，介马汾隰而逐翼侯。”这就是说，在后世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这种制度是不可能实行的。

从上面的叙述看来，尽管我们对于刘知几的这些朋友的思想所能据以论断的材料并不太多，但这里可以断定，他们已经形成一个学派，并且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学派，了解这一学派的特点，对于八世纪思想史的研究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