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北宋唯心主义道学的形成第一节 北宋道学产生的社会根源

“道学”是与王安石“新学”同时兴起的对立的学派。北宋道学的代表人物，按照朱熹较早的意见，是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司马光等“六先生”（朱子大全卷八五六先生画象赞）；但朱熹在乾道九年（公元一一七三年）所撰叙述“道统”的伊洛渊源录，因了洛学的门户之见，又将司马光除去，所余五人即所谓北宋五子。

上述北宋道学的“六先生”都是并世之人，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着极密切的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关系，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但道学为什么在北宋后期兴盛起来，这五、六位人物又何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 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学者们是不愿也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的。

朱熹以下正统的道学家每每以此归功于天命，说什么“五星聚奎，伊洛锺秀”，“周程张邵五子并时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谓奇验”（宋元学案百源学案附黄百家语），这种占星术的迷信的说法，显然只能表现出封建学者的阶级偏见。

近代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对道学的本质作了形形色色的粉饰，冯友兰和贺麟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冯友兰为了给他的反动的“新理学”寻找“道统”的根据，把道学描绘为中国哲学的正宗。他极力鼓吹道学是统一了“高明与中庸的对立”，是极高的“天地境界”（新原道第九章道学），而自命为“接着”宋明理学的“新统”。同样的，贺麟也说“儒家之理学为中国之正宗哲学”，主张“以西洋之正宗哲学发挥中国之正宗哲学”（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见儒家思想新论第六页）。资产阶级学者中间有些人在四十年代高倡所谓“新儒学”，正是企图在殭死了的“道统”上粉饰以帝国主义没落时代的唯心主义哲学，来抗拒马克思主义真理，以期从思想战线上维护正在崩溃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这些对道学的吹捧，今天还遗留有一定的影响，甚至想用别的花招使之死灰复燃。因此，对道学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意义在这里作较详细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在上章中，我们曾说明过北宋庆历以后学风的变化。王应麟首先指出王安石的“新学”的作用，他说：

“自汉儒至庆历间，谈经者守故训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困学纪闻卷八）

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以来的笺注经学，是宋代的一般趋势。然而在义理之学的形成之中，却伴随着新旧党的政治斗争，同时也发生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唯物主义的代表者以新党王安石为首，唯心主义的代表者以旧党司马光、二程等为首。如上引王应麟的话，解经新义是始于王安石的“新学”；而“道学”从思想内容和实质来看，便与“新学”针锋相对， 树起了敌对的旗号。神宗元丰二年（公元一○七九年），二程已说：

“今异教之害，道家之说则更没可辟，唯释氏之说衍蔓迷溺至深，⋯⋯然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

二程的弟子杨时（龟山）在哲宗元祐元年与吴国华书中更明白说出： “某于程氏之门，所谓过其藩而未入其域者也，安敢自附为党与以

攻王（安石）氏学？夫王氏之学，其失在人耳日，诚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杨龟山先生集卷一七）

按杨时恰是程门第一个全面攻击王学的“灵利高才”。从这些话中可以知道， 程门“道学”和王安石派的“新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这里，首先研究一下新旧党的政治斗争。

宋神宗以后，代表庶族的新党和代表豪族的旧党之间即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即“新学”和“道学”的迭相祟黜。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时，为了推行新法，于执政之初，首先改革科举与学校制度，并修领三经新义，“一时学者莫不传习，有司纯用以取士”。

旧党程颢当时即上疏，根据封建的等级制度的法律虚构，指斥新政为“用贱陵贵，以邪妨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政治斗争的尖锐已达极点。王安石为了贯彻新法，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于是在该年（熙宁三年， 公元一○七○年）四月戊辰贬旧党吕公著知颖州，己卯贬赵抃知杭州，程颢权发遣京西路提点刑狱，壬午贬张戬知公安县。只有张载未被贬逐，但他“益不安，乃谒告西归”（行状）。熙宁十年，张载被召还馆，同知太常礼院， 该年冬，他又再次辞职。

在熙宁时代，王安石好象把旧党打下了政治舞台，但实陈上旧党政治集团的阵营依然未受动摇。

旧党代表人物被贬逐后，大多退居洛阳。这一点是理解当时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的侧面，也是理解“道学”何以在伊洛兴起的关键，我们必须在下面着重地作些说明。

洛阳自唐以来便是豪贵势力的中心。北宋蜀党的李格非曾撰有洛阳名园记，说：

“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馀所。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馀家矣。予故曰：园囿之兴废者，洛阳盛衰之候也。⋯⋯ 呜呼！公卿大夫高进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李格非的这篇名文指出了洛阳一直是公卿豪贵聚居之地，而豪贵园邸的兴废正是与其政治地位的盛衰分不开的，同时借唐喻宋，还预见了北宋的复亡。名园记所对宋代园邸的描写，其中就包括旧党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贵族生活及其政治活动。

北宋时代的大家世族豪贵显官，照例要在洛阳设置园宅。司马光送李公明序（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五）所记李公明，少为丞相子，长为台阁显官，诸子为九卿牧守，而特以“洛阳佳园宅”为称。苏辙洛阳李氏园池诗记

（栾城集卷二三）所记李侯是家世名将，“既得谢居洛阳，引水植竹，求山谷之乐，⋯⋯则虽洛阳之多大家世族，盖未易以园囿相高也。”这样的例证是不胜枚举的。苏辙在游景仁（范镇）东园诗中曾这样描绘洛阳的景色：

“邻家并侯伯，朱门掩芳菲，畦花被锦锈，庭桧森旌旗，华堂洵金碧，叠观凝烟霏，仿佛象宫禁，萧条远喧卑。”（同上卷七）

司马光退居洛阳共十五年，程颢被贬后也回到洛阳。文彦博、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程颢等人都集中于洛阳，决不是不问政治的，相反的，他们俨如一个在野内阁，仍然策谋计议，争取士大夫，俟机而动。司马光“居洛

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当即此义。富弼“在洛阳，多以手疏论天下大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邵博闻见后录卷二四）。据邢恕追述，程颢“既不用于朝廷，⋯⋯居洛几十年，⋯⋯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 闾里士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劝义。⋯⋯于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伊洛渊源录卷二）。这段话如果剖视其中的内容，也正说明了程颢的政治活动。封建统治阶级认为“美谈”的洛阳耆英会、同甲会、真率会等等，都是“名高望重”的豪贵的聚集，这里面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神宗朝在洛阳的旧党，资格最老的应推文彦博。他虽“穷贵极富”（宋史卷三一三本传），但与二程邵雍等关系非常亲切。我们如果以魏晋的品题来看这时在豪族圈子里的“名望”，居然名豪大族的遗风犹在，如富弼、吕公著、司马光、程颢被品题于“四贤”之目，邵雍四贤吟：

“彦国之言铺陈，晦叔之言简当，君实之言优游，伯淳之言条畅。四贤洛阳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宁之间，大为一时之壮。”（击壤集卷一九）

二程同时也品题说：

“君实笃厚，晦叔谨严，尧夫放旷。”（河南程氏遗书第六）北宋道学六先生，有位居人上的、具有族望的五人曾居于洛阳。

这里应指出，张载久居关中，在政治态度上和上面的人物有些不同。他保持看所谓关学的一些传统，没有和洛学完全合流。

从这里所讲的历史事实看来，北宋后期洛阳是旧党政治活动的策源地， 而以洛阳为中心的豪族地主集团，就是道学产生的社会基础。

到了哲宗元祐初高太皇太后听政时，旧党司马光、吕公著起复，除在政治上立即贬逐新党外，也马上下手撤除王安石所苦心经营的学制。元祐元年

（公元一○八六年）四月，司马光请立经明行修科，“岁委升朝文臣各举所知，以勉励天下”（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八），进一步便利执政的旧党援引私人，树立党羽。五月，诏孙觉、雇临、程颐修立国子监太学生条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七月，司马光奏立十科举士法。二年正月，吕公著“请禁主司不得以老庄书命题，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 毋得专取王（安石）氏。寻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说。”四月，吕公著请复制科。至此，王安石在学制方面的改革就全被推翻了。

元祐初年，新学实陈已成禁学，据记： “元祐初，温公（司马光）拜相，更易熙丰政事。荆公（王安石）

在锺山，亲旧恐伤其意，不敢告语。有举子自京师归，公问有何新事， 对曰：‘近有指挥不得看字说。’公曰：‘法度可改，文字亦不得作乎？’”

（曾慥高斋漫录） “道学”对“新学”的攻击很明显地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更确切地讲来，这种学术攻击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程颐曾强调说：“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正自古之可忧者”（张载亦有此语），并不掩饰道学的政治作用。这一点，对于认识道学的历史意义是重要的。

了解了北宋新党和旧党的政治斗争的形势，我们再进一步研究旧党中道学家的社会身分和政治地位。

北宋道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隶属于旧党，在政治上代表着品级性的豪族地主的利益。关于此点，必须根据历史事实，作些详细的说明。

在北宋道学“六先生”中，司马光的政治活动是最明显的。如所周知， 司马光是旧党的领袖、新法的死敌。他在元祐执政时，亲自主持了复辟旧法的政治措施，实行文彦博所谓君权应该依靠士大夫，不应依靠人民的政策， 保卫着所谓不能“用贱陵贵”的豪族地主的权益。王安石曾说：“终始谓新法为不便者，独司马君实耳。”（邵伯温闻见前录卷一一）这是不容置疑的。

周敦颐表面上不象司马光那样显明，因为他在北宋当代，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都没有很高的地位。周敦颐之于道学，犹如禅宗的达磨、道教南宗的张伯端，其崇高地位多出于后人追拟。但仔细考察周敦颐的政治经历，也可以看出他与旧党的密切关系。

据潘兴嗣为周敦颐所撰的墓志，周敦颐自幼由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抚养，仁宗景祐时经郑向奏授洪州分宁主簿。庆历六年（公元一○四六年）， 周敦颐知虔州时，程颢、程颐的父亲程珦摄通守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也，因与为友。⋯⋯及为郎，故事当举代，每一迁授，辄以先生名闻。”（朱熹濂溪先生事状）二程向周敦颐问学，当在此时。

嘉祐元年（公元一○三六年），周敦颐署合州判官事。在合州时，他与新法的首要反对者之一赵抃发生联系。据黄庭坚所记：

“赵公阅道（抃）号称好贤。人有恶茂叔（周敦颐）者，赵公以使者临之甚威，茂叔处之超然。其后乃悟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荐之于朝，论之于士大夫，终其身。”（山谷别集卷上濂溪诗序）

可知周敦颐的政治措施深得赵抃的称赏。

神宗熙宁初年，吕公著也曾荐举周敦颐： “正献公（吕公著）在侍从，闻茂叔名，力荐之，自常调除转运判

官。茂叔以启谢正献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于高贤无一日之雅。’”

（吕本中童蒙训）

按此时赵抃正在中书，二人合力，就擢授周敦颐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熙宁三年，赵抃因疏击新法去位，出知杭州。六年，赵抃再尹成都，听到周敦颐因病去官，拜章乞留，朝命及门，周敦颐就死了。从嘉祐到熙宁，十七、八年之间，周敦颐始终受赵抃庇荫。总之，周敦颐虽然官卑，但他与赵抃、吕公著、吕陶等人的深厚联系已足说明他是站在旧党的一面。

熙宁新法时代，曾在朝中任职的道学家，除司马光外，还有程颢、张载和张戬。二程的家世历代仕宦，其曾祖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程遹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程珦最后以太中大夫致仕。程颢在熙宁时，经吕公著荐，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新法之初，首为异论”（伊洛渊源录卷二）。如程颐在所撰程颢行状中所说：

“荆公（王安石）寖行其说，先生（程颢）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数月之间，章数十上。尤极论者：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青苗取息、卖祠部牒、差提举官多非其人及不经封驳、京东转运司剥民希宠不加黜责、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寖■等十余事。”（同上）

熙宁二年至三年四月，程颢任御史八、九个月，极力反抗新法，著名的陈治法十事一疏就集中地表现了他与新法对立的政治主张。

程颢不仅在政治上与王安石相对立，而且在学术上也相排击。道学与新学的对立在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如邵伯温所说：

“荆公尝与明道（程颢）论事不合，因谓明道曰：‘公之学如上壁’，言难行也；明道曰：‘参政之学如捉风！’”（河南程氏遗书第一九）

程颢曾屡次在神宗面前讥评王安石新学，如： “神宗问王安石之学如何，明道对曰：‘安石博学多闻则有之，守

约则未也。’”

“[明道]昔见上，[上]称介甫（王安石）之学，对曰：‘王安石之学不是。’上愕然，问曰：‘何故？’对曰：‘臣不敢远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尝读诗，言周公之德云：公孙硕肤，赤舃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

程颢这种批评毫未涉及王安石学术的实质，而无理地牵扯到王安石的衣饰容仪，很象唐代党争中豪族地主的口吻。据高斋漫录，文彦博在熙宁时曾用高脚椅子戏弄年少身矮的新进大理寺丞李察，这正可以代表豪族地主对新起的庶族的轻蔑。

由于看到新法势在必行，程颢曾采取一种暂时容忍的阴险态度。熙宁初， 青苗法的推行是党争的焦点，程颢在遭贬时却说：“以今日之患观之，犹是自家不善从容，至如青苗，且放过又何妨？”这就是说应该保存旧党的力量， 俟机再起。他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政事时曾说：

“王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使众君子未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以乘，其为书不至此之甚也。”（闻见前录卷一五）

程颢的贬逐和张载、张戬的出朝是相联系的。二张兄弟是二程的表叔。据吕大临所撰张载的行状，张载早年曾研习兵法及释老之书，促使他转向道学的是二程。程颐虽曾谦虚否认这一点，但张载受二程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张载张戬当时在关中合称“二张”。据说，“横渠（张载）尝语人曰：‘吾弟德性之美，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于自屈，在孔门之列宜与子夏相后先。’ 及与之论道，曰：‘吾弟全器也，然论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无忧乎？’”（宋元学案横渠学案）可见关学中二张的学术思想，不完全如二程的关系，有相合的一面，也曾存在过不一致的一面。

张载未第时曾受文彦博延聘。程颢曾说：“颢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 张子厚（载）、邵尧夫（雍）、司马君实（光）。”（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 所以程颢向神宗推荐人材数十人，就以张载和程颐为首。熙宁二年（公元一

○六九年），张载经吕公著荐举入朝，除崇文院棱书，据行状记： “既入见，上问治道，皆以渐复三代为对。上悦之，曰：‘卿每日

见二府议事，朕且将大用卿。’先生谢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测朝廷新政所安，愿徐观旬日，继有所献。’上然之。

他日见执政（王安石），执政尝语曰：‘新政之更，惧不能任事， 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对曰：‘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执政默然， 而语多不合，寖不悦。”

可知张载的态度虽比较和缓些，但也是不愿为新政服务的。

张戬就不甚相同了，他也在熙宁初入任御史，反对新法最为激烈，曾“章十数上”（伊洛渊源录卷六行状）。据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的记载，王安石当时以青苗法是否实行决定去就，程颢与孙觉了解到神宗意袒王安石，本来是准备迂回一时的，只是由于张戬在中书“大悖”，新旧两党于是归于决裂。按照司马光温公日录，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张戬为监察里行，请罢条例司，因诣中书，极陈其事，辞气甚厉。介甫（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戬怒曰：‘参政笑戬，戬亦笑参政所为事耳！岂惟戬笑，天下谁不笑之者？’暘叔解之曰：‘察院不须如此。’ 戬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邪？’退而家居，申台不视事而待罪。”（伊洛渊源录卷六引）

邵雍是另一类型的人物，他的特点是从未在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仁宗嘉祐时，王拱辰曾推荐他；神宗熙宁初，吕公著、祖无择、吴充也曾加以荐举。富弼曾屡次举荐邵雍，但为王安石所沮（闻见前录卷一八）。我们必须指出，邵雍所以不仕，“称疾不之官”，决不是由于宁静澹泊，而是因为他以隐逸的身分居住洛阳有其特殊的便利。邵雍在诗中说：“居洛八九载，投心唯二三，相逢各白首，共坐多清谈”（击壤集卷一闲吟四首之一），决非真实的情况。实际上邵雍经常奔走于豪贵之门，甚至“其家妇姑妯娌婢妾有争竞，经时不决者，自陈于前，先生（邵雍）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心，于是酒肴竞进，饜饫数日，复游一家”（马永卿嬾真子，亦见闻见前录卷二○），这正是门前食客的生活。嘉祐时，王拱辰给他修屋，富弼给他买园；熙宁时，行买官田法，司马光等二十余家替他买下“七千余步平流水” 的大宅园。因此，邵雍的“安乐窝”，宅契是司马光户名，园契是富弼户名， 庄契是王拱辰户名，借以避免科调（闻见前录卷一八）。由此可见，邵雍“隐居”洛阳，其实是由世家豪族供养，他热爱地租并不下于其他豪族。

翻阅邵雍的诗集，马上可以发现他与旧党诸人的密合无间。例如邵雍赋安乐窝中好打乖吟，和诗者就有富弼、王拱辰、司马光、程颢、吕希哲等七人。因此，邵雍在政治见解上站在旧党一面，是毫不足怪的。据邵伯温记， 邵雍和第一个反对王安石的吕诲友善，吕诲赴召时，邵雍与论天下事，“无一不如所言者”。邵伯温还提到，新法初行时，一些旧党官吏“欲投劾而归， 以书问康节先公（邵雍），康节先公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 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闻见前录卷一九）这种策划和程颢是相似的。

击壤集中很多是讥评新法的政治诗。例如和富弼的一首诗中说：“杯觞限新法，何故便能倾？”（卷九）又如闻见前录卷二十所载题枕屏诗，讽刺新政为“儿戏”。卷十六的毛头吟“忧国心深为爱君”和卷三的秋忆三十六首中“国命在乎民”二首也都是这一类的影射诗。总之，邵雍的脐带是牢牢生附在豪族的基盘上的，正如他的知幸吟所老实说出的：

“鸡职在司晨，犬职在守御，二者皆有功，一归于报主。我饥亦享食，我寒亦受衣，如何无纤毫，功德补于时？”（击壤集卷九）

事实上这位冒名“官户”而衣食于主人的邵雍，确实尽了他对于豪族的“鸡犬”“报主”的力量。

以上所述着重在神宗朝。从神宗到哲宗，庶族与豪族的斗争有两个转折。元祐初，太皇太后高氏听政，起复司马光吕公著等旧党，废弃新法，皇权与豪族结合起来，是第一次转折；元祐八年（公元一○九三年），哲宗亲政， 重新由章惇蔡卞等新党执政，是第二次转折。元祐元年至八年旧党执政时期， 一时豪族代表人物纷纷上台，政治上的洛党和道学中的洛学即完成于这一时期，而程颐便是这两方面的实陈领袖。

旧党复辟时，熙宁道学的领袖程颢、邵雍都已死了。程颢的死对于旧党是一大损失。司马光、吕公著执政后，曾立即召程颢为宗正丞，“执政日须

其来，将大用之，讣至京师，诸公人人叹嗟，为朝廷惜”（伊洛渊源录卷二邢恕语）。邵伯温说如果程颢不死，在元祐时名位必与范纯仁相等，是可信的。此后，程颢的地位便由程颐来代替了。

程颐在元祐以前并没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他早已为吕公著等所重视。英宗时，吕公著曾上疏请对程颐“不次旌用”（吕申公家传，年谱引）。神宗时，程颐在旧党中已享有很高声望，文彦博、富弼、司马光、吕公著和范镇等对他都很尊礼（冯忠恕涪陵纪善录）。元丰八年（公元一○八三年）十一月，哲宗刚刚嗣位，新起的旧党领袖司马光、吕公著以及王岩叟、朱光庭等就同时举荐程颐，授汝州团练推官，充西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元年（公元一○八六年）闰二月，程颐至京师，除秘书省校书郎，随即召对，授祟政殿说书，八月又差兼判登闻鼓院。象程颐这样的直上青云，在宋代还是罕见的， 也正说明旧党对他的殷切期望，故起用诰词说：“孔子曰：‘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吾思起草茅岩穴，以粉泽太平，⋯⋯故加以爵命，起尔为洛人矜式。”（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褒赠伊川）

元祐初年，程颐是旧党中首要的活动人物。他在经筵上宣讲“道学”，同时对朝政“论议褒贬，无所顾避”，实际上已经成了吕公著的策士，如： “时吕申公（公著）为相，凡事所疑，必质于伊川（程颐）。”（伊

洛渊源录卷四）

因此，蜀党苏轼等对程颐深为嫉恶。

元祐时代的洛党、蜀党，是封建的“品级联合”之中旧党豪贵内部依地方势力而结合的互相倾轧的集团。洛党即以程颐为领袖，以朱光庭、贾易、尹焞、张绎等为羽翼；蜀党以苏轼、苏辙为领袖，吕陶、孔文仲、孔平仲等为羽翼。此外尚有包括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的朔党，则依违于洛蜀之间，而更多地倾向洛党。元祐二年（公元一○八七年），蜀党对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发动政治攻势。苏轼在奏状中自称：“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刘安世论称，程颐与欧阳棐（欧阳修之子）、毕仲游、杨国宝、孙朴交结执政子弟，号为“五鬼”；孔文仲也论称程颐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程颐管句西京国子监，这一阶段的洛蜀党争遂以蜀党的胜利告一结束。

我们必须指出，洛蜀党争乃是旧党内部的宗派倾轧，和新旧党争是不同的。不论是洛党还是蜀党，他们都共同反对新党。蜀党的核心二苏，在神宗朝均因对抗王安石新法被贬；旧党取得政权后，同时召入，先后任翰林学士。苏轼于元祐时任至兵部尚书；苏辙权吏部尚书，使契丹还，为御史中丞。当时吕大防和刘挚曾拟对新党稍作让步，称为“调停”，苏辙便力加反对。他们的政治态度是极鲜明的。

洛蜀党争也反映为洛学与蜀学的学术宗派之争。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把苏氏蜀学和王氏新学一同摈于正书之外，附于卷尾，这正是继承洛学的道学正宗的偏见。但南宋道学家虽然不齿蜀学，却总认为蜀学犹胜于新学。所谓“粹然一出于正”的张九成门人汪应辰，在给朱熹的书信中便说：

“东坡初年力辟禅学，如盐宫县安国寺大悲阁记，省记不分明，其中引‘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之类。其后读释氏书，见其汗漫而无极，从文关西等游，又见其辩博不可屈服也，始悔其少作，于是凡释氏之说，尽欲以智虑亿度，以文字解说，如论成佛难易而引孟子‘仁义不可胜用’，子由又有传灯录解；而子由晚作老子解，乃欲和会三家为

一。此盖气习之弊，窃以为无邪心，谓其不知道可也。君欲指其失以示人，则如某事某说，明其不然可也，若概而言之，以与王氏同贬，恐或太甚，论法者必原其情，愿更察之也。”（文定集卷一五与朱元晦书第九）

朱熹虽曾在杂学辨中对蜀学作了些枝节的批评，也说苏轼“大体段尚自好耳， 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吾于东坡宜若无罪焉。”在道学家心目中，蜀学是可以原谅的，而王安石的新学则是不共戴天的死对头。这和洛蜀在政治上的关系正相符合。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北宋道学是代表品级性地主的正宗思想。

其次，还可以从宋代豪族的世家常常就是道学的世家来作些分析。如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札记中所统计，学案中的北宋相家，范镇一家有六世八人， 吕公著一家有七世十七人。程颐最推尊韩维，曾向他求撰程颢墓志，说：“智足以知其道学，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后世，莫如阁下。”（伊川文集卷五）韩维这一“北宋相家”中人，在学案中，除韩维本人列为程颢同调外，其从孙瓘是刘安世弟子，璜是胡安国弟子，玄孙元吉是尹焞门人，吕祖谦即其壻，而元吉子淲又是清江刘氏门人。按韩吕两家是北宋最大的豪族， 如邵伯温所说：

“韩、吕，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上，不出于韩，即出于吕。”（闻见前录卷三）

文彦博、富弼都出于吕氏之门。

另一方面，道学家有一种神秘的“心传”，这个“心传”本身正反映着学统上的品级“世家”，而是“常品”所不敢想象的。在道学兴起时，道学家已经拿起了神秘主义的“道统”的招牌。程颢为邵雍作墓志，就鼓吹“独先生之学为有传也，⋯⋯推其源流，远有端绪”，而与所谓“师道不立，学者莫知其从来”的凡人们的学术是绝不同的。从此旧党分子，效仿着韩愈所捏造的“道统”，把程颢吹捧为“孟子而后，传圣人之道者，一人而已”， 程颐、刘立之、朱光庭等都这样说。“道学”的复古主义的“道统”就这样堂哉皇哉地虚构得有声有色。然而揭开“道统”的画皮，原来它在实质上是一种正宗的“安定的垄断”，而反映着土地权力的“安定的垄断”罢了。

在本节中，我们扼要地论述了道学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意义，至于道学如何在思想斗争中与代表庶族地主的新学相对立，各道学家思想的本质是怎样的，概见于本章以下各节及后面各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