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刘知几的无神论与进步的历史观

刘知几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应反对以无根据的神奇传说和真实的史事相混淆。从这里他在理论上达到了无神论并表明了进步的历史观。他在史通卷五采撰篇，把史料选择的错误归纳为七类，其中有四类就是关于神奇传说的。第一，刘知几反对以神话、图谶和寓言入史，如“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嫦娥窃药以奔月”，都是不应该“污南董之片简、沾班华

（峤）之寸札”的，而“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玄晏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都是错误的。第二，刘知几反对以方术家的奇事入史。他认为范晔后汉书以风俗通的“王乔凫履”、抱朴子的“左慈羊鸣”入史，是“朱紫不别，秽莫大焉”。第三，刘知几反对以神怪故事入史，对唐修晋书采摭幽明录搜神记中神鬼怪物的记录，认为是干宝王隐等所不取的。第四，刘知几还反对对古史的不合情理的穿凿附会，如说“尧有八眉，夔唯一足，乌白马角救燕丹而免祸，犬吠鸡鸣逐刘安以高蹈”之类。

自董仲舒、刘向歆父子以阴阳五行解释历史，班固又撰五行志以总集各家之说，在历史著作中成为一种阶级偏见的转述的传统。唐高宗武后以鼓励奏献祥瑞为提高政治威望的工具，麟德、仪凤、永昌、天授等年号都是因祥瑞而改元的。武后更是夸大祥瑞作为以周代唐的手段。垂拱四年（公元六八八年），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称获之于洛水。武后命其石曰“宝图”，诏：“当亲拜洛，受‘宝图’，有事南郊，告谢昊灭。”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武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并“命‘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渔钓，祭祀比四渎。名图所出曰‘圣图泉’，泉侧置永昌县。又改嵩山为神岳，封其神为天中王，拜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禁刍牧”

（通鉴卷二○四）。这就是武后夺取李唐政权的神学上的准备。此后，中宗称应天皇帝，韦后称顺天皇后，也无非假借天命以神化皇权。刘知几久在史馆，深知这一套神学把戏的实际内容，他反对以神奇传说和真实史事的混乱，这不只是对天上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对地上的批判；不只是对神学的批判，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批判而折射出对政治的批判。

刘知几在史通卷十九著汉书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两篇，用文献学的方法指出五行志对灾祥徵应的牵强附会，实际上就是对五行学说代表作的集中的批判。五行志错误篇运用逻辑的矛盾律批判道：

“其释‘厥咎舒，厥罚恒燠’，以为‘其政弛慢，失在舒缓，故罚之以燠，冬而亡冰’。寻其解春秋之无冰也，皆主内失黎庶，外失诸侯，不事诛赏，不明善恶，蛮夷猾夏，天子不能讨，大夫擅权，邦君不能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卫霍二将军穷追单于，斩首十馀万级，归而大行庆赏。上又闵悔勤劳，遣使巡行天下，存赐鳏寡，假与乏困，举遗逸独行君子，诣行在所。郡国有以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闻。于是天下咸喜。’按：汉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后宽也如此，岂是有懦弱凌迟之失而无刑罚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无冰示灾，便谓与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违，岂其甚耶？”

五行志杂驳篇对于董仲舒的判断失理指责说：

“春秋：‘昭公九年，陈火。’董仲舒以为：‘陈夏徵舒弑君，楚严（庄）王托欲为陈讨贼。陈国辟门而待之，因灭陈。陈之臣子毒恨尤甚，极阴生阳，故致火灾。’案：楚严王之入陈，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谤，取愧叔时；终有封国之恩，见贤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闻。又案：陈前后为楚所灭者三。始，宣十一年，为楚严王所灭。次，昭八年，为楚灵王所灭。后，哀十七年，为楚惠王所灭。今董生误以陈次亡之役是楚始灭之时，遂妄有占候，虚辨物色。寻昭之上去于宣，鲁易四公；严之下至于灵，楚经五代。虽悬隔顿别，而混杂无分。嗟乎！下帷三年，诚则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阔哉？”

这两条都指出五行志的论点和所用以说明的史事是互相矛盾的，这就揭露了有神论对于灾祥的附会是没有道理的胡说。刘知几认为五行志“其失既众，不可殚论”，以五行去解释历史是缺乏可靠的根据的（本书第二卷页一九七、八引错误和杂驳各一条，可参看）。

刘知几认为灾祥的存在是属于自然现象的范围，与人事无关。即使有些灾祥被认为和人事有关，也并没有人能说出一番道理。如果要一一解释，就难免于欺人自欺了。欺人自欺的论点总是不免有破绽的，所以五行学者的说法有时是彼此互相矛盾，有时是一人之说而前后不同。史通卷三书志篇说： “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然则麒麟门而日

月蚀，鲸鲵死而彗星出，河变应于千年，山崩由于朽壤。又语曰：‘太岁在酉，乞桨得酒，太岁在已，贩妻鬻子。’则知吉凶递代，如盈缩循环。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

“且周王决疑，龟焦蓍折，宋皇誓众，竿坏幡亡，枭止凉师之营，鹏集贾生之舍，斯皆妖灾著象，而福禄来锺，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测也。然而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休咎，详其美恶也。故诸侯相赴，有异不为灾，见于春秋，其事非一。

“洎汉兴，儒者乃考洪范以释阴阳。⋯⋯至于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陨霜雨雹，大水无冰，其所证明实皆迂阔。故当春秋之世，其在于鲁也，如有旱雩舛候，螟■伤苗之属，是时或秦人归襚，或毛伯赐命，或滕邾入朝，或晋楚来聘，皆持此恒事，应彼咎徵。昊穷垂谪，厥罚安在？探赜索隐，其可略诸？

“且史之记载，难以周悉。近者宋氏，年维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作者犹广之以拾遗，加之以语录。况彼春秋之所记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国尽书，而经传集解卷才三十，则知其言所略盖亦多矣。而汉代儒者罗灾眚于二百年外，讨符会于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应于人，应而人失其事，何得苟有变而心知其兆者哉？

“若乃采前文而改易其说，谓王札子之作乱在彼成年，夏徵舒之构逆当夫昭代；楚严作霸，荆国始僭称王，高宗谅阴，毫都实生桑谷；晋悼临国，六卿专政，以君事臣；鲁僖末年，三桓世官，杀嫡立庶。斯皆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曲取相谐，掩耳盗钟，自云无觉，讵知后生可畏，来者难诬者邪？

“又品藻群流，题目庶类，谓莒为大国，菽为强草，鶖著青色，负蠜非中国之虫，鸜鹆为夷狄之鸟，如斯诡妄，不可殚论。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铨择，因以五行编而为志，不亦惑乎？且每有叙一灾、推一怪，董京之说前后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双载其文，两存厥理，言

无凖的，事益烦费，岂所谓撮其机要，收彼菁华者哉？”

从上面的话，可以看出，刘知几从世界观、认识论以至逻辑学走向了唯物主义的道路。由于他运用的矛盾律很成熟，更给有神论以严厉的打击。对于某些被认为有徵验的灾祥，刘知几也不否认它们的徵验。但他之所以不否认，只是由于某些个别的或很少数的事例的偶合，而他所否定的却是五行学者所大量宣扬的原理。有时，他对于灾祥采取一种保留的态度，如说：“怪力乱神，宣尼不语，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

（史通卷八书事）。他根据认识论的知识发展观点，说明事物规律在条件不具备时是难以把握的，因此，人们不能强为立说，如果自然灾变难以说明，最好阙疑。他说：“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又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呜呼，世之作者，其鉴之哉！谈何容易，驷不及舌，无为强著一言，受嗤千载也”（同上卷三书志）。

刘知几反对命定的历史观，主张人定胜天的历史观。史通卷十六杂说上篇：

“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盖晋之获也，由夷吾之愎谏。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鲁之逐也，由稠父之违子家。然则败晋于韩，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铭其说，檿弧箕服，彰于宣、厉之年：徵褰与襦，显自文、武之世，恶名早著，天孽难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汤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则亡国之君他皆仿此，安得于魏无讥者哉？

夫国之将亡也若斯，则其将兴也亦然。盖妫后之为公子也，其筮曰： ‘八世莫之与京’。毕氏之为大夫也，其占曰：‘万名其后必大’。姬宗之在水浒也，鸑鷟鸣于岐山。刘姓之在中阳也，蛟龙降于丰泽。斯皆瑞表于先，而福居其后，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终能坐登大宝，自致宸极矣乎？必如史公之议也，则亦当以其命有必至，理无可辞，不复嗟其智能，颂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

自兹以后，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鱼豢魏略议、虞世南帝王论，或叙辽东公孙之败，或述江左陈氏之亡，其理并以命而言，可谓与子长同病者也。”

显然，刘知几认为命运对于历史的变化是不存在的。决定历史上的失败的并不是灾异，而是自取覆亡的人事。决定历史上的成功的也并不是祥瑞，而在于有德有才、神武智能的人事。灾祥历来是作为神化封建皇权的灵光圈，但刘知几敢于从确凿的历史事实出发，并运用了逻辑的推理，揭穿了这种神学的虚构。

刘知几提出了历史进化的观点。第一，历史是有古今的变异的，历史家要知人论世：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史通卷八摸拟篇）

第二，今不一定不如古，古也可以不如今，甚至古者妄言更多于近世：

“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字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齐列，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同上卷五载文）

“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固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尝试言之，向使汉、魏、晋、宋之君生于上代，尧、舜、禹、汤之主出于中叶，俾史官易地而书，各叙时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轮扁称其糟粕，孔氏述其传疑。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岂比夫王沈之不实，沈约之多诈，若斯而已矣？”（同上卷一三疑古）

第三，“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刘知几在史通卷九烦省篇就史书的古今详略说明这个道理，是一番很通达的议论。他说：

“昔荀卿有云：‘远略近详。’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辨者久矣。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又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是班不如马也。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公为次，孟坚为甚。自魏晋已还，年祚转促，而为其国史亦不减班书，此则后来逾烦，其失弥甚者矣。

“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由）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 “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

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通盟而始赴。苟异于是，则无得而称。鲁史所书，实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据有西北，楚、越之大启东南，地僻界于诸戎，人罕通于上国，故载其行事，多有缺如。且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此丘明随闻见而成传，何有故为简约者哉？

“及汉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无思不服，会计之吏岁奏于朝廷，輶轩之使日驰于郡国，作者居府于京兆，徵事于四方，用使华夏必闻，远近无隔，故汉氏之史所以培增于春秋也。”

但刘知几并不否认历史人物的作用。他对历史人物的作用有时还估计得过高了。

刘知几对于历史人物是有极大兴趣的。他在史通里用极大的篇幅讨论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而纪传体就是基本上用以记述历史人物的体裁。作为皇家的史官，长期进行皇帝起居注和纪传史的工作，刘知几对于历史人物的兴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以对历史人物的重视去代替历史的命定论，具有进步的意义。但象他在上引杂说上篇里所说，把晋、秦、周、鲁的败亡认为是四国君主的性格和道德起决定作用，把田、魏、周、汉的兴起认为是四国君主的智能神武起决定作用，这就把个别历史人物的作用过于夸大了，而陷入于

唯心主义。史通卷八人物篇说：“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从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历史是要记载历史人物活动的，但刘知几在这里好象把记载人物活动作为史家的唯一任务，这就陷入个别人物创造历史的错误了。

刘知几在史通的不同篇章里，曾提到所谓“远古”、“中古”和“近古”。“远古”大约相当于先秦时期，疑古篇把尚书春秋都说成是远古之书。至于无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在他的心目中是未必想到的。“中古”约相当于两汉或秦汉，序传篇曾把司马相如的自叙作为中古作品。“近古”约相当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可见刘知几对于历史的变化，具有一种矇眬的历史阶段的看法。这种矇眬的对历史阶段的看法，也还是接近史实的。

刘知几在史通卷三书志篇里主张创立三种志。一种是都邑志，这是要反映中国封建制社会的专制主义及其军事政治堡垒的发展的。所以他说：“京邑翼翼，四方是则。千门万户，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龙蟠，帝王表其尊极。” 并且，因此他要把都邑志列在“章服饰，别贵贱”的舆服志之上。第二种是氏族志，这是要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氏族升降的，所以要列在百官志之下。第三种是方物志，这是反映各地物产，内外贸易和税贡的封建剥削的，所以要列于食货之首。刘知几要创立的这三种志，是八世纪社会经济、政治及阶级关系的变化在他意识上的反映。他提出了这三种志的初步方案，说明他对于社会的变动是有矇眬的觉察的。

刘知几的无神论是有唯物主义倾向的。他的历史观，从思想体系说，是唯心主义的，但包含有合理的内容。像正统史学家一样，他也要通过史书去维护封建伦常，但他反对因此而对历史进行歪曲。他说：

“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史通卷七，直书）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业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史通卷一一，史官建置）

他对史书作用的看法，是跟他的直笔论一致的。他要维护封建伦常，但他的这种作法会降低了封建统治者的威风，决不会为他们所许可的。评论刘知几，主要是肯定他的积极方面。他的批判精神，他反对命定论，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揭露史书中对于统治阶级的讳饰，他看到古今的变革和客观形势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这在中世纪都是值得重视的进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