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均输法和市易法

熙宁二年（公元一○六九）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文集卷七十乞制置三司条例云：

“窃观先王之法，自畿之内，赋入精麤，以百里为之差，而畿外邦国，各以所有为贡。又为经用通财之法以懋（贸）迁之。其治市之货财， 则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则吏为敛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凡此，非专利也。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 不可以无术。今天下财用，窘急无余，典领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以相知，盈虚不以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定额，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赢；年俭物贵，难于供备，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三司发运使按簿书促期会而已，无所可否增损于其间。至遇军国郊祀之大费，则遣使划刷，殆无余藏，诸司财用事往往为伏匿， 不敢实言，以备缓急。又忧年计之不足，则多为支移折变以取之。民纳租税，数至或倍其本数。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于不产，责于非时。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臣等以谓发运使总六路之赋入，而其职以制置茶盐礬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继其用之不给，使周知六路财钱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在京库藏，年支现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卖，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 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

王安石的均输思想，主要是：“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使富商大贾，

不能操纵物资和物价。国家财用所需，人民贡赋所出，发运使有权就便购置运输。这种思想，在嘉祐五年（公元一○六○年）所作的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已露其端倪：

“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则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文集卷八二）

其后，六路均输，由薛向领之，一时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反对的人， 以为均输法“不免夺商贾之利”。其实，均输法斗争的对象，只是豪商大贾， 对小商贩，则利其流通财货。王安石在答韩求仁书里说明其道理：

“制商贾者恶其盛，盛则人去本者众。又恶其衰，衰则货不通。故制法以权之。”（文集卷七二）

这里，说的虽是对商贾征税的问题，但是反映王安石对豪商大贾与对小商贩的政策是不同的。均输的效果如何，贯彻若何，史无明文。宋史食货志谓“均输后迄不能成”，这是事实。后来市易法的推行，基本思想，跟均输法相同。

周礼大司徒：“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 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王安石训释道：

“民职、地贡、财赋，则有政矣。然远近多寡之不均，先后缓急之不齐，非政之善，于是乎以均齐天下之政。”（周官新义卷六）

周礼详解申其义道：

“封略之内，莫非王土，其生出之宜否，物产之有无，道里之远近， 贡赋之多寡，非有法以均之，则不足以正之。此土均之法所由立也。”

（周礼详解卷九）

于此，可见均输法的法意还是从绝对皇权的土地所有制的利益出发的。这种完整的对土地和户口的编制，在封建制社会是一种乌托邦。

熙宁五年（公元一○七二年）三月丙午，诏置市易务于京师。先是，有魏继宗者，自称草泽，上言：

“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或倍本数。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缓急，擅开阖敛散之权。当其商旅并至而物来于非时，则明抑其价使极贱，而后争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车不继而京师物少，民有所必取， 则往往闭塞蓄藏，待其价昂贵而后售，至取数倍之息。以此外之商旅无所牟利，而不愿行于途；内之小民，日愈朘削而不聊生。其财既偏聚而不泄，则国家之用，亦尝患其窘迫矣。古人有言曰：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则当此之时，岂可无术以均之也。”

“况今榷货务自近岁以来，钱货实多余积，而典领之官，但拘常制， 不务以变易平均为事。宜假[所积]钱别置常平市易司，择通财之官以任其责，仍求良贾为之辅，使审知市物之贵贱。贱则少增价取之，令不至伤商；贵则少损价出之，令不至害民。出入不失其平，因得取余息以给公上，则市物不至于腾踊，而开阖敛散之权不移于富民。商旅以通，黎民以遂，国用以足矣。”（续长编卷二三一熙宁五年三月丙午条。[]内文字，据宋会要稿校补。）

丙午诏：

“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往往折阅失业。至于

行铺稗贩，亦为〔较固〕取利，致多穷窘。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商旅货物滞于民而不受者，官为收买，随抵当物力多少， 均分赊请，纳限纳钱出息。]其条约委三司本司详定以闻。”（同上）

于是中书奏：

“古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去古既远，上无法以制之，而富商大室，得以乘时射利。出纳敛散之权，一切不归公上。今若不革，其弊将深。欲在京置市易务，监官二，提举官一，勾当公事官一。许召在京诸行铺牙人，充本务行人牙人。

“内行人令供通己所有，或借他人产业金银充抵当，五人以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勾行牙人， 与客人平其价，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官钱买之。如愿折博官物者亦听， 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遂纳价钱，若半年纳，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已上并不得抑勒。”

“若非行人见要物，而实可以收蓄变转，亦委官司折博收买，随时估出卖，不得过取利息。”

“其三司库务年计物，若比在外科买，省官私烦费，即亦一就收买。”

（同上）

据会要稿第一百三十九册食货三十七，“诸司科配，州县官私烦扰，民被其害，悉罢之。”自是诸州上供簏席黄芦之类六十色，悉令计直，从民愿鬻者市之以给用。（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

根据以上文献，可知置市易法的目的，就在：（一）政府操开阖敛散之权，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二）抑富商大室的兼并，使四方商旅以货物至京师，不至折阅失业，使小本经营的行铺稗贩，不至穷窘；（三）同时，罢去诸司向州县科买扰民，改从市易务买取。总的精神，是从富商大室手里把笼取货物、操纵物价的权拿过来，归之政府。后来，京师大姓多止开质库，市易摧兼并之效可见。

由于富商大室里面，也包括皇室宗亲在内，因此市易法遭到的攻击很多， 甚至导致熙宁七年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

周官司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地分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布，以量度成价而征续，以质剂结信而止讼，以贾民禁伪而除诈，以刑罚禁虣而去盗，以泉府同货而敛赊。”周礼详解申其义道：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使之懋迁有无，阜通货贿者，莫大于市。然利之所在，民所竞趋，倘无官以司之，则智诈愚，勇陵弱，攘夺诞慢，决性命之情以争，无所不至矣。先王由是设官以司之。⋯⋯”

“市之不售，与货之滞于民用者，而公不为之买；方货之不足，而公不为之贷；则盈虚无以相补，有无不能相资，兼并豪强于是得以乘其弊而困民矣。乘其弊而不售，贱而买之，则民将有不偿本之事。乘其物不足，贵而价之，则彼或取之以十倍之利。如是，则开阖敛散之权，将属于豪商大贾之家，非仁政之均也。先王由是以泉府同货而敛赊。凡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则以其价买之，此所以敛之也。物揭而书之， 以待不时而买者，各从其抵而予之，此所以赊之也。⋯⋯则民无贱卖之患矣。⋯⋯则民无贵价之患矣。如是，则开阖敛散出于一人，而虚实有无通乎上下。⋯⋯先王所以纾民阨，阜邦财，使兼并豪强者不得作。市

之大政，于是乎在。”（周礼详解卷一四司市）

于此，可以窥知市易法的法意也是在于打击豪强，而崇张皇权。

从王安石的新学和新法，紬绎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比较突出的是下列四点：

首先，是巩固专制主义皇权的问题。王安石完全承认封建社会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是合理的，并积极地为之说教。他说：

“以贤治不肖，以贵治贱，古之道也。”（文集卷六三谏官论） “易制者鱼也，民之象也，小人女子之象也。”“虎豹刚健，君子

大人之象也。”“臣以顺承君者也。”“仆，卑以顺也。”（文集卷六三易泛论）

在统治阶级里，君主有绝对的权力，超乎一切之上，甚至比之于神天。他说：

“执常以事君者，臣道也；执权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者（作福、作威、玉食），君道也，⋯⋯以其侔于神天也。⋯⋯三德者，君之所独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文集卷六五洪范传）

专制主义的皇权，体现在对人民的绝对控制。在皇权、贵势、农民的三角斗争里，皇帝应该巩固地掌握人民，不许贵势之家与人主争黔首。只有皇帝， 才有开阖敛散之权。他说：

“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文集卷七○乞制置三司条例） “诚能御轻重敛散之权，而禁因缘之奸，则何恤于经入之不足。”

（文集卷四九宽卹民力制）

“富赀役贫，豪杰兼众，使之则怨，作之则惧，则非所以驭其众也。”

（周官新义卷一，以八则治都鄙） “盖上失其柄，则人以私义自高，而爵不足以贵之；以专利自厚，

而禄不足以富之；取予自恣也，则不待王幸之而后予；生杀自恣也，则不待王福之而后生；有行，或以忤贵势而废诛；有罪有过，或以朋比奸邪而见置。则当何以驭其臣哉！”（周官新义卷一，以八柄诏王驭群臣）

在新法里，对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特权的打击，都有不许“与人主争黔首”的意义。青苗法排挤了豪族地主的高利贷，募役法强迫形势户出助役钱， 方田均税法打击了大地主的伪冒和免税特权，均输和市易打击了豪商大室对物资和物价的操纵垄断。这都有巩固皇权的作用。

第二，是所谓保民常产问题。周官新义卷一，训释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说道：

“事典事职，皆以富邦国。盖事典之为书，事官之为职，以富邦国而已。事典以生万民，事职以养万民。盖事典之为书，以生万民而已； 事官之属，以其职推而行之，然后有以养万民也。”

周官新义卷一，训释治官之属，说道： “卿之字⋯⋯从皂，黍稷之气也。黍稷地产，有养人之道。⋯⋯胥

之字⋯⋯从肉⋯⋯肉则以其亦能养人。⋯⋯卿从皀，胥从肉，皆以养人为义，则王所建置，凡以养人而已。”

设官置吏，提出养万民、生万民问题，提出养人问题，掩盖了国家的阶级压迫的本质，但是王安石的话是对统治阶级说的，因此，在官僚、豪族地主兼并掠夺小生产者和压制有物力的乡户的条件下，起了保护小生产者、保护有物力的乡户的作用。所谓“养万民”，“生万民”，“养人”，基本问题在

保庶民之常产，使他们富有，这里，客观上指的是无特权身份的庶族地主。“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者，方伯连师

治而正之。是以诸侯不失其分地，而庶民保其常产。”（诗义十亩之间小序注）

“以田里安甿者，出则辈作于田，入则族息于里。不授之以田使其作，无以耕；不授之以里使其患，无所居；非所以安之也。授以田，则彼得以安其耕；授以里，则彼得以安其居。及其西成，则百室盈而妇子宁，及其改岁，则嗟妇子而入室处，又安有不安之甿乎？”（周礼详解卷一五遂人）

“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后善。⋯⋯为政于天下者，在乎富之善之。”

（文集卷六五洪范传）

续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记王安石批评神宗的话，亦反映王安石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基本矛盾之关心：

“天命陛下为神明主，殴天下士民使守封疆，卫社稷，士民以死徇陛下不敢辞者，何也？以陛下能为之主，以政令均有无，使富不能侵贫， 疆不得凌弱故也。今富者兼并百姓，乃至过于王公，贫者或不免转死沟壑。陛下无乃于人主职事有所阙，何以报天下士民为陛下致死？”（熙宁五年十一月戊午条）

为了调和阶级矛盾，君必须荫庇其民。对“不足以自存”的民，应该有所哀矜。在诗义里，有好多处表达了这种思想：

“宣王之民，劳者劳之，来者来之，往者还之，扰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鸿雁小序）

“民皆离散而不安其居，必矜之甚深，哀之甚切。不尔，则无告之民，不足以自存矣。”（鸿雁之三章）

“王失德剥丧，无以荫庇其民。”（桑柔之首章） “瓶，譬则民也；罍，譬则君也。瓶之罄，则罍之耻；民之穷，则

君之羞。”（蓼莪之三章）

实际上，瓶之罄，必然逼得罍也非罄不可。“民之穷，则君之羞”，是一种美化的说法。正是民之穷，才使君丧失了剥削的来源。但是，在贵势兼并的条件下，说“民之穷则君之羞”，正显示出皇权与豪权的矛盾。

据王安石说，豪富掠夺，人民生活贫困，荡析离散，则将轻去其王。看来他是想对封建的等级制有所改变，来调和阶级矛盾。

“佌佌者有家，而蔌蔌者方且有禄未艾也，而民反无禄。”（诗义正月之卒章）

“民有欲无主乃乱。⋯⋯王不能乂而民无所得禄，则释王而从禄于他。乌之为物，唯能食己，则止其屋，民之从禄，特如此矣。”（诗义正月之三章）

“民荡析离散，无复生理，故如彼栖草也。”（诗义召旻之四章） 这样，就到了农民战争的边缘，王的所谓受天明命，也就破产了。

“商之子孙，侯服于周，则以天命靡常故也。天尝命商，使有九有之师矣，今从服于周，所谓靡常也。”（诗义文王之五章）

“天命艰难，不可保恃如此。则后王宜以殷为监也。”（同上六章） 为了巩固统治，保证人民的一定的生活，王安石提出“损有余以补不足”，

“衷多益寡”的主张。他说：

“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顺天休命。”（文集卷六五易象论解）

“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也。”（文集卷七八与孟逸秘校手书四） 在不否定贫富区分的条件下，发富室之藏，以恤贫民，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想法。

第三，是生财理财问题。对北宋政府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王安石提出积极的生财、理财的主张。他说：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己力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文集卷三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方今之所谓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文集卷七五与马运判书）

生财的途径，是因天下之力，即利用所有的劳动力进行生产；资之天下，即利用自然。因天下之力，资之天地，二者结合，则天下富。这里，就牵涉到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保证问题，王安石说，应该“闵仁百姓，无夺其时，无侵其财，无耗其力”（文集卷四十九宽恤民力制）。“少长而有为也，莫不有富之道，得其常产则富矣。⋯⋯得其常性，又得其常产，而继之以毋扰， 则康宁矣。”（文集卷六五洪范传）

理财的途径，是抑止兼并，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而民财不匮。”（文集卷七○乞制置三司条例）王安石说：

“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途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同上）

王安石认为“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文集卷七三答曾公立书）。新法，基本上都是生财、理财的办法。新法推行的结果，到元丰年间，的确也相对地发展了生产，使国家财富比较充盈。

“水满陂塘谷满篝，漫移蔬果亦多收，神林处处传箫鼓，共赛元丰第二秋。

湖海元丰岁又登，稆生犹足暗沟塍，家家露积如山垅，黄发咨嗟见未曾。”（文集卷二七歌元丰五首之一、三）

“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雨风。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 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乾挂梁梠，鲥鱼出网蔽洲渚，获笋肥甘胜牛乳， 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蹋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文集卷一后元丰行）

到神宗末年，府库积余了大量财物，内帑五十二库，全满了。陆佃记载这种情况说道：

“（神宗）常惋愤敌人倔强，久割据燕，慨然有恢复之志。聚金帛

内帑，自制诗一章曰：‘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 积帛内帑，几以募士。曾孙承之，敢忘厥志。’每库以诗一字目之。既而积储如丘山，屋尽溢不能容。又别命置库增广之，赋诗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雇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其规模宏远如此。迨元丰间，年谷屡登，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余财羡泽，至今蒙利。”（陶山集卷一一神宗皇帝实录叙论）

第四，是对契丹和西夏的斗争问题。王安石主张积蓄力量，对契丹和西夏展开不妥协的斗争。保甲、保马法的推行、军器监的设置，都收到强兵的积极效果。

一千年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象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解。封建的学者把他看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 而资产阶级学者则把他捧到天上，好象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设计的大人物。历史主义的研究，必须打破前人的歪曲，揭开被封建学者的偏见所记载的史实面目，撕去王安石由主观幻想出发的一套复古臆说，进而从阶级分析，总结他的思想实质，发掘他的哲学思想以至社会思想的唯物主义和进步的传统。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王安石所依据周礼幻想的古代井田式的“国有化”是不能实现的，但他是一位中世纪进步的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