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邵雍的复古主义历史观

邵雍的皇极经世，即他所谓“以一世观万世”之说，企图用象数摆布整个自然史和人类史。邵雍在论述历史时所表现的历史观点，在总的方面讲是命定论和循环论，而就历史的历程讲是退化论。

邵雍将时间历程画分为元、会、运、世等四个套子。一元十二会，一会三十运，一运十二世。一世为三十年，故一元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这种元、会、运、世的比例其实是年、月、日、时的比例的放大，所以邵伯温说：“一元在大化之中，犹一年也。”（性理大全卷八）十二会分配十二辟卦，所以每一元都是具体世界的一次生灭。根据邵伯温综合皇极经世所制经世一元消长之数图，则现世界所属之元的各会可列表如次：

开物指这一世界的开辟，闭物指这一世界的坏灭。后世有“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之说，尚不符合邵雍的本意。

皇极经世书中也列举了一些历史事件，但一点也看不出这些事件与元、

会、运、世的消长有任何联系。邵雍故意把唐尧列于乾卦的九五，作为“先乎此者所未至，后乎此者有所不及”的盛世。

邵雍承认时间是无限的，所以元、会、运、世之数也是无穷的，十二辟卦不休止地循环，世界不断地出现消失，这是循环论的观点，但既然现存的一元实际容纳了整个自然史和社会史，所以自虚拟的唐尧以下的全部历史， 在邵雍看来，其总的趋势乃是退化的，今不如古，后不如前。道学家所谓三代以下天地人心不过是“架漏牵补”，就是这种退化的历史观。

在一元之内的历史中也还有小的循坏，邵雍认为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这一段先秦的历史就是一个小循坏。从皇到伯是退化的过程，三皇是“能大，广大悉备而固为固有者”，五帝是“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者”， 三王是“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而五伯则只“借虚名以争实利”（皇极经世卷一一）。

邵雍认为先秦的皇、帝、王、伯都各有其道，是“圣人之时”，因为圣人之道与吴天之道是一致的。他说：

“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 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时也，易书诗春秋者圣人之经也。”（同上）

皇、帝、王、伯即相当于春、夏、秋、冬，都合于天道，“昊天以时授人， 圣人以经法天”，所以“圣人与昊天为一道”。

战国以下则进入新的阶段，对于战国以后的历史，邵雍的评价如下： “七国冬之馀冽也，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馀，三国伯之雄者也，

十六国伯之丛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传舍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也，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馀波也，唐季诸镇之伯日月之馀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同上）

这一阶段最高在于王伯之际，而且总的趋向也是退化的。它与先秦一段的不同在于没有圣人，不合于天之道。到了五代，已经是黑暗的子夜，所等待的是日之出，是圣人之兴，这另一新时代即是宋。邵雍说：

“苟有命世之人继世而兴焉，则虽民如夷狄，三变而帝道可举。”

（同上）

但皇道是不可能达到的，这是受了总的退化趋势的制约。

从五德、三统之说到邵雍的元会运世说，是一脉相承的封建主义的神秘的历史观。这些涂抹历史的正统说，是和宗教神学上的神权以至道统说互相配合的。宋代永嘉学派的叶适和清代王夫之都对这些妄说给了严肃的批判， 而最令人作呕的是，当国民党反动派崩溃的前夜，还有接传道学衣钵的人， 不仅从“道统”上写出“贞元”之书，以显示新圣人出现，将有救于没落的王朝；而且从“运世”上推出反动统治者的历史的否运将过，恭维蒋介石王朝正在交了“贞下起元之时”，说什么“国运方新”，企图上接王统，下开“太平”之世！不论在当时或在今天看来，这种论调不仅是荒谬，而且达到了可笑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