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禅宗的兴起及其对道学的影响

唐代中叶兴盛起来的禅宗，是佛学在长期变化中和道学问相衔接的链环。宋明道学号称儒学正宗，实际上和佛学中的禅宗一系是脉络相通的。不但苏轼、苏辙等的蜀学明显地以佛学相榜标，就是道学正统的程、朱、陆、王，他们的思想也多可泝源于佛教的各个宗派，特别是禅宗。明代的道学批判者们多指出了这样的思想史上联结的圈圈，例如曾接受道学衣钵后来又叛变的黄绾就根据道学家内部的传授秘密，指出：“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因此，在这里把禅宗思想当作道学的先行形态作一考察，对于了解道学的唯心主义实质是必要的。

禅宗在唐代的隆盛应该溯始于唐初弘忍（公元六○一年至六七四年）在今湖北黄梅开创的“东山法门”，即所谓“北宗”。当时这一宗派曾经博得“京洛道俗称叹”。到了武周时期，因了庶族地主比较得势，需要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宗教，禅宗便乘时而大发展起来。我们认为，禅宗在中唐的兴起是和统治阶级利用庶族地主有关联的。禅宗在兴盛的初期是适合于庶族地主当权者的要求的，然而这一情况只限于初期，到了后来，则形成在等级再编制之下的一种“品级联合”的宗教的护法。

“东山法门”得到武则天的重视，被选拔为新的“国教”，惠安、智诜、神秀先后应召入都。“北宗”的势力，在武则天失败以后，一直到玄宗开元年间，持续不衰，楞伽师资记说，神秀、玄颐、惠安，“此三大师是则天大圣皇后、应天神龙皇帝、太上皇，前后为三主国师也。”

以神秀、普寂为首的“北宗”僧侣，与武周、中宗时代的当权势力密相契结。中宗神龙元年勅留神秀，自称“弟子”。次年神秀死于洛阳，“合城四众广饰宫幢，礼葬龙门山，驸马公主咸设祭文”（玄颐楞伽人法志），敕赠寺额，差太子洗马卢正权充使送至荆州。玄颐的弟子净觉是韦后的兄弟。据王维所撰塔铭，净觉在洛阳说法，“外家公主长跪献衣，荐绅先生却行拥彗。⋯⋯不窥世典，门人与宣父中分；不受人爵，廪食与封君相比”（王右丞集卷二四）。他具备着贵戚与高僧的双重身分。神秀弟子普寂、敬贤、义福、惠福，在开元朝曾被人仿六朝的名流品题，目为“法山净，法海清，法镜朗，法灯明”（楞伽师资记第八）。

惠能在广东创立的宗派，历史上称为“南宗”。“南宗”僧侣大多出身寒素。惠能本人身分极低。据法海所辑坛经，惠能自述：

“惠能慈父本官范阳，左降迁流，〔为岭〕南新州百姓。惠能幼小， 父早亡，老母孤遗，移来海国，艰辛贫苦，于市卖柴。”

惠能父姓卢，范阳人，原是唐代望族，但他已遭流贬，降为百姓。惠能又述及他礼见弘忍时的对话：

“弘忍和尚问惠能曰：‘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边复求何物？’

惠能答曰：‘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法作佛。’

大师遂责惠能曰：‘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

惠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同上）

按“獠”是唐代汉人歧视岭南少数民族的称谓。很可能惠能母亲是瑶人，所以惠能说他“身与和尚不同”。

王维应神会之请，撰六祖能禅师碑，说惠能“名是虚假，不生族姓之家； 法无中边，不居华夏之地。⋯⋯众生为净土，杂居止于编人；世事是度门， 混农商于劳侣”（王右丞集卷二五）。可见禅宗传教的对象和唐代前期的各宗有些不同，已经注意到品级性特权者以外的阶层。这里，应该指出，把“俗人变成教士”的做法，在各时代有不同的作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页四六一），在中世纪社会的作用并不是革新的，而是“把现世问题转为神学的问题”的一种更简易的手法。惠能公开宣称他不识字，和“北宗” 大师以博学相炫也截然不同。“南宗”经典有时还采用当时流行的曲调，如南宗定邪正五更转。

玄宗初，神会开始在北方传布“南宗”教旨。他当时所交游的，多是“近世新族”，如张说、王琚、崔日用等。开元二十年（公元七三二年），神会在滑台大云寺与号称“山东远”的崇远法师论辩，攻击“北宗”教义。天宝四载（公元七四五年），与张垍并任兵部侍郎的宋鼎请神会入洛阳。十二载， “北宗”僧侣勾结御史中丞卢奕，诬奏神会“聚徒，疑萌不利”，敕黜居弋阳郡。

安史乱后，肃宗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敕置坛度僧，收“香水钱” 以助军需。神会被举主洛阳度坛，据赞宁宋高僧传卷八记：

“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肃宗皇帝诏入内供养，敕将作大匠并功齐力，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是也。会之敷演，显发能祖之宗风，使秀之门寂寞矣。”

“南宗”代“北宗”而兴，应以此事为一转折关键。其所以是关键，不是如胡适所胡扯的南宗的“革命”，或什么顿悟式的“自然主义”；而相反地在于“财帛”的收入，在于简便的“立地成佛”的教义更能广泛地吸收善男信女的“香水钱”。我们一再指出庶族地主在中世纪社会的两面性，从进步的一面看，有的善于把神学的问题转变为现世的问题；而从反动的一面看，有的又善于把现世的问题转变为神学的问题，禅宗“南宗”即代表着后者。因此，神会其人以比较通俗而富有偏激性的语言所传授的教义，最大的“功果” 反而是对于统治阶级的“济用颇有力”。从此，济用之力就不仅限于物质利益，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品级联合”的精神利益。

为了问题易于理解，我们对“北宗”和“南宗”的思想在下面分别予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