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著名学者的体育观

古希腊，尤其是雅典体育的兴衰，给这一时期的哲学巨星们提供了遨游的空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正是对雅典和斯巴达体育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比较后，把古希腊的体育思想引向了一个新高度。

苏格拉底（公元前 466—399 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他生活在民主制雅典城邦由盛到衰的巨变时代，目睹了雅典体育的兴衰，并从中吸取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体育思想。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的哲学家，他亲身休会到身体是事业成败的关健。人身体越健康其工作效率也越高。工作出现差错，有时应归咎于人的身体太差。

苏格拉底也从国家利益来认识人的体育问题。他强调体育于国家存亡至关重要，认为一个国家，若无视青年人的体育，到战时便会有亡国之灾。他进而要求公民们努力参加体育锻炼，因为，只有身强力壮，才能在国家召唤时，奔赴前线，履行自己的天职。

他在雅典公民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他主张采用音乐和体操来造就全面发展的公民。

他被人视为智慧的化身，但他本人则不仅推崇知识，而且十分赞赏健美。他曾经感叹过，如果一个人一生都未曾使自己身体表现出力和美来，那是一个极大的悲剧。因此，他既劝告同胞参加体育锻炼，自己也身体力行，用欢乐的舞蹈排除哲学思辩带来的疲劳。

雅典后期只重身体训练，忽视道德，知识教育的风气使他大感不安。他在被判处死刑之后，仍然在其著名的《苏格拉底辩护词》中，对体强智弱的竞技者越来越多、使教师们无法施展才智的现象大加抨击，他的这一见解，令后来的色诺芬深为首肯。

柏拉图（公元前 472—348 年）不仅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而且在体育问题上，他也比同时代的学者更有发言权：他是名杰出的竞技手，曾在伊斯马斯和皮西安祭神竞技会上取得过优异成绩。

作为希腊奴隶制社会产物的“卡洛卡季亚”——城邦公民全面发展的原则，是柏拉图体育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他主张通过琴弦学校和体操学校来保证青少年的知识、道德和身体的全面发展。

但是柏拉图生逢雅典衰世，其时公民已经丧失了从前的爱国主义精神，人人贪图安逸，追求享受，以致国力日衰，因而他只得把眼光转向斯巴达。他主张采用斯巴达教育制度的原则，在雅典实施强制性教育，培养青年人的勇敢精神和不畏劳苦，克己节制的品德。他提出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基本上是由斯巴达体制化裁而来：淘汰病弱婴；把健康儿童送入国家教育机构培养；公民的教育从 7 岁开始，16—17 岁时结束。平时应多给儿童讲解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和传说不让其听缠绵悱恻的音乐。在青少年成长时期，要特别注意对他们进行系统的体育训练，教他们舞蹈、骑马、投掷、赛跑、野营等。

在古希腊学者中，柏拉图最重视妇女体育，虽然这也是因为受斯巴达体育实践的影响。他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在体育问题上对男女一视同仁的主张。他强调教师应广收青年男女为学生，而且他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一个兼有雅典和斯巴达体育体制之长的新的体制：女孩 7 岁后则同男孩一样进入国家教育机构接受教育。她们既要学习阅读、写字、计算，练习，以便一旦男子开赴前线，便能承担后方的守护工作。

柏拉图实践了自己的教育和体育观。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322 年）曾受业于柏拉图门下 20 多年，因而在教育、体育思想方面与柏拉图有不少相通之处。如他同柏拉图一样都注意身心的全面教育，也提倡体操和竞技运动，但由于二者的思维方式不同，因而也存在着观点上的明显差异。

亚里士多德从朴素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提出了与柏拉图完全不同的“体育先于智育”观点。因为在他看来，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有进一步进行知识教育的条件。但是，他并不把体育的重要作用推向极端，他从来都把体育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看待。智育和德育同样缺一不可。正出于这一原则，他坚决反对当时斯巴达人单纯强调军事训练，忽视智力发展的教育制度。

他根据自己提出的身体发育渐进论，在教育中首先采用了按年龄分期施教的原则，并将这一原则具体运用于体育实践中。他主张，儿童 7 岁以前在家受家庭教育时，应尽量让其做游戏，特别是轻松的游戏，但断不可使之过劳；7 岁到 14 岁之间的儿童与少年，则应送到体育教师那儿接受专门教育。从 14 岁起，少年们还必须学习 3 年文化课程；大 17 到 20 岁期间，便对他们进行严格的体育训练，并同时留意其饮食和营养。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在体育问题上的又一分歧是，他对妇女的歧视。由于他发现男女本身在生理上就存在着差异，所以他认为妇女不宜和男子一样在竞技场上激烈拼搏。

由于阶级偏见，亚里士多德也同柏拉图一样，反对手工业者、农民，特别是奴隶参加体育运动，而且比柏拉图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