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白尼步骤的根本涵义——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复兴

但现在，哥白尼如此轻而易举地回答的问题含有一个惊人的形而上学假定。不是人们慢慢地看到这一假定，并把它置于讨论的最前线。在天文学中采取不是地球的任何别的参考点是合法的吗？哥白尼希望，如果数学家服从在他心灵中起作用的一切影响，那么他们对此问题会给出肯定的回答。但那个时代的整个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经验哲学当然会站起来说“不”。因为这个问题相当深刻，它不仅包含着这一问题——天文学王国根本上是几何的吗（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同意这一点）？而且也蕴含着这一问题——宇宙，作为包括地球的一个整体，在其结构上根本上是数学的吗？正因为参考点的转变给予这些事实以一个比较简单的几何表示，那么进行这种转变是合法的吗？承认这一点就是要推翻整个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宇宙学。甚至许多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可能都不愿意把这种科学倾向推到极端，他们的一般思想潮流流向另一苗床。在古代，遵循托勒密只是意味着拒斥笨重繁琐的水晶球。可是遵循哥白尼却是一个偏激之举，它意味着拒斥盛行的整个宇宙概念。哥白尼和某些其他人能够以一种自负的赞成回答这个根本的问题，这暗示了哥白尼的环境的第四个有贡献的特点；它表明至少对那个时代的许多心灵来说，除了亚里士多德主义之外，还有另一个可供抉择的背景，这些人的形而上学思维正是按照这种背景来进行的，而且这种背景更加支持这一惊人的数学运动。

事实上也恰好有这样一个可供抉择的背景。研究哲学的一切学者都意识到，在中世纪早期，基督教神学和古希腊哲学的综合是在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柏拉图或新柏拉图倾向中完成的。而新柏拉图主义中的毕达哥拉斯要素极强。那个学派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家都遵循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的建议， 即多样性是通过一个必然的数学过程从统一性中展现出来的，而且都喜欢按照数的理论来表示他们偏爱的发射说和进化说。

在中世纪哲学的早期，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哲学家们能搞到手的柏拉图的唯一原始之作是《蒂迈欧篇》，这部著作是按照毕达哥拉斯的对话，而不是按照任何别人的对话来描述柏拉图的思想的。在大约 1000 年，在教皇热尔贝①及其追随者福尔伯特（Fulbert）领导下，对自然的真正研究的第一次回归被看作是一次柏拉图式的冒险，其缘由主要是由于这种古怪的情形。柏拉图似乎是自然哲学家；只是通过他的逻辑学才为人所知的亚里士多德似乎像一位无聊的辩证法家。热尔贝是一位有造诣的数学家，那个学派后来的一位成员康彻斯的威廉则强调他从《蒂迈欧篇》中引来的一种几何原子论，这绝非偶然。

当亚里士多德在 13 世纪引起中世纪思想的注意时，新柏拉图主义还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传播，可是作为一个略受压抑但仍有广泛影响的形而上学潮流，它仍然保留下来。反对正统逍遥学派的那些人都习惯于诉诸这个潮流。诸如罗吉尔·培根，列奥纳多、库萨的尼古拉、布鲁诺这样的人显示出来的对数学的兴趣，以及他们对其重要性的强调，很大程度上得到这个毕达哥拉斯潮流的存在和普遍影响的支持。库萨的尼古拉在数的理论中发现了柏拉图哲学的本质要素。世界是一种无限的和谐，在这种和谐中，万物都有其数学

① 热尔贝（940？—1003）：法国学者，采用过计数器，晚年任罗马教皇。——译注

比例。②，因此，“知识总是测量”。“数是事物在造物主心中的第一个模型”；换句话说，对人来说，一切可能的确定的知识必定是数学知识。同样的气质在布鲁诺身上表现得更强烈，虽然在他身上甚至比在库萨的身上，数的理论的那个神秘-超验的方面更为突出。

那么，在 15 世纪和 16 世纪，在人们的心灵已变得急躁不安之后，但在他们足够独立以便更明确地与古代传统决裂之前，在南欧对柏拉图主义有一种强烈的复兴，这就是很自然的了。在美第奇家族的赞助下，佛罗伦萨建立起一所科学院，它以拥有一批名学者而自豪，如普莱梭、贝萨里翁、马尔西尼乌斯、菲奇鲁斯和柏特里兹。在这个柏拉图的复兴之中，又是毕达哥拉斯要素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要素在米兰多拉的约翰·皮科提出的对世界的那种透彻的数学解释中逐渐得到表示。这些思想家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渗透到阿尔卑斯山南部的每一个重要的思想中心，包括博洛尼亚大学，这所大学的最重要的代表便是数学和天文学教授多美尼哥·玛丽娅·迪诺瓦拉。在哥白尼呆在意大利的六年里，诺瓦拉一直是他的良师益友，在我们知道的关于他的重要事实中，其中之一是：他是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的自由批评家，部分是因为他发现有一些观察不太符合从这个体系中推导出来的结论，但更重要的是他完全被柏拉图-毕达哥拉斯潮流吸引住，感觉到这个烦琐的体系违反了天文学宇宙是一种有序的数学和谐的公设。①

这其实就是中世纪晚期占主导地位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和略被淹没但依然暗中有影响的柏拉图主义之间的最大冲突。后者认为一门关于自然的普遍数学是合法的（虽然的确还没有解决如何应用这种数学的问题）；宇宙根本上是几何的；它的基本构成要素不是什么，只是空间的有限部分；作为一个整体，它呈出一种简单、美丽的几何和谐。另一方面，正统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却在贬低数学的重要性。量只是十个范畴之一，而且不是最重要的范畴。数学的尊严只处于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之间。自然根本上说是量的也是质的；因此达到最高知识的关键必定是逻辑而不是数学。由于数学科学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只被赋予这种次要的地位，所以在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看来，如果有人想严肃地认为，应该把他的整个自然观放置在一个比较简单和谐的天文学的势力范围内，那么那一定很荒唐可笑。可是对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尤其是当柏拉图主义在那时被理解时）来说，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一步，虽然也是很偏激的一步，因为这一步涉及到假设物质在整个可见的宇宙中是同质的。可是，哥白尼却走出了这一步，因为除了以上讨论的原动因素外，他还明确地把自己置于这场持不同政见的柏拉图运动中。早在他 1496 年去到意大利之前，他已经感受到这场运动的吸引力，而在意大利，在阿尔卑斯山之南勃兴起来的新柏拉图环境中，尤其是在他与诺瓦拉这位大胆而有想象力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的那种漫长而富有成效的交往中，他找到了对他那大胆飞跃的有力支持。他逐渐了解早期毕达哥拉斯主义者的残篇断简，这绝非偶然。而在古代人当中，只有这些人才冒险暗示了一种非几何的天文学。他在向诺瓦拉学习时，他最先获得希腊文知识，也许就是抱有这一明确的目的：自己去阅读毕达哥拉斯派的天文学家的著作。他自己开始确信整个宇宙是由数构成的，因此凡是在数学上为真的东西也在实际上或者天文学上为真。我们的地

② R，尤金，《库萨的尼古拉》（《哲学月刊》，1882 年）。

① 多罗西·斯延森：《对哥白尼宇宙学说的逐渐接受》，纽约，1917 年，第 25 页。

球也不例外，它本质上也是几何的，因此数学价值的相对性原理如同适用于天文学王国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也适用于人类领域。对哥白尼来说，向新世界观的转变只不过是在那时复兴的柏拉图主义的鼓舞下把复杂的几何迷宫在数学上简化成为一个美丽、简单、和谐的体系的结果。

“如果我们愿意像俗话所说的那样用双眼看看世界，那么那些现象（各种天体事件）相互追随的相继秩序以及世界的和谐便教会我们这一切（地球绕轴自转和绕太阳公转）①。”请注意在上述引文中表现出来的同样气质。

① 《天体运行论》，第一册，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