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导论性的第一章 充分指明了本书要攻击的问题的范围。在这里我只需补充一点：为了承担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哲学史的高等课程，我把注意力指向这个问题的深刻意义。对英国的古典思想家的深入研究早就告诉我，只有当人们已经掌握了一个英国人的哲学时，他们才有希望意识到支撑着那些思想家的工作的动机，这个英国人在近代的权威和影响比得上亚里士多德对中世纪晚期的权威和影响，这个人就是伊萨克·牛顿爵士。

我深深地感激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主任 F.J.E.伍德布里奇教授，因为他的教诲的激励和他本人在牛顿哲学上的批判兴趣；我也要感激本领域的权威，纽约市立学院的莫里斯·R.柯恩教授；J.H.小兰德尔博士对同一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他的批评使我受益匪浅，对此我也深表感激；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没有她的忠实陪伴和合作这项任务就不可能完成。

关于本书中的引文我想说明一下。由于我主要是在处理迄今没有翻译过来的原材料，所以我必须对如下作者的著作的翻译负责：哥白尼（除了致教皇保罗三世的信外，那封信我使用了多萝西·斯廷森小姐在其《对哥白尼宇宙论的逐渐接受》中的译文）；开普勒；伽利略（除了他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和数学论证》外，在那里我引用了已指出的译文）；笛卡尔，由我翻译的有关引文均取自库辛编辑的他的著作； 莫尔的《形而上学手册》；巴罗；牛顿，由我翻译的有关引文均取自霍斯利编辑的他的著作，第四卷，第 314～320 页。其余引文取自本领域中已有的译本。

衷心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芝加哥大学的 T.V.史密斯教授，他与我分担了阅读这些证明的工作。

E.A.B

芝加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