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因果性的本质——上帝和物理世界——实证主义

伽利略是以什么实证的因果性概念取代那个受到拒斥的经院哲学的目的论的呢？这儿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对近代思想具有深远意义的学说。我们已经注意到开普勒把经院哲学的形式因翻译成为数学术语；观察到的后果的原因是可以在它们之中发现的数学美和和谐。可是，这个因果性观念不可能为伽利略满意。他的思想是按动力学术语而不是形式术语运动的；而且开普勒一直是在处理相当简单的、均匀的运动，在那些情形中很容易不去寻找比形式因更多的东西；而伽利略主要关心加速运动。这种运动总是预设（按照他的术语）某个力或某些力作为原因。因此每个不是简单、均匀的运动的原因必定是按照力来表示的。但在我们探究这个概念之前，必须注意它与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学说的关系，它与把人从真实世界中排除掉的思想的关系，以及它与受这整个革命鼓舞起来的、在上帝的科学概念上的变化的关系。中世纪哲学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事件的根本原因（why），而不是它们直接的变化过程（how），因而强调终极因果性原则（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按照目的或用处来给出），于是中世纪哲学便有其合适的上帝概念。这儿便有了一个在目的论上具有等级结构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所有的形式都堆积在上帝或纯粹形式那儿，人就其实在性和重要性而论，处于上帝和物质世界之间。在物质世界中，事件的最终原因（why）主要是按照它们对人的用处来说明的；人的活动的最终原则则是按照与上帝相结合的永恒追求来说明的。现在，由于把从人开始的这个超结构从基本世界（这个基本世界对伽利略来说等同于处于数学关系之中的物质原子）中放逐出来，事件的变化过程（how）成为严密研究的唯一对象，这样就没有任何终极因果性的地位了。真实世界就是处于数学连续性中的一系列原子运动。在这些情形中，因果性只可能可理解地存在于原子本身的运动中，每一个发生的事件都被看作是这些物质要素的数学变化的结果。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与第一性质-第二性质学说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伽利略在开普勒的工作、在传统上归因于古代原子论者的观点中，找到了对其见解的某些支持。但是在这个世界中，什么东西应与上帝有关呢？终极因果性消失了，亚里士多德主义所设想的上帝也就消失了；可是，在这场游戏的伽利略阶段，径直否定上帝是太偏激的一步，任何重要的思想家都不会考虑到这一步。把上帝保留在宇宙中的唯一方式，是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颠倒过来，把上帝看作是第一有效的原因或原子的创造者。这个观点在欧洲的某些角落含糊地游荡着，它大概为一些阿拉伯的思辩者所采纳，这些人以此来调和原子论和穆罕默德有神论。①在许多方面，这个观点也符合流行的从无生有的基督教上帝图景。上帝因而不再是任何重要意义上的至善；他是一位巨大的机械创造者，只是为了说明原子的首次出现才诉诸其能力，当时间逐渐把任何后果的一切进一步的因果性都放置在原子本身之中时，这种因果作用趋势就变得越来越不可阻挡。可是，伽利略并没有明确地采取这一步。在伽利略那儿，似乎有某种目前的不可见的实在产生了物体的观察到的加速度。原子运动只被处理为事件的次要原因，首要原因或基本原因总是按照力来设想的。①

① W.文德尔班，《哲学史》（塔夫茨翻译），纽约，1907 年，第 317 页。

① 《两大体系》，第 381 页，407 页。

“同一种事件有且只能有一个真正的、基本的原因，”在这个基本原因和它的各种后果之间，存在着一个稳定的恒常的联系。所谓这些陈述他是指，对可以在数学上表示的每种不同的活动，都存在着某个基本的原因或不可消灭的力，总是可以指望这个原因或这个力产生其后果。②如果想定量地处理这些基本原因的后果，那么，它们的主要标志或主要特征便是同一性、均匀性和简单性，这些特点对它们来说是本质的。重力是这些基本原因最显著的例子之一。

另一方面，次要原因或直接原因本身总是具体的运动，它们是由更基本的原因启动或开始的。例如，静止的物体本身并不要求运动；它要运动，必定会有某个先前的运动或运动的组合作为原因。在因果性的这个次要的、更具体的意义上，“只有那个每当其出现就总是有一个后果，每当其消除这个后果就会消失的东西，在合适的意义上才能称为原因。”①进一步，在这个后果上的任何变动都只能归咎于在构成原因的运动中出现了某个新事实。伽利略的因果性学说的这一方面注定要得到一个最有成效的发展；事实上，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他就反对把对加速运动性质的研究与对引起加速运动的力的讨论混淆起来。②主要是由于惠更斯的成就，当做功的概念在物理学中变得根本起来时，在这整个运动中已经蕴含着的最后一个学说便万事俱备了，这个学说就是：原因和后果对科学来说就是运动，依照功，原因在数学上等价于后果。按照更通俗的说法，我们便有了能量守恒公设，能量总是以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样，世界作为完美机器的概念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首先在惠更斯、然后（以一种更具哲学意味的方式）在莱布尼兹那儿，我们有了这个得到明确宣称的见解，这绝非偶然。这与时间作为一个数学连续统的新思想是密切联系的，它与经院哲学对因果性的分析的对比几乎不可能很大。中世纪形而上学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部分，是物质和上帝之间的联系，现在，在把人从真实世界中流放出来之后，我们不是以并非不适合于这种形而上学的术语来说明因果性，相反，我们只按照力来说明因果性，而力本身便体现在物质的数学上可表示的运动之中。

可是，在构成真实世界的这个巨大的运动体系中体现出来的这些基本的力的本质是什么呢？要是我们能够发现伽利略在试图回答这一问题，那么现在已被驱逐出去的大多数中世纪形而上学可能又会重新回来。在一个无拘无束的沉思就是时代秩序的时代，我们发现一个具有充分自制力的人留下一些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因为这些问题超出了实证科学的王国。在伽利略那儿，这种不可知论感打动了一个了解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潮流的人，他会把这看作是甚至比伽利略的那些惊人的建设性成就还要高的本质特征。的确，这种不可知论感不像后来那样变得那么彻底——伽利略绝不想否认对宇宙问题的最终的宗教回答①。可是，抓住机会，使科学在对世界的数学解释中取得进一步辉煌的胜利，这就够了；这种不可知论感以实在的严格的数学特征为代价阻止人们去满足他们那泛灵论的毛病，它使近代形而上学遭受一种最古怪的麻烦。在伽利略看来，我们对力的内在本性或本质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它在

② 参见《两大体系》，第 95 页以下。

① 《全集》，第四卷，第 216 页。

② 《两大体系》，第 166 页以下。

① 《两大体系》，第 385、424 页。

运动方面的数量效果。

萨尔维阿蒂[伽利略的代言人]：“如果他愿意使我确信谁是这些运动物体[火星和木星]的原动力，那么我就能告诉他是谁使地球运动。不仅如此；要是他能够告诉我是谁使地球上的物体向下运动，那么我也就能告诉他是谁使地球运动。”

辛普利邱：“原因当然是很明显的，人人都知道正是重力使地球上的物体向下运动。”

萨尔维阿蒂：“⋯你会说人人都知道那个东西被称为重力；但是我不是问你名称，我是问你那个东西的本质。⋯是什么原理或力量使一块石头向下运动，我们对此的理解实际上并不比我们对是谁使它向上运动（当它与肌肉系统相分离时）或者是谁使月球绕动的知识更丰富，除了我们比较具体和合适地赋予一切下落物体的名称之外，我们对重力还了解什么呢？”①

在他对潮汐的讨论中，他对开普勒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因为开普勒按照那些听起来像是经院哲学的玄秘特性的条件来说明月球对潮汐的影响，而且开普勒还认为，人们宁可“把‘我知道并非如此’看作是一个明智、机敏和谦逊的判决”，也不愿“因为从他们的嘴和笔中摆脱一切放肆行为而遭受患难。”②在这种实证主义上伽利略样并非始终如一。在一些情形中，他允许他的思辩猖獗放任。他毫不犹豫地把太阳黑子解释为，太阳为了不断发光发热而在不断的供给中连续吞食的以太食物释放出来的黑烟；他也没有像开普勒那样来解释约书亚③的奇迹，④即如果假设行星的绕轴公转是由太阳的绕轴公转引起的，那么后者的临时停止便说明了前者的中止。可是，很难断定这样一个评论是否不仅仅是为宗教灭绝准备的。不管怎样，他有时忍不住把宇宙创生及其第一原因的根本问题归入未知王国，直到我们根据力学的实证成果发现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为止，这个事实充分表明实证主义倾向在他的思想中的生命力。“⋯这种深奥的考虑属于一门比我们的科学还要高的科学。我们属于不太受人尊敬的工匠阶层，我们必须对此感到满足，工匠们从采石场中弄到大理石，有天赋的雕刻家便能从中产生出隐藏在这粗糙的、无形状的外表之中的不朽杰作。”①

在我们开始新的一章之前，我们有必要停下来反思伽利略的巨大成就。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对此撰写另外的专题论文，但请我们注意思想史必须转向这个人：正是他通过实验否证推翻了一门古老的科学，正是他通过感觉事实证实了到那时为止只立足于先验理由的一门新的宇宙理论，正是他奠定了近代最惊人的理智征服的基础，即关于物理自然的数学科学的基础；可是，好像这些成就还不够，我们同样必须转到作为一位哲学家的伽利略：为了勾画一门新的形而上学，一种对宇宙的数学解释，他充分地领悟到他的公设和方法的重大含义，而且为力学知识的进展提供了决定性的辩护。他抛弃了作为一个基本的说明原理的目的论，剥夺了那些关于人与自然的决定性

① 《两大体系》，第 240 页以下。

② 《两大体系》，第 406 页以下。

③ 约书亚：《圣经》中的人物，是继摩西之后的犹太人首领。——译注

④ 《致大公爵夫人的信》。

① 《两门新科学》，第 194 页。

关系的信念的基础，按照这些信念，自然是依赖于人的。他把自然界描绘为一部巨大的、自足的数学机器，它由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物质运动构成，而具有目的、情感和第二性质的人，作为一个不重要的旁观者，作为在这部伟大的数学戏剧之外的半真实的结果，则被推离这部机器。从这些具有根本意义的行为表现来看，必须把伽利略看作是思想史中的一位巨人。在每一个方面，他都为在这场不断发展的思想潮流中唯一能与之匹敌的两个思想家—

—笛卡儿和伊萨克·牛顿——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