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有神论的历史关系

把牛顿的目的论与经院体系的目的论作一比较。对于后者来说，上帝是万物的终极原因，这个终极原因就像牛顿的第一原因那样真实，但比它更重要。自然中的目的并不是在天文学的和谐中加上去的盖子；那个和谐本身就是达到进一步的目的的手段，例如一种较高级的生物表现出知识、快乐和效用，但这种生物又是为了一个更高贵的目的而被创造出来的，这就是完成认识上帝和永远爱他这个神圣循环。上帝没有目的；他是目的的终极目标。在牛顿的世界中，遵照伽利略早期的建议，这种层层逼近的目的论被无礼取消了。质量符合定律地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宇宙秩序本身就是最终的善。人存在着，了解它和赞美它；上帝存在着，照料它和维护它。人的那一切在多方面背道而驰的热情希望被暗中否认有存在和实现的余地；如果它们无法服从理论力学的目的，那么它们的拥有者便会被真正的上帝遗忘，他们没有进入天国之门。我们要成为数学科学的信徒；上帝这位宇宙的主要机械师，现在已成为宇宙的保守主义者。他的目的是维护现状。创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时间上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当必要时，周期性的改革是通过在所要求的空间点上添加指定的质量来进行的，但是没有新的创造性活动—— 上帝现在被限制到料理世俗家务的日常工作上去。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牛顿使上帝上班的试图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作为他的一切虔诚掠夺的结果，他能够赋予上帝的那项主要的天意职能便是管理宇宙工场，仔细防御他任意施加的力学定律对无规律性的可怕入侵，这证明是抛向他所珍爱的宗教哲学的一把名符其实的飞镖。①实际上，在宇宙中四处巡游，以便在这部巨大的机器上寻找要修补的漏洞或要取代的齿轮的神目的概念，它的那副可怜相要不是早就变得明显，那就显得相当可笑了。因为把上帝在其造诣上的目前存在和活动系在这部宇宙发动机的桩上，会使神学迅速招致灾难的。当然不是直接地招致灾难，实际上，对于许多当代思想家来说，把一切第二性质从世界中清除掉，强调它呼呼转动时的那种惊人的规律性，只会把它的神创者和支配它的意志带入更充分的理性宽慰之中。

“尽管黑暗的地球在静穆中旋转那又何妨？

尽管在其辉煌的轨道中，悄无一声那又何妨？

那欢呼声响彻理性之耳，

突然喷发出一个壮丽的声音，在它们照耀下，永远歌唱，

① 《文集》，第四卷，第 429 页以下。

‘那创造我们的神圣之手’”①

但是科学在前进，在一个不太虔诚但更富有成效的假说——可以把机械思想扩展到一个更广阔的领域——的指导下，牛顿的后继者们一个又一个地说明了无规律性，而在牛顿看来，那些无规律性似乎是本质的，而且如果把这部机器留给自己的话，它们还会增加。在伟大的拉普拉斯的工作中，把世界秩序中的上帝因素排除掉的过程达到了顶峰，通过表明宇宙的一切无规律性都是周期性的，它们服从一个阻止它们超过一定量的永恒定律，拉普拉斯自以为他已经证明了宇宙的内在稳定性。

由于数学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上帝被剥夺了他的责任，人们开始对这部自我永存的机器是否确实需要任何超自然的开端表示怀疑，此时，休谟按照另一个方针对力和因果性思想的决定性处理已经在用这个疑惑扰乱着学术界，即第一原因像它已经表现出来的那样必然是一个关于理由的思想，而康德则在准备他那号称要把上帝从知识领域中公然取消的深刻分析。总之，牛顿所珍爱的神学被那些能够领会他的非凡之手一层层地迅速剥落，他的其余的形而上学实体和假定，由于被剥夺了宗教背景，便泰然自若地裸露出来，在随后的思想前提中漂游着，但是并没有受到彻底批评的挑战，因为它们被认为是这位伟人的实证科学的征服地，因此有着永恒的基础，而正是这位伟人使茫茫太空附属于数学力学领域。空间、时间和质量逐渐被看作无限的世界秩序的永久的、不可摧毁的构成要素，以太概念则继续呈现出无法预测的形态，在今天的科学思想中，它仍然是古代活力论的一个残余，对人们径直思考世界的可怜企图造成严重破坏。留给上帝的唯一位置是事物中的理智秩序这个赤裸裸的、不可还原的事实，就作为整体的宇宙而言，这个秩序不可能完全为休谟这位怀疑论者所遗忘，就道德关系领域而论，它则为古老的有神论证明的这位无情的摧毁者伊曼努尔·康德所假设。牛顿的学说是最有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处于早期宗教哲学的奇迹般的天意论和晚期把上帝等同于理性秩序和理性和谐的绝对事实的倾向之间。上帝仍然是天意，但是他行使他那奇迹般的能力主要是为了维护世界体系严密的数学规律性，没有这种数学规律性，它的可理解性和美便会消失。而且，随后把他并入美和和谐之中的试图本身必定是为了一个最令人沮丧、最靠不住的存在物而进行的战斗。大多数思想家在他们的神学中永远而且必然被描绘为具有人的特点，他们很难在这种有神论的替代物中感觉到宗教的有效性。对他们来说，由于他们受到科学或哲学的深刻影响，因此上帝已经从这种情景中被完全排除出去，剩下来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最终把存在机械化。这里剩余的是人的灵魂，它们无规律地散布在在时、空中机械地漂移在以太蒸汽中的物质原子当中，仍然保留着笛卡尔的精神实体的痕迹。也必须把它们还原为自我调节的宇宙钟的产物和构件。因为这些原材料已经由比牛顿略早的同时代的英国人霍布斯和洛克提供，在这个领域中他们使用了按照最简单的部分来进行说明的方法，只是丢弃了数学要求；为了恰当地符合关于整个宇宙的一个根本的拟机械假说，只需要把他们身上的那个异已的神学背景清除掉即可。在启蒙运动晚期一些杰出的法国思想家那儿，著名的如在拉·梅特里和霍尔巴赫那儿，这种时钟结构的自然主义的普遍化以一种不同于 19

① 参见《原理》，Ⅱ，第 161 页以下；第 313 页。

世纪进化论的形式达到了它的顶峰。

追随这个发展显然超出了对早期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进行分析的范围。然而，把上帝从这些范畴中排除掉，这使得我们在导论中提到但仍然折磨着思想家头脑的那个著名问题对近代哲学的影响变得不可逆转，因此我们不能不注意这个问题与牛顿的形而上学方案的本质联系。我把那个问题称为知识问题。整个物质王国都亲密地出现在一个上帝面前，为他所知，他的存在作为一个不加询问的信念成功地维护着自己，就此而论，这个问题——关闭在脑室暗屋中的人的灵魂怎么能够获得在时、空中盲目游荡的外在物质的可靠知识——自然不再成为可怕的难题，因为在上帝那儿已经提供了把无限情景中的一切环节都联系起来的一种精神连续性。这就是玻义耳的认识论评论何以如此微弱的原因。可是由于告别了上帝，这种情况的认识论困难几乎不可能不提出一种巨大挑战。智力怎么能抓住一个在那里对其没有回应或控制的不可接近的世界？休谟和康德是把上帝从形而上学哲学中实际驱逐出去的第一对思想家，通过一种怀疑论批判，他们也摧毁了当前那过于自负的对理性的形而上学能力的信任，这绝非偶然。他们感觉到牛顿的没有上帝的世界必定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中，如果知识根本上有可能存在，那么它的范围和确定性是严格有限的。这个结论在洛克的《人类理解论》的第四册中已被预示到，在那里，一种虔诚的有神论独自把这位不一致的作者挽救出来，使他不致陷入怀疑论的地狱中。可是，在这些思想敏锐且具有批判意识的思想家当中，没有哪一位把他的批判武器对准这位站在这个重要转变中心的人物的工作。在学术界，还没有发现谁既在物理运动的王国之上保全了这个辉煌的数学胜利，同时又揭露了在这个新的因果性学说中牵涉到的重大问题，揭露了这个尝试性的、折衷的、无法合理地解释的笛卡尔二元论的内在模糊性，在这场运动的过程中，这种形式的二元论已像一个宗族之神那样被拖向前。因为以牛顿的名义对绝对的、不容反驳的证明的要求已经扩展到全欧洲，几乎每个人都服从它的权威的支配。普遍的万有引力准则到处作为真理传授，在它的周围也暗中潜入一个信念作为它的光轮，那就是，人不过是一部无限的自动机的弱小的、狭隘的旁观者，而且是它的无关产物，这部自动机在有人之前就永远存在着，在他之后仍将永远存在，在取消一切毫无成效的空想时它把数学关系的严密奉为神圣；这部自动机由在一个不可发现的时、空中漫无目的地游荡的原始质量构成，一般来说，除了这位数学物理学家的中心目的之外，它完全没有任何能为人类的主要兴趣感到满意的特性。实际上，只要对之进行明确的认识论分析，这个目的就是不一致的、不可能的，这就是它本身应得到的报答。

可是，如果他们把理性批判对准他的方向，那么，他们很可能会达到什么激进的结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