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问题之关键

今天一个人很难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从事哲学活动，除非他了解到在理性思想的主流中，真正的激变在历史上是如何产生的。这就是我们想要问的问题。可是，当以这种方式来提出问题时，这一点就变得很有趣了，人们很快就会认识到对近代哲学的研究——亦即对其名声填补着近代哲学史的那些人的著作的研究——对于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帮助不大。因为近代形而上学

（至少开始于贝克莱和莱布尼兹的著作）比近代哲学的那条具有认识论趣味的思路更意味深长；它是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新观点的一系列不成功的反对。贝克莱、休谟、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詹姆斯和柏格森，所有这些人都以一种热切的希望试图联合起来，恢复这个具有高度的精神要求的人在宇宙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这些试图的不断更新和失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而广泛的印象，这表明他们正在攻击的观点在人们的心目中赢得了一种多么有力的理解，现在，也许比在先前的任何时代，我们都更容易发现，那些首先渴望在思想上诚实的哲学家们，准备承认这场斗争不是永久的，从而放弃这场战斗。在有关的基本原则上与罗素哲学相类似的一种哲学现在冒险把自己称为“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这个词意味着这一信念：一颗正常的心灵只要坦率地面对事实，并且不受恶意的内在歪曲的束缚，那么这种正视必然会使我们对这颗心灵的结果表示默许。

这些试图失败的理由何在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回答当然是这样的：人们从一开始就谴责这些试图是无效的，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近代观点虽然在这种形式上以前从未得到过承认，但毕竟是真理。人性的这个悲哀的特征——它使人容易言过其实地抬高他自己，轻信他在时代的戏剧中占据着重大地位这种奉承的想法——可能很好地解释了这一事实：在几乎一切先前的时代和地方（甚至在理论兴趣已变得强大起来的地方）的一切主导思潮中，人都易于认为有某种东西镶嵌在事物的永恒结构中，与处于变化关系中的物质粒子相比，这种东西更像是在人本身当中存在的最宝贵的东西。希腊人的科学哲学对事物的终极真理抱有崇高的热情，它在转折点上达到了一种高贵的人的哲学，其所以如此，大概是由于某些思想史家所强调的这一状况—— 古希腊形而上学的顶峰是通过把处理个人和社会状况时发现有用的概念有意识地推广到物理王国而达到的。这种做法可能是把在某一领域中足够合法的一个观点错误应用于宇宙的结果，在最终的分析中，这种错误的应用是立足于这一无可担保的假定：因为当人在那儿的时候，他能够了解和利用其世界的一些部分，这样在那个世界中便产生了一些基本的和持久的差异。

可是，对这个问题或许有另一个可能的答案。随便考察一下中世纪和近代攻击形而上学困难的方法，便可明显地看出，所使用的基本词汇已经发生根本的转变。现在，我们不是按照实体、意外、因果性、本质、观念、形式、质料、可能性和现实性来处理事物，而是按照力、运动、定律、质量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变化等等来处理事物。拿起任何一位近代哲学家的著作，便会注意到这种转变已是多么完备。的确，一般哲学著作会表明没怎么利用像质量这样的词项，可是作为基本的说明范畴的其他词汇，却大量地装点着这些著作的每一页。特别是对那些习惯于按照空间和时间来思考的近代心灵来说，要意识到这些实体对经院科学毫无价值是多么艰难。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是偶然的，不是本质的特征。人仍然寻求的不是事物的空间联系，而是它们的

逻辑联系；人们不是去追溯时间历程，而是去思考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永恒途径。可是近代哲学家的大难题却关系到时间和空间。休谟对怎么可能知道未来惊叹不已，康德通过猛烈的作用（coup deforce）来解决时间和空间的二律背反，黑格尔为了冒险谱写一部发展的浪漫曲而创造了一种新逻辑，詹姆斯公开赞扬一种“流动”的经验主义，柏格森吩咐我们投入那本身是实在本质的绵延之流，亚历山大写了一部论时间、空间和神性的形而上学著作。换句话说，明显的是，近代哲学家一直在努力按照一种相对新颖的语言背景，按照一种新奇的思想潜流来追寻本体论探究。近代哲学不能向人保证他曾经如此自负地假设的他在宇宙中的地位，其理由大概是由于不能以这种变化了的词汇为手段来重新思考一种正确的人的哲学。可能正是在这种观念变化的伪装下，近代哲学已经不加批判地接受某些重要预设——要么是以这些新词项所携带的意义的形式，要么是以与这些新词项巧妙巴结的关于人及其知识的学说的形式；可是，这些预设本质上否定了一种通过其手段来重新分析人与其周围世界的真实关系的成功试图。

在最后一代期间，这些科学思想已受到一群目光敏锐的思想家的严格分析与批评，他们扪心自问，如果我们试图按照一种更广泛、更一致地得到解释的经验来彻底检查传统概念，那么在这些概念上需要作一种什么样的修改和变更呢？目前这个批判性的研究已积累起来，使得科学思想的主要概念发生了剧烈变化，这种变化受到两个方面的推进，一方面是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的自然研究者所提出的极端的物理假说，另一方面是怀特海、布罗德和卡西尔这样的科学哲学家对科学方法和观点的不断再造。①这些假说、方法和观点目前是科学哲学世界中最及时和最重要的事件。它们正在强使着人们寻问一些比前几代人所寻问的问题要根本得多的问题。它们正在促使科学家进入一种格外健康的怀疑论状态，驱使他们去怀疑他们思维的诸多传统基础。但是这些思想先驱正虚目以待的工作只是实际上需要从事的工作的一部分。要完整地做起来。那项工作不是只通过把人的兴趣集中起来，以促成一个一致的物理科学方法的概念就能实现的，而且，在目前科学成就的纪元中，当物理学范畴把其意义显示给我们时，仔细地分析这些范畴也不能完整地完成这项工作。在这点上，卡西尔是罪魁祸首；怀特海和布罗德也都有罪难逃。追随这位相当敏锐的德国学者使我们获得一个宏伟的历史透视，可是在那个辛勤的努力中我们却忘记了所研究的这场运动对近代有智之士的宇宙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追随这些英国的批评家此外还要把放弃过去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而放弃过去也需要对我们研究的注意力所指向的当代问题进行严格的探究。① 我们必然要按照所继承的概念来看待我们加以限制的问题，可是这些概念本身却应该形成一个更大的问题的一部分。在这些人的著作中，对“外在世界” 这样的传统观念的不加批判的继续使用，在物理学家的世界和感觉世界之间采取的区分，在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心理学公设和生理学公设之间的区分（比

① 尤其参见，A.N.怀特海：《自然知识原理》，剑桥，1919 年；《自然的概念》，剑桥，1920 年；《相对性原理》，剑桥，1923 年；C.D.布洛德：《知觉、物理学和实在》，伦敦，1914 年；《科学思想》，伦敦， 1923 年；E.卡西尔：近代《近代哲学和科学中的认识论问题》三卷，柏林，1906～20 年；《物质，功能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W.C.斯瓦贝和 M.C.斯瓦贝翻译），芝加哥，1923 年；也见 K．皮尔逊、E.马赫和H.彭加勒更早期的研究，对这个领域的更完整的了解，参见闵可夫斯基、魏尔、罗布和爱丁顿的著作。

① 这一点不再适用于怀特海。（修订版）

如说在感觉和感觉活动之间的区分）都是我们想要举出的一些例子。我们的问题必须挖得更深，我们要把一个问题作为我们明显关注的焦点，此问题比这些人看到的任何问题都要根本，并具有更普遍的意义。把握这个更广泛的问题，达到一种我们据以判定以上可供抉择的见解的唯一方式，是批判性地追随这些科学术语在近代的早期使用和发展，特别是在其第一次精确地、确定地表述它们时对之予以分析。人们开始按照时空中的物质原子，而不是按照经院范畴来思考宇宙，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是在什么时候目的论说明（即按照用途和上帝而进行的说明）明确地遭到抛弃，以支持这一思想——对人及其心灵、以及对其他事物的真正说明必须是按照其最简单的部分来进行的说明？在 1500 年和 1700 年间为了完成这一革命发生了什么呢？那么，在这个转变的历程中，又是什么根本的形而上学含义被传递入一般的哲学之中呢？是谁以一种使之流行的、有说明力的方式阐明了这些含义呢？它们是如何使人们采取像近代认识论的研究这样的研究的呢？它们对近代的有智之士关于世界的观念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当我们开始把我们的难题分解为诸如此类的特殊问题时，我们认识到我们正在处理的东西是一种颇受忽视的历史研究，亦即对早期近代的科学哲学，尤其是对伊萨克·牛顿的形而上学的分析。并非没有人做过这种分析；其实卡西尔教授自己就在从事近代认识论方面的工作，他的工作将仍然是本领域的一个不朽成就。可是需要进行更根本的历史分析。我们必须把握住整个近代世界观和以前的思想观点之间的本质对比，并且使用那个得到明确表达的对比作为一条指南，以便根据历史的发展挑出每一个重要的近代预设，对之进行批判评价。对这个范围及其目的的分析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出现过。这种考虑也使得这一点变得很明显，即为什么不能像一些现代思想家天真地希望的那样，通过在我们的哲学活动中大量利用进化生物学的范畴，就能避免这项艰苦的劳作。至少在关于生命物质的专题论文中，这些范畴实际上已倾向于取代机械物理学的词汇。但是近代科学的这场完整而宏伟的运动本质上只是一个片断；晚近的生物学和社会学从早期取得胜利的力学中接收了它们的基本公设，尤其是这个具有全面重要性的公设：有效的说明总是必须按照在有规律地发生变化的关系之中的小的基本单元来进行。在一些罕见的情形中，还要添加这一公设：要在物理原子的运动中发现基本的因果性。生物学有其专门的形而上学假定，由于这些假定还被其主要概念（如环境、适应等）的模糊性掩盖着，所以必须让它有时间来揭示这些假定的特殊性。近代科学的创造性时期主要是在 17 世纪，为了比较圆满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必须转到这个世纪。至于前牛顿科学，那在英国和大陆都与前牛顿哲学属于同一个运动；科学就是自然哲学，那个时期有影响的人物既是最伟大的哲学家又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主要是由于牛顿本人，二者之间才逐渐产生一个真正的区分；哲学学会把科学看作理所当然的，提出我们的中心论题的另一种方式是：哲学家现在致力于解决的这个问题难道又是直接出自于那种不加批判的接受吗？对牛顿工作的一个简要总结会表明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这样。

从他那时代以来，一般已把一种双重的重要性赋予牛顿。通俗地说，通过他那杰出的科学成就，他深刻地影响了一般有智之士的思维，在他的那些辉煌成就中，最令人惊奇的是：通过把地面上的重力等同于天体的向心运动，他以人类科学的名义征服了天体。牛顿的名字今天是如此之伟大，以致于当我们想描绘 18 世纪的整个欧洲对他的尊敬和祟拜时便不免会有些困难。在人

们看来，要是我们笃信那个时代卷幅浩瀚的文献，那么像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这样的成就就表征了心灵的一种无可匹敌、无与伦比的重要胜利，在整个时间历程中，这种胜利只能落到一个人的头上——牛顿就是这样一个人。亨利·彭伯顿——他编辑了牛顿《原理》第三版，并且写下了对它的一个译注这样——声称“⋯我对这位伟人的惊人创造的仰慕使我把他看作这样一个人，这个人不仅必定会为使之诞生的国家增添荣耀，而且，通过把我们的官能的那个最伟大最完善的部分即我们的理性扩展到那些题材，它们在他对之进行尝试之前似乎还完全超越于我们有限能力的界限？他甚至还给人性带来了光荣。”①对其他科学心灵的钦佩是由洛克对自己的称号表达出来的。在这旁边他说：“无可比拟的牛顿先生忙于澄清基础，清除知识道路上的废物垃圾”，②这种钦佩也由拉普拉斯的那段有名的称赞表达出来，拉普拉斯评注说，牛顿不仅是现存的最伟大的天才，而且也是最幸运的天才；只有一个宇宙，就此而论，在世界历史中恰巧也只能有一个人有权利成为其规律的解释者。像蒲柏这样的文人在那样著名的偶句中找到了他对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表示衷心敬佩的方式：

“自然和自然律隐藏在黑夜之中，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万物皆明。”①

与此同时，在牛顿的名声之下发展起来，但在《捍卫数学中的自由思想》中如此猛烈地受到贝克莱攻击的新权威主义，20 年之后仍为乔治·霍尼这样热心的研究者感叹不已：

“对伊萨克爵士的偏见是如此之大，以致于摧毁了他的事业的意图，他的著作已成为妨碍他们所竭力推进的知识的一种手段。伊萨克·牛顿爵士已把哲学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在数学论证的坚实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物理学体系，这是每一个吃奶的儿童都要吮吸的一个概念。”

②

在欧洲知识分子的心灵中，这个有代表性的引文揭示了在牛顿的领导下对一种新背景的创造，这样，必须重新来看待一切问题，因为曾一度违反这个新背景来看待这些问题。

一位研究物理学史的学者会赋予牛顿一种一般人很难认识到的更深的重要性。他会在英国的天才中看到一位领先人物，这个人发明了某些科学工具，这些工具对于像微积分之类富有成效的进一步的发展是绝对必要的。这位学者会在那个人那儿发现对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的统一的第一个清晰的表述，在精密科学随后的一切发现中，这种统一都得到了示范。他会注意到在牛顿那儿，积极的科学研究和根本的因果关系问题发生了分离。也许，从精密科学家的观点来看，最重要的是，牛顿是这样一个人，他接受了力和质量这样的模糊词项，但给予它们以作为量的连续统的精确含义，这样，通过使用这些词项，主要的物理现象就逐渐服从于数学处理了。正是因为这些显著的科

① 《伊萨克·牛顿的哲学观》，伦敦，1728 年，此书题献给罗伯特·瓦尔波尔爵士。

② 《人类理解论》，给读者的信。

① 在维斯特明斯特，阿贝题献给牛顿之墓的墓志铭，《诗集》，格拉斯哥，1785 年，第二卷，第 342 页。

② 《伊萨克·牛顿爵士和哈钦森先生之间的真相》，牛津，1753 年，第 72 页。

学活动，作为一个主要时期，牛顿之后一百年来的数学和力学的历史主要是致力于吸收他的工作，并把他的定律应用于各种各样的现象。物体是在他已经进行了定义的力的作用下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的质量，因此，由于牛顿的辛勤工作，现在可以按照严格的数学来对它们的行为进行完整的说明。

可是，牛顿之所以成为一个极度重要的人物还有第三个理由。他不仅发现了力、质量、惯性这样的概念的精确的数学使用；而且他还赋予时间、空间和运动这样的老词项以新的意义，那些词项在牛顿之前毫无价值，可是现在正成为人们思维的基本范畴。在他对这些基本概念的处理中，加上他的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学说，他关于物理宇宙的本质及其与人类知识之关系的概念（通过使用这些概念，他把一场充分地发展起来的运动推到一个更有影响的地位）——换句话说，在牛顿对这门新科学的基本公设和它那成功的方法的决定性的描绘中，他像我们现在加以区分的那样把他自己任命为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科学家。他正在为心灵的数学历程提出一个形而上学基础，而这个基础在他那儿已获得了显著胜利。虽然牛顿研究得最广泛的工作主要而且直接包含在他的《原理》中，可是这些形而上学概念却被带到他的科学影响渗透到的每一个地方，而且，作为附注，这些概念从它们附加到的万有引力定律的明显的可证性中获得了一种可能没有得到辨护的确定性。作为科学家，牛顿是至高无上的，可是作为一位形而上学家，牛顿并没有浮在批评之上。至少在他的实验工作中，牛顿试图彻底避免形而上学。他讨厌假说，所谓假说，他是指不能直接从现象中推演出来的说明性命题。同时，追随他的那些杰出先驱，他的确对诸如时间、空间和物质的本质以及人与其知识对象的关系这样的基本问题给出了一定的回答，或者假设了这些回答；正是这些回答构成了形而上学。他对这些伟大主题的处理——由于他的科学声望的份量，这种处理好像已为受教育的人们所接受——被他的实证主义的伪装覆盖起来，这个事实本身可能已成为一种危险。它使一套不加批判地接受的关于世界的观念潜入近代人共同的知识背景之中。牛顿没有加以区分的东西其他人也不易于进行仔细分析。新科学的实际成就是不置可否的；而且，这套包含现在受到怀疑的中世纪物理学的旧范畴，不再是任何有能力的思想家的一个选择对象。在这些情形中，很容易理解，近代哲学是怎样陷入那些由于新范畴和新预设的不受挑战的出现而产生的难题之中的。

现在对后牛顿哲学家的深入研究很快便揭示了这一事实：这些哲学家相当明确地按照他们的成就来从事哲学活动，他们尤其把其形而上学牢记在心。在牛顿逝世时，莱布尼兹正与牛顿神学的拥护者塞缪尔·克拉克就时间和空间的本质进行热烈的争论。贝克莱的《备忘录》（Common Place Book）和《原理》，还有他的那些比较次要的著作如《分析家》、《捍卫数学中的自由思维》和《论运动》（De Motu）很明确地表明他把牛顿看作是他的死敌。

①休谟的《人类理智研究》和《道德原理研究》则频繁地指涉牛顿。18 世纪中叶法国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唯物主义者自己觉得他们比牛顿本人更像牛顿。在康德早年的岁月中，他是牛顿的一个热心研究者，他的第一部著作② 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调和大陆哲学与牛顿科学。黑格尔则写了一部洋洋洒

① 贝克莱的著作的最完善的版本是 A.C.法拉塞的版本，牛津，1871 年，总计四卷。

② 尤其看他的《对活力的真正判断的思想》，1746 年；《一般自然起源论和天体理论》，1755 年；《物理单子论》，1756 年；《对自然神学和道德原理的证据的探究》，1764，见于他的著作的任何版本中。

洒、文笔犀利的对牛顿的批评文章。①当然，这些人并没有把牛顿作为传播福音的真理来接受——他们都对他的一些概念，尤其是力和空间的概念进行了批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对在伟大的《原理》中已得到最清晰的表示的整个范畴体系进行批判分析。他们不能构建一种令人信服且鼓舞人心的人的哲学，其理由大概就是由于这个未经检验的残余物。对于任何这样的辉煌成就，他们的思想所着手的许多术语和假定，在这种未经分析的形式上，本质上都是倔强的。

把这个问题带到真理法庭的唯一方式是致力于研究早期近代科学的哲学，确定它的关键假定，对这些假定穷追不舍，一直到达它们在牛顿的形而上学段落中得到的经典表述。我们献给读者的礼物就是这样一个旨在于满足这一需要的简短的历史研究。这一分析会很细致，因而允许我们的角色自己来表演自己，并尽可能明确揭露在他们的著作中展现出来的真实兴趣和方法。在结束之时，读者就会更清楚地理解近代思想的本质，更精确地判断当代科学世界观的有效性。

让我们以尼古拉·哥白尼——第一位伟大的近代天文学家和新天体系统的奠基者——的著作所启示的某些问题开始我们的研究。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贝利翻译，伦敦，1910 年，第一卷，第 125 页以下，第 233 页以下）；《自然哲学》；《哲学史》（霍尔丹翻译），第三卷，第 322 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