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前牛顿发展的总结

哥白尼敢于把绕轴的周日自转和绕太阳的年公转赋予地球，因为这样得到的天文体系具有较大的数学简单性，这个行为是一种冒险，可是，在他的时代，由于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的宇宙概念的广泛复兴，由于这个概念在数学科学先前的发展中已向他的心灵提供了启示，因此他能够接受这个行为的形而上学含义。开普勒由于受到这个有序的宇宙体系的美丽和和谐感动，由于满足于这个体系符合他青年时代对太阳的神化，因而致力于在第谷·布拉赫编篡的精确资料中来寻求另外的几何和谐，并认为这些和谐关系就像揭示了可见现象的原因一样，也揭示了事物的根本的、真实的特征。伽利略受地球运动及其在天文学中的数学处理的思想的引导，要去弄明白地面上物体的运动是不是也可以在数学上加以简化，这是一个尝试，它的最终成功不仅为他加冕，使他成为一门新科学的奠基者，而且也使他在他的努力中看到了他的成果与进一步的形而上学推理的关系。经院哲学的实体和原因（按照它们， 运动和它的基本理由必须在目的论上加以说明）被清除，取而代之的是这个得到偏爱的想法：物体是由不可破坏的原子构成的，原子只具有数学特性， 物体在无限均匀的时间和空间中运动，运动的实际过程可以按照时间和空间在数学上加以表述。受其成功的陶醉，又得到奔腾而来的毕达哥拉斯潮流的支持，伽利略把整个物理宇宙设想为广延、形状、运动和重量的世界；我们认为按事物的本性存在着的一切其他性质，实际上在那里都没有地位，它们是由我们感觉的混乱和欺骗产生的。真实世界是数学的，一个合适的、实证的因果性概念被提出；一切直接的因果性都居于它的原子要素的那些在数量上可化简的运动之中，因此只有通过数学，我们才能达到关于世界的真实知识。就我们事实上不能得到数学知识而言，承认自己的无知，通过试验性的步骤一步步走向未来的一门比较完整的科学，这比草率而匆忙地提出对基本真理的思辨要好得多。在笛卡尔那儿，数学是解开自然之谜的钥匙这个早期信念，是通过一种神秘的体验有力地得到加强的，然后又得到他那质朴发明的指引，那就是解析几何学的发明。整个自然难道不可以还原到一个独一无二的几何系统吗？按照这个假说笛卡尔构造了近代第一个力学宇宙学。但是非几何特性又怎样呢？笛卡尔把伽利略一直想弄清楚的那些特性掩盖在以太的模糊性中；由于受到伽利略榜样的鼓舞，并受到他的形而上学倾向的指引， 他把其他特性从空间领域中流放出来，使它们成为思维方式，成为完全不同于广延并且独立于它而存在的另一种实体。“当有人告诉我们，他在一个物体上看到了颜色，或者在他的一条肢体上感觉到疼痛时，这完全等同于他说， 他在那里看到或感觉到他对其本质一无所知的某个东西，或者他不知道他看到或感觉到什么。”但是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实体有明显的和重要的关系吗？ 怎样来说明这种关系呢？笛卡尔发现，要是不这样来谈论思想实体，好像它毕竟是被限制到身体中的一个格外贫乏的位置中，就不能回答这个重大难题。在霍布斯那儿，这个可怜的位置一定是被赋予心灵，他已经开始尝试把每个东西（包括思想）还原到物体和运动，并且试图发展一个对第二性质的合理说明，这个说明应该把第二性质还原为幻相（ Phantasmic unrealities），并表明当它们实际上是由我们之内的运动的碰撞引起的时， 它们为什么会在我们之外出现。进一步，霍布斯把这个尝试与一种彻底的唯名论结合起来，这使他在这场新运动中敢于第一次坦率地宣称这个学说——

总是要在具体的运动中来发现因果性，在任何一个领域中，有效的说明必须是按照基本要素来进行的说明，这些基本要素之间的时间关系要只仿照有效因果性的样子来设想。莫尔费力地追随着这个新的科学哲学的发展，要是允许上帝在整个空间和时间中无限广延，并且能够支配一种附属的精神存在物

（即自然精神）的话，他愿意同意迄今所断言的一切（霍布斯把心灵还原到有生命的运动这一点除外），因为用这种自然精神，他就能够把一个若只留给机械力量就会分崩离析的世界约束在一个有秩序、有目的的系统中。莫尔认为，这个概念还有一个额外优点，它使我们能够对空间进行恰当的处理—

—我们的科学方法暗示了空间是一种绝对的、真实的存在，它显示出一系列高贵的属性，因此要把它看作上帝的无所不在，从而与他的其他才能区分开来。巴罗对时间提出了类似的处理，但有一个重要差别。在他看来，除非考虑宗教关系，否则不论是空间还是时间都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在纯科学方面，只适合那个关系的关于它们的语言却得到自由使用，一些人对科学比对宗教更有兴趣，在这些人当中，这种语言推进了空间和时间的这一概念，即它们是无限的、均匀的、绝对的实体，完全不依赖于物体、运动和人的知识。

同时，一个经验色彩更浓厚的科学运动步入正轨，这场运动在英国由吉尔伯特和哈维这样的研究者领导，并通过特殊的假说和实验方法而不是通过几何还原方法不断前进。这个方法适宜于解决迄今还很难对付的物理问题， 它也导致了罗伯特·玻义耳在化学中引起的革命——他也受到了伽桑狄对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复兴的强烈刺激。然而，很有意思的是，虽然玻义耳本身不是一位重要的数学家，但对于伽利略和笛卡尔贡献出来的自然观和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观点，他全盘加以接受，唯一的例外是，主要是出于宗教的理由， 他重新确认了人在这个宇宙格局中的目的论上的重要性，因此认为第二性质与第一性质一样是实在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由于玻义耳对心灵处于大脑中的公认见解作了进一步的反思，所以他认为人的知识是一个本质上不完备的、贫乏的东西，这样便突出了他那试验性的、实证主义的强调。同样，在他的时代，一个遍布一切的以太概念似乎已被用来实现两个不同的、确定的功能——说明跨距离的运动传播，以及解释凝聚、磁等现象，那些现象迄今还没有得到严格的数学还原。最后，他那经久不衰的宗教热情使他试图—— 不是没有矛盾地——把一个在场的天意概念与世界作为一部巨大的、钟一样的机器的概念结合起来，这部机器从一开始就由创造者启动，但随后就靠它自己的第二原因的作用进行运转。

如果我们是在尝试勾勒一幅 16、17 世纪的科学哲学的完整画面，那么就必须把许多很重要的人物添加到我们的处理中来，比如说，只考虑几个最杰出的名字：惠更斯、马勒伯朗士、莱布尼兹、帕斯卡和斯宾诺莎。但是无法表明这些人的哲学影响了牛顿，或者要不然就是有意义地进入了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学说中——这个学说在得到了牛顿的工作的进一步的发展和支持后， 成为后来的思想家的一般知识背景的一部分。事实上，从这个观点来看，莱布尼兹倒像是作为反对这个新形而上学的正统观念的第一位伟大的抗议者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