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邱纯甫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 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战略家是当之无愧的。我和他接触比较多,从认识(在陕北公学)到给我讲课(在马列学院),一直到在他领导下工作(在中央组织部)和当他的秘书。我在当秘书的 6 年时间里,和他住在一处,无论是办公还是出差都相随,因此,对他的认识比较深刻。陈云同志不仅在政治上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经济上是战略家,经济管理家,而且在思想作风(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等等)上,生活作风(廉洁奉公,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等等)上,都是我们党员学习的榜样。在这里,我只向大家介绍一下陈云同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具体事例。

编 制

在三年恢复时期的 1951 年,陈云同志开始考虑编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家都知道,他的作风是细,重大问题都要经过深思熟虑。还有一个特点是专和钻,当他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从头到尾都要经过细致的考虑,真正钻进去专门考虑一个问题,反复比较,善于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他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前,对几个重要部门,先亲自一个一个的摸了一遍, 熟悉和了解情况。

195 第一个五年计

划从 1951 年开始,共编制了 5 次,第四次是由国家计委编制的,一、二、三、

五次都是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下编制的。计划由陈云同志在 1954 年向中央汇报定稿后,他不主张过早的将计划发表。他常说,我们编制计划的经验很少, 需要边做边改,执行一段看一看,调整一下。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直到执行了两年以后的 1955 年 7 月,才提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并公布。

从我接触中体会到,陈云同志在主持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指导思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国情出发,他经常讲,计划不能凭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来编制, 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他把我国主要国情概括为:人口众多(当时已达到 5 亿 7 千万人),人多第一就要吃饭、穿衣、住房子,做计划不考虑

这一条不行;可耕地只有 16 亿亩,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只有 200 多斤;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矿产地质工作做得很少,地质勘探力量又很小,探明的储量也很少:技术干部严重不足⋯⋯。这些情况是他在编制计划过程中经常提到的。他认为,改变这些情况,需要大量资金和较长的时间,因此只能是逐步的、有重点的进行,不能操之过急。

(二)按比例发展。他提出 5 个方面的比例问题:农业与工业的比例; 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重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工业与交通运输之间的比例;技术力量的供求比例。这些都是在编制计划过程中需要反复考虑的问题。他提出,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他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 大体也会是合比例的。

(三)综合平衡,留有余地。陈云同志特别强调,编制长期计划,要既积极又稳妥,财力、物力、人力(技术力量)一定要平衡。我国因为经济落

后,要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只能是一种紧张的平衡,但是必须平衡。他主张财政上要有一定的后备力量,在财政年度计划上,必须一方面保有一定数量的预备费,另一方面又要准备在年度计划中增加可能增加的投资,还要搞好年度财政收支平衡。总之,陈云同志对搞五年计划一条重要的指导思想是积极稳妥。在发展速度上,他常提醒我们,计划搞不好,在本子上速度是快了,但行不通,一调整反而慢了。他说,我们有些好心的同志,总是希望发展速度快一些,实际达不到,一出问题就反而慢了。因此,他常讲,快了就是慢了,慢了就是快了,40 年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只有长期、稳妥、协调的发展,速度就一定是最快的。

执行

陈云同志不仅亲自主持制订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又科学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也亲自领导了这一计划的实施。中间有过一点干扰,也被他纠正了。他稳扎稳打,有条不紊地一步一步领导了这一计划的实现。

当计划的第二稿的轮廓经党中央、政务院基本确定后,毛主席、周总理都非常重视。党中央决定派一个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

中央指定周恩来同志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团员,带领了各部门的专家 30 多人(全部是我党老干部、专家),于 1952 年 8 月乘 3 架飞机去莫斯

科。当时还没有喷气机,也没有大飞机,一架飞机只能坐 16 人。周总理和我

们一道从西郊机场起飞,飞了 3 天,第一晚在伊尔库斯克,第二晚在新西伯利亚,第三天才到莫斯科。这次代表团的任务是就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苏联有关方面交换意见,重点是争取苏联的援助。当时提出了 141 个项目(各行各

业部有),要求苏联帮助设计、供应设备、提供贷款、派遣专家(到 1955

年讨划公布的时候已经增至 156 项,贷款后来全部用我国生产的有色金属产品偿还了)。

到达莫斯科后,陈云同志和我们的专家(也是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一起都注在离地那莫体育场不远的苏维埃旅馆,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谈判,这次谈判是成功的。

在这里我想说几句,在这次谈判中,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规模之大,我在近 40 多年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的国家有如此巨大的援助。就这一决策来说,斯大林是名副其实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政治家,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苏联援建的这些项目至今仍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起着骨干作用。

我们在莫斯科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的工作,大局已定。陈云同志告诉我说,斯大林老头说话了,他很欣赏我们的计划。在大局定了以后,留下一大部分专家和苏联专家一起做进一步工作。到 9 月下旬,陈云同志就先行回国了。

陈云同志是善于抓主要环节的。他回到北京以后,就着手组织了这一计划的实施。他不仅在国际上享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战略家的盛名,而且他还是有名的经济管理家和实干家。回国前他就开始考虑,对这样庞大的计划如何组织实施。他说,我们不是讲空话的,一定要兢兢业业的组织实施这个计划。

陈云同志回到北京后,计划得到了各方面的赞同。为了进一步落实,经过深思熟虑,他找部长们个别交换意见,并分别征求马寅初、李四光等同志

的意见。他决定分别轻重缓急,在 1952 年最后 3 个月内抓 3 件事:

一是抓基本建设力量的集结。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要从 1952 年的

40 多亿元,增长到 1953 年的 80 多亿元,到 1957 年增长到 130 多亿元,要

增加三倍多。必须看到,1952 年以前,主要的是老企业的恢复,而从 1953 年五年计划第一年开始,大批的新建项目就要进行勘察设计、施工。不集结基本建设力量,就会使计划落空。陈云同志决定召开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并吸收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会议在 1952 年 10 月 22 日和 23 日开了两天,讨论

了加强基本建设工作的问题。陈云同志指出, 1953 年将是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一年,其任务较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复杂、繁重。明年工作的好坏,对以后的基本建设工作,有极大的影响。今后几年,基本建设工作将在经济工作中占头等重要的地位,但这一工作对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来说还是生疏的,因之几个基本建设任务繁重的部、局,必须把领导重点放在基本建设工作上,学习并做好基本建设工作。基本建设任务很重,而基本建设的力量则十分薄弱, 因此必须加速建立和充实基本建设机构——设计机构和施工机构。这些机构必须有坚强的领导骨干,以及先进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目前基本建设中的工作人员主要是从生产方面抽调。他说按照先进标准,我们在生产方面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确实短缺很多,但是很多基本建设部门连一个人也没有,很多部门设计机构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比较起来,生产部门的干部和技术人员还是比基本建设部门多得多。有人认为从生产部门调人以后,生产就会垮台,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而且可以肯定地说,从生产部门抽调人员以后,生产是不会垮台的。因为,第一,3 年来我们在生产方面涌现了大批干部和技术人员;第二,即令生产方面抽走了一些人员以后,发生了需要由他们来解决的问题,也还可以把抽调出来做基本建设工作的人员,临时集合起来,共同研究,克服生产中的困难问题。何况生产部门抽调人员以后又会培养出新的干部来。但是如果不从生产部门抽调大量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到基本建设方面去,那么基本建设就会必垮无疑。最后,他特别强调工业与交通部门必须消除等待和依赖思想。必须下定决心迅速地调集人员,建立各部专业的设计和施工组织并充实它,只有确定自力更生的方针, 才是对国家大规模建设负责的态度。会后他要我根据会议精神为《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和这次会议的消息一起发表。社论的题目是:《把基本建设放在首要地位》。他亲自认真修改了这篇社论,发表在 1952 年 11 月 18 日的《人民日报》上。

二是抓基础工作——地质工作。陈云同志在和苏联的谈判中发现,我们的许多项目不能提供可靠的地质资料,地质工作做得很不够,地质力量也非常薄弱。1952 年 12 月 4 日,他在全国地质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地质队伍”,他说,1953 年地质工作的工作量,要比 1952 年分别增加10 倍至 23 倍,钻探增加 10 倍,坑探增加 30 倍,槽探要增加 23 倍,普查面

积要增加 10 倍,以后几年还要逐年增多。他提出要大批培训地质人才,以适应国家的转变——由经济的破坏和停滞状态转变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由落后转向先进。我们必须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祖国交给我们的任务。

三是调整机构,充实各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党中央、政务院决定对政府机构作重大调整,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组织和人员,分别组成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务院的 8 个办公室,并加强和充实了这些机构。把任务繁重的大部,分成了几个部,如燃料工业部分成

石油、煤炭、电力 3 个部等等,这样就在组织上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执行。

成 就

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按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68%,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25%,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128%。

在基本建设方面,总投资超额完成 10%。限额以上的项目,基本上都如期完成和提前完成了建设速度(只有个别项目没有完成),大约有 500 个新

建和改建的限额以上的工业企业竣工投产。五年中新建和改建铁路 5500 公里,地质工作也作出了很大成绩,保证了基本建设的需要。

在工业生产方面,工业总产值年年超额完成计划,在 1956 年就达到了五

年计划规定的 1957 年水平,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绝大多数超过了原定计划数字。

在农业生产方面,虽然 1953、1954 和 1956 年这 3 年自然灾害较大,1956 年粮食产量仍达到了 1957 年计划规定的水平,1957 年又比 1956 年增长 1.2

%。

在运输和邮电方面,各项指标都超额完成了计划,铁路运输量增长了 107

%,公路运输量增长了 185%,水运增长了 200%。

在商业方面,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市场已经形成。国内商品零售总额1957 年比 1952 年增长了 72%,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增长了 62%,出口增长

33%,进口增长 101%。

在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和保健事业方面,在五年中都有相当大的发展,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增长了 130%。科研机构达到 68 所,比原计划多 17 所。卫生事业,机构增加了 200%,医院床位增加了 84%。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实践证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基本上是正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3 年到 1957 年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

制订开始,到执行的结果,到现在经过 35 年的历史检验,称得上是我国 40 年来经济发展史上的一部切合中国实际情况、有远见、有胆略的计划。在制订和执行这部计划的过程中,陈云同志从不提不切实际的口号,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党性原则,不迁就,不迎合,这些最值得我们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学习。他胸怀革命全局,有战略远见,思想敏锐,善于综合和归纳,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处理问题。他各个方面都是我们的榜样,是我最钦佩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