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全国财经统一的重大决策吕 克 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各个解放区，长时期是被分割的，各有自己的货币，各有自己的财政，各有自己的商业，大体上历经 11 年之久，解放战争进行到 1948 年，胜利的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区出现了新的局面，东北解放区最先连成一片，华北的晋冀鲁豫解放区与晋察冀解放区于 8 月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西面与晋绥解放区、陕甘宁解放区， 东面与华东解放区连成一片。从华北到华东到东北到西北，已形成了包括大中城市在内广阔的解放区，不再是抗日根据地时期那种被分割的小局面了。

党中央为使解放战争尽快地在全国取得彻底胜利和使解放区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及时地加强了对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领导。1948 年 12 月 1 日， 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作为解放区的本位币，首先统一华北各个解放区的货币。至 1949 年春，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平津解放，解放军向江南、西北、西南胜利进军。解放区的经济也急需恢复，以解决各路野战军军需的供应问题。当时财政经济分散管理的办法，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急需建立全国性的财政经济领导机构，对财经问题实行集中统一指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央确定由陈云同志主管财政经济工作。 1949 年 5 月，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作为对全国各个地区和中央财经部门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机关，统一指挥国家的财经工作。

从 1949 年 7 月到 1952 年秋，我在中财委中央计划局工作，有幸直接聆

听陈云同志的教导，特别是在建国前后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用不到 1 年的时间实现全国财经统一这一经济战线的重大胜利，更使我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据我的记忆，陈云同志在这一大“战役”中作出的重大决策，主要是以下四件：

第一件，统一全国货币的发行，解决 600 多万脱产人员和野战军作战费的开支。

当时各个解放区的财政仍然是分散管理的，财政带有很大的地方性，在各个解放区之间虽然对某些重要的作战物资也有所调剂，但数量不大。新解放区是刚刚开辟的，公粮、税收尚未开征，脱产人员的开支和野战军的作战费，很大部分要靠发行钞票来解决。

陈云同志自 1949 年 5 月到达北京后，就着手抓财经工作的统一。首先抓的是货币的统一发行。党中央既已确定人民币为各解放区的本位币，必须由中央集中统一发行，各个地区的地方货币即不再增加新的发行，各地所需要的货币量，一律由中央决定，统一发行人民币解决。人民币作为本位币在全国流通（群众称为长腿钞票），各地区原发行的地方币，与人民币规定合理的比价，只准在本地区流通（群众称为短腿钞票）。这样，既解决了解放区的币制问题，货币的发行又抵顶了一部分财政支出。为在短期内解决好货币的统一发行问题，陈云同志指定中财委的曹菊如同志（原东北人民银行行长） 专责掌管解放区货币流通的需要量，并要分别计算新解放区的货币流通需要量和国营贸易公司收购工农业产品的货币需要量，依此及时地计算出货币的发行量，以便既准确又及时地快定货币的发行。

有人曾经提出，两广、西南可以另发钞票，以使后方物价稳定。陈云同志说：这样做对后方有好处，但前方怎么受得了呢？如与人民币的比价不变，

等于是一种票子；如比价常变，则前方的物资供应就要发生大问题。

1949 年夏秋季节，各路野战军正向江南、西北、西南迅猛进军，而财政经济工作又处于很不健全的情况下，陈云同志及时地掌握住全国货币的发行，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在分散的财政体制下，保证了各野战军大兵团作战的费用和 600 多万脱产人员的开支问题；二是使人民币成为解放区的统一货币，给解放区工农业产品的流通创造了最根本的条件，使解放区长期分割的财政经济迈出了走向统一的第一步。

第二件，召开上海财经会议，提出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办法。 1949 年夏天，上海等大城市陆续解放。由于国民党的长期腐败统治和战

争的影响，新解放的大中城市的财政经济处于极度困难之中。工厂的生产、城市人民的生活和金融、贸易、财政等问题都急待解决。陈云同志受中央的委托，于 1949 年 7 月到上海召开了五个大区参加的财经会议。这是第一次召开全国性的财经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经过讨论，确定了全力支持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和维持新解放的城市人民生活的方针，并就统一财经、控制物价提出了有力措施：

（一）采用三个手段，既克服当前的财政困难，又要尽量保持金融物价的良好状态。

——8 月到 10 月，货币发行主要用于军费开支和修复现有铁路。11、12 月的货币发行除用于上述开支外，还要用于收购棉花和出口物资。因此，这几个月的物价会逐月上涨。但到冬季，由于解放区的扩大，农产品上市，工业生产恢复和纱布推销等因素，物价的上涨率即会降低。

——建议发行相当于 1.2 亿银元的公债，抵顶一部分财政支出，这批公债主要发行于城市，新解放区也发行一些，借以推行人民币。陈云同志说， 中国地区如此广大，发行这个数目的公债并不 算多。蒋介石剩下那么一点地方，还发行 2 亿银元的公债。东北 解放区 4000 万人口，其私营经济的比重比关内小，两期发行 1200 万 元银元的公债，第一期已按期完成了。关内私营经济比重比东北地区大得多，公债数量也就应当大些。

——提出在 1950 年实现全国财政统一收支的设想，初步计划：最大的收

入仍然是公粮，关内各大区共收公粮 193 亿斤；税收占第二位，大中城市陆

续解放后，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将逐步增大。支出方面：按脱产人员 900

万计算，每年每人的经费开支折合 3000 斤米，1/3 供给粮食，共需 90 亿斤。

公粮收支相抵，剩余 103 亿斤。经费开支的货币部分，用税收和剩余公粮变款抵补后，尚有赤字。陈云同志说，虽是有赤字的财政，只要把经济的恢复工作做好，生产发展，税收增加，财政赤字就可解决。

（二）集中解决工业集中的大城市——上海的困难。预见到不久全国各省都将解放，解决财经问题，就要从全国范围来考虑。上海的主要行业（纺织、印染、面粉等），其产品可行销全国，开工率力争维持 2/3。棉花来源， 除中纺公司的库存外，应在华东、华北、西北三大区部署收购新棉，并在 11 月底把新棉拿到手。收购新棉的任务比较重，但只要各地齐心合力，是可办得好的。要维持上海的工业生产，就要从老解放区调给棉花，从北方各省调煤，从上海周围几个地区和四川调给大米。没有这些，工厂无法生产，上海市的人民生活也无法维持。

有人提出上海的工厂搬家问题，陈云同志说，上海关系全局，当前的困难是暂时的。经过各个方面努力，困难是可以解决的。不能因为目前原料有

困难，就把纺织厂或其它工厂搬走了事。要完全具备搬厂条件并不容易，工业生产要有适当厂房，还需要电力、机械等有关企业的配合。要看到上海的工业还要发展，重要的工厂是不能搬的。搬厂这件事要十分慎重。

（三）解决各地区的问题要从全局出发，这是财经工作的方针。各个地区的解放，有先有后，情况也各不相同。解决各地区的财经问题，必须从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区别对待。东北地区工业基础比较大，恢复生产的条件比较好，在经济建设上先行一步，对全国经济的恢复有好处。为保证这个地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应当允许东北地区单独使用一种货币，即东北币继续在东北地区流通使用，以山海关为界，与人民币保持合理的比价。这样， 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即可不受关内物价波动的影响，得以正常进行。

东北地区则以重要物资支援关内，1950 年计划为：大米 20 万吨，大豆10 万吨，杂粮 50 万吨，钢 20 万吨，枕木 150 万立方米。今后各地区之间， 大宗物资的调拨，都须经过中财委；小宗物资的交换，各地区相互协商处理。

关于技术人员的使用问题。目前上海有相当大的一批技术人员，他们原本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工作的，上海市一下子使用不了这么多技术人员，这批人长期失业就没有饭吃。东北地区已着手搞经济建设，正缺少技术人员。东北人民政府应当从上海招聘一大批技术人员到东北去参加经济建设工作，这批人要实行薪金制，使他们能够养家糊口。

第三件，稳定物价，为全国财经统一创造基本条件。

1949 年夏季，各路野战军向江南、西北、西南进军顺利，军事上的胜利一个接一个，今天攻下这个城市，明天那个城市又解放了。在此胜利的形势下，军政费用的开支增长也很猛。由于军政费用的开支主要靠货币发行，1949 年 8、9、10 个月，货币发行增长近 5 倍，发行量已远远超过了货币流通的正常需要量。同时，由于战争正在进行，新解放区生产尚未恢复，市场上商品很少。发行的货币象长了腿一样，迅速流向上海、天津、北京等后方城市。到 10 月中旬，出现了币值大跌，物价猛涨的现象。以 7 月底为基期，全国物

价上涨 1.8 倍。中央人民政府开会时，有的政府委员提出：物价如此涨下去， 人民币将很快同国民党的金圆券一样！陈云同志在会上答复说：在财政经济方面，国家当前确实遇到了困难，公粮、税收还没收上来，要物价马上稳定还做不到。但在几个月后物价就可稳定，根据是：第一，公粮收到手，几百万脱产人员的口粮不必用钞票买了，公粮变卖还可抵顶财政开支。第二，各项税收正在征收，收到现钱即可少发钞票。第三，各地的贸易公司正在积极地开展业务，到秋后即可掌握大宗的花纱布和粮食，稳定物价就有了重要手段。

自这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之后，陈云同志就集中精力抓稳定物价问题，在 11 月份一个月之内，先后采取了以下各种措施：在各个大区之间调运粮食，作为稳定城市物价的主要物资；调整各地区间纱布的库存量，作为稳定乡镇物价的主要物资；加紧征收已定的各种税收，以增加财政收入；暂停一般贷款以紧缩财政开支。部署京、津、沪、汉等地的国营贸易公司，于 11 月底统一行动，有计划的抛售粮食、纱布等重要物资，打击奸商投机倒把和哄抬物价的活动，以稳定市场物价。

陈云同志抓稳定全国物价的斗争，就如同军事上指挥一个大战役一样， 每天要看许多份各地的电报，并亲自批示和发出指示，何时何地抛售物资， 何时何地收购物资，何时投放或何时回笼货币等等，每项工作部署得非常周

密，终于取得了同奸商斗争的胜利。我记得有一天陈云同志要曹菊如同志到东北去调运粮食，亲自交代：你坐镇沈阳，东北必须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由北京市在天坛打席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要给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真有粮食，粮价不能涨，使奸商无隙可乘！

稳定全国物价的工作，由陈云同志亲自指挥，各个省市的党委、政府， 特别是财经系统干部都直接参与，全力以赴，紧张工作。这次斗争千 1949

年 12 月初取得重大胜利。1950 年 3 月开始实行全国统一财政经济的决定时， 财政赤字减少，货币发行减少，物价日趋稳定，4 月份物价即有所下降。各个省市主管经济的同志认为：在大规模战争刚刚结束而经济尚未恢复的情况下，短短的几个月，能够把形势险恶的市场物价稳定下来，真是一个奇迹。毛主席当时对稳定物价的胜利，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第四件，统一全国财政收支，尽可能改变政府财政支出依靠货币发行的状况，以制止通货膨胀。

1950 年初，财政尚处于统一的前夕，财政收支仍然很困难。军政公教人

员经过统一整编，压缩 50 多万人，实有 900 万人，军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75％左右，支出的大部分仍由中央增发货币解决。当时的公粮和税收，大多尚由大区、省、县三级政府掌管着，中央财政收少支多极不平衡，财政收支之间又严重脱节。此种情况如果继续存在， 1950 年的财政赤字不但不能解决，还将继续扩大，势必继续增大货币发行，对全国经济的恢复非常不利。当时，除西藏外，大陆已全部解放，任何金融物价的波动，已不可能限于一地，一地波动，势必影响全国，给全国人民带来困难。所以，必须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财政收支，由中央统一掌握，才能真正稳定全国的市场物价。

1950 年 2 月，陈云同志主持召开了 7 个大区参加的全国财经会议，集中讨论全国财政进一步统一的问题。陈云同志指出：1949 年各路野战军英勇作战，在几个月之内，江南、西北、西南（除西藏外）各个省市都解放了，由于形势所迫，中央必须首先统一支出，保证军事开支；而财政收入未能统一到中央，给中央财政造成了极大困难。摆在面前的问题是：继续停留在这个阶段上，还是要前进一步？

全国财经会议讨论的结果是：要前进，不能停在现阶段上。这同党中央的号召和政务院的决定完全一致，即财政工作要从分散经营前进到统一管理，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精神，陈云同志代政务院起草了统一财经工作的决定，并经第 22 次政务院会议通过，颁发实行。决定明确了全国统一财政收支， 重点在财政收入，即公粮、税收及库存物资的全部，公营企业的利润和折旧的一部分，统归国库。没有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的支付命令，任何部门不得动支。所有库存物资，由中财委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以减少财政支出。指定人民银行代理国库，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一律存入银行，不得存入私人行庄。支出方面：军队的供给统一于解放军的后勤部，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则按规定的编制和供给标准供给。各部队、各机关必须核实现有人员、马匹数目，消灭虚报数字，不经批准，一律不准自行添招人员，建国之始，财政困难，一切可节省和应缓办者，统统节省和缓办，反对百废俱兴， 集中财力用于军事上消灭残敌和经济上的重点恢复。

全国财政实行统一管理之后，地方上仍然有一定的财力和财权。在财政收入上，公粮附加和地方税收，仍归地方支配。国家工厂的一部分划归地方

管理。此外，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可先行一步，以便更好地支援全国。中央政府决定，东北地区在财政上暂时采取抽调物资支援全国的办法，东北币继续在东北地区流通使用。后来东北币一直使用到 1951 年 4 月 1 日，由于币制的不统一，已影响关内、关外经济的发展，随即改为统一使用人民币。

全国财政统一是各级政府盼望已久的事，在政务院决定颁发后，很快就见到成效。陈云同志在 1950 年 4 月 13 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7 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公粮大部分已入库，税收正在逐步增加，军政公教人员经过清理，未超过概算所列数字。由于西南地区解放，财政收入比原预算有所增加，财政上的赤字比概算缩小 2/5，全年计算收支接近平衡。如税收和公债按计划完成，公粮和工业产品按计划脱售，使货币回笼，则财政支出所需增发的钞票，即可减少到极小限度。

统一财经工作的决定，使我国第一次实现了三个统一：即全国财政收支管理的统一，全国物资管理的统一，全国现金管理的统一，改变了过去解放区财政长期分散管理的局面，使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到 1950 年 3 月，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条件下，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实现了全国财政收支的统一管理并做到财政收支接近平衡， 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一件事。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果，首先是因为党中央对全国统一行政领导有明确的方针政策，全国军政、经济、公教备界的协同一致， 也应当承认，当时由陈云同志主管全国的财经工作，在争取尽快地实现全国的财经统一方面，确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陈云同志在西北、东北解放区多年主管财经工作，对农村和城市的经济情况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在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积累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经验。陈云同志开始主持中财委工作时，正处于财政严重困难时期。陈云同志从大局、全局出发，不失时机的提出了重大决策，使分散管理的财政收支走向统一管理，扭转了处于困境的财政局面，支援了解放战争，为全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这是建国之初我国经济战线取得的第一个巨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