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粮食工作

杨少桥赵发生周康民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云同志曾长期主管全国财经工作。他对粮食问题十分关注，有过一系列重要指示，发表了许多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意见。我们长期从事粮食工作，曾亲聆陈云同志的教诲，受益良多。我们认为，陈云同志对粮食工作的指导思想，紧密联系中国的国情和粮情，富有创造性，对做好我国的粮食工作，基本解决 11 亿人民的温饱问题，起到了不可抹煞的巨大历史作用。

“粮食定，天下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面临的是严峻的经济形势，其中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粮食。由于长期遭受战争的破坏，粮食生产急剧下降， 1949 年的

产量大大低于抗日战争前 1936 年的水平，粮食需要量则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而逐年增长。粮食流通领域是多种经济成份井存，自由贸易，国家掌握的商品量仅占粮食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几，而且还在逐年下降。加之海口被封锁，一些原来靠吃进口粮食的大城市也全部需要由国内供应，国家粮食购少销多，粮食的产需矛盾特别是商品粮供求的矛盾十分尖锐，从1949 年 4 月到 1950 年 2 月，市场上曾出现过 4 次物价波动，主要都是因为粮价带动其他物价上涨，使整个市场处于不断的激烈动荡之中。为了尽快扭转这种局面，安定全国人民的生活和保证工农业的正常生产，陈云同志根据党中央确定的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方针，亲自组织和指挥调运工作，选择适当时机，采取全国统一行动抛售粮食等主要物资的办法，打击了投机倒把，稳定了市场，抑制了物价的上升。

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是结束中国市场物价长期波动局面的重要措施。这个方针是中共中央 1949 年确定的，陈云同志在 1949 年 12 月指出：“我们的政策应该是集中统一，越是力量不足，越要集中使用，集中与统一是有困难的，但这困难比不统一造成的物价大波动的损失要少得多”。尔后，陈云同志代政务院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于 1950 年 3 月由政务院公布。同时，为了统一全党思想，陈云同志为《人民日报》写了

《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社论，并召开了几次全国性的财经会议。陈云同志在 1950 年 11 月会议总结时说，“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为了把市场维持好，必须密’切注意粮食的供应”，充分说明了粮食对稳定市场的重要性。当时的财经统一，其中也包括公粮的统一，对国家掌握粮源，统一调拨起了很大作用。统一财经，稳定物价，是解放初期经济战线上的第一次大战役。这次战役的胜利，使全国财政收支很快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迅速稳定下来。旧中国给全国人民带来极大危害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历史宣告结束。

在以后的岁月里，特别是在关键时刻，陈云同志始终把粮食工作作为全局性的问题来抓。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由于工作失误，出现了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形势严峻，市场紧张。陈云同志在 1959

年 4 月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写的信中说：“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现在仍然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资，一定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为了缓和粮食和市场的紧张状态，陈云同志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和办法。他认为“解决国内供应问题的次序，是先吃后穿。吃的方面，先粮食后副食品。”针对当时城市缺少肉类和蛋品供应的情况，

陈云同志提出给高空、高温、井下作业的工人和部分干部每人每月供应几斤大豆，用大豆来补充营养。他还提倡要省吃俭用，控制销量，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进口粮食等办法。这些措施对顺利度过三年困难时期，保证市场稳定起了很大作用。

近年来，陈云同志仍然十分关心粮食问题。1985 年 9 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同志还提醒大家说：“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进一步阐述了粮食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大措施

1953 年，我国经济恢复胜利结束，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当时面临着的一大问题，就是粮食问题。由于经济建设的发展，商品粮的需求量急剧增加。1953 年城市人口为 7826 万人，比 1949 年增加 2061 万人。同时，随着经济作物区的扩大，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和其他缺粮农民需要国家供应的粮食也增多，国家承担的粮食供应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粮食产量 1952

年虽然比 1949 年增加 44.8％，但按全国总人口平均还只有 571 斤，是低水

平。同时，由于农民生活的提高，粮食消费增多，据计算， 1952 年比 1949

年每人增加 74 斤。有些农民为了防备灾荒，把余粮储备起来；有的则囤积惜售，待价而沽。因此，国家需要的商品粮不仅没有随着粮食增产而增加，反而在下降。粮食上市量及征收公粮占总产量的比重，1951 年为 28.2％，1952 年降为 25.7％。商品粮供求的矛盾又尖锐起来。当时，粮食自由市场还存在，社会上一些粮食投机商

兴风作浪，抢购粮食，囤积投机，使粮食供求矛盾更加尖锐。国家收购计划不能完成，销售计划大大突破，从 1952 年下半年起，全国许多地方出现

抢购粮食的现象，到 1953 年上半年继续发展，情况日趋紧张。

在这紧要关头，陈云同志受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委托，进行周密研究，提出对策，并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在 1953 年 10 月的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同志指出：粮食波动就要影响物价，就要全面涨价。“粮食的情况是严重的，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解决。”并且详尽地报告了当时全国粮食基本情况及解决粮食问题可供选择的方案。经过与会代表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这一重大决策，由陈云同志向党中央报告后，立即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的支持和赞许。然后，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于 1953 年 10 月 16 日发出。其主要内容是：（一）对农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的政策；（二）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人民实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的政策；（三）实行由国家控制粮食市场，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的政策；（四）实行在中央统一管理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管理政策；并于 12 月初开始实施。

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这是粮食流通领域里的一项重大变革。这项改革是由陈云同志亲自提议和领导的，是继全国财经统一后的又一次大战役，人们称之为第二次大战役。这次战役的胜利，使国家在粮食流通领域里掌握了领导权，通过合理分配，保证国民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稳定了大局。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1949 年我们取得革命胜利以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医治了战争创伤，使经济状况很快得

到根本好转；但财力、物力、科技各方面仍很单薄，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并对我国实行封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一个有利于建设的环境。我们不但不能进口粮食来弥补国内的不足，而且必须挤出一些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用于出口苏联等国家，以换回建设用的设备和技术；还要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使人民生活安定，人心安定，社会稳定。如果听任粮食自由市场存在，听任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兴风作浪，投机倒把，市场波动，物价大涨，就会出现人心不稳定，社会动荡的局面，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同时，根据当时的情况，全国每人平均粮食产量为 500 多斤，只要分配合理，调度得当，也

是可以做到既保证基本需要，又能有些结余的。事实也是这样。从 1953 年实

行统购统锹到 1957 年的 5 年中，国家粮食收支结余 450 多亿斤；l957 年的粮食产量比实行统购统销前的 1952 年增长了 19％；人民的口粮和农、工、商各业用粮基本得到保证；市场稳定，人心安定，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胜利完成。这充分证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决策是正确的，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陈云同志主持制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从中国的国情、粮情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主要是：（一）我们的粮食统购，是在种粮农民留足口粮、种子、饲料之后的余粮，而且只统购余粮的 80—90％，粮农还有一定的余粮可以自由处理；（二）我们统销的范围，不仅是城市、工矿区的所有居民口粮和工、商行业用粮，而且还包括农村的经济作物区、渔盐林牧区、贫困地区和灾区的缺粮农民，约一亿人口。这就是说，统销保证了城乡缺粮人民和各行业用粮的供应；（三）我们的统销，是足量的。城市居民的口粮，是按照其劳动差别、年龄大小和不同地区的消费习惯确定的，是可以吃饱，并合乎营养需要的；（四）当时的粮食统购统销价格，是大体按市场价格确定的，是基本体现等价交换原则的；（五）由于粮食统购统销涉及全国人民利益，在当时几亿人口中搞粮食分配是史无前例的，是艰巨而复杂的。因此，我们不仅规定了明确的政策和必要的制度，而且强调各级党委亲自领导，各部门密切配合，发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因而统购统销进行比较顺利，收到明显效果。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

陈云同志说过，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两者必须兼顾。这就为我们处理吃饭和建设的关系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方针。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正确估计我们的粮食形势，关系到确定国家建设规模、建设速度、投资重点等一系列问题。1957 年陈云同志就精辟地指出：经济建设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是不稳固的。当时我国已有 6.4 亿人口，农业生产又不稳定，粮食商品率低，要搞建设，首先必须解决粮食特别是商品粮食、棉花的来源问题。农民有饭吃，并且能为城市提供商品粮和棉花等农产品，解决城市人民吃饭和工业原料问题，才能进行各项建设事业。经济建设的规模，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商品粮，有多少商品粮办多少事。如果违反这个规律，就要受到惩罚，被迫重新进行调整。 50 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就是建立在 1958 年生产 7000 亿斤粮食、7000 万担棉花的错误估计上的。当时以为粮食过了关，可以大办工业，所以大量招收职工，大大超过了农业负担的可能，导致了 60 年代初期国民经

济的大调整。陈云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 1981 年的一次讲话中指

出：“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只顾吃饭，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还有余力进行建设。因此，饭不能吃得大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必须做到一能吃饭、二能建设。”

城市人口的增加不能超过农业负担的可能。1956 年陈云同志就讲过：“搞建设，增加就业，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就要多吃、多穿、多用，社会购买力就要提高，商品供应就会紧张。”因此，对城市人口的增长一定要十分谨慎。60 年代初，陈云同志分析了 1953、1954、1956、1961 年曾出现过的 4 次粮食供应紧张，其中有 3 次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造成的。他指出： “城市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当时商品粮食负担的可能。”“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这已经有了几次教训”。为了解决当时城市人口膨胀、农业严重减产、粮食调拨供应非常紧张，有些城市粮食库存只够销几天的严重情况，陈云同志认为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一条“是必不可少的”。后来，中共中央制订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销量的九条办法》，动员了 2000 万城市人口下乡，同时采取其他措施，粮食形势才逐步好转。

正确处理吃饭和建设兼顾的关系，必须搞好综合平衡，稳步前进，这是陈云同志一贯主张的。所谓综合平衡，就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努力实现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平衡。由于我国的经济落后，所以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紧张的平衡。”而且应该按“短线”搞平衡，即“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粮食是短缺物资，又是国民经济建设的主要物资，因此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一定要十分重视粮食的平衡，而且要根据分配留有余地的原则来搞好平衡，做到国家粮食收支平衡或略有结余，这是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方

面。

自力更生为主，国际贸易为辅

早在 1944 年 12 月，陈云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二届二次会议上就提到了党中央和西北局确定的边区财经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自力更生”四个大字。建国以来，我们在粮食问题上始终坚持这个方针。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适当进口一些粮食是必要的，其中也包括品种调剂，但立足点必须是自力更生。这就要增产与节约并重。陈云同志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在困难时尤其如此。1962 年陈云同志在克服当时财经困难的若干办法中提出，要“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这一条是根本大计”。1981 年陈云同志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针对有些地方调整农业结构，粮田面积有所下降的情况，指出“粮食种植面积不能再缩小了，再缩小不得了，没饭吃就是了”。他的这些指示，对于保证一定的粮田面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还要注意节约消费。一是控制人口的增长，一是不能超前消费。50 年代陈云同志就指出：“中国人多，必须提倡节制生育。这是有关经济建设的大问题。现在粮食、布匹、学校等紧张，都与人口多而且增长快有关系。节制生育措施，要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见效。中央和各省市都要成立专门委员会，来抓这件事情。”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当时未能抓下去。直到 70 年代，全国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并且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

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来抓，情况才有了改变。

粮食消费应坚持省吃俭用，消费水平的提高要同生产的发展相适应。50 年代，陈云同志就讲过：“我国粮食如果节约使用，还可以够吃够用，敞开来吃，吃和用就不够。实质上，这是节约使用同敞开来吃的矛盾。”“必须省吃俭用，控制销量，抓住这一头，十分重要。”在陈云同志的指示下，50 年代和 60 年代节约粮食工作抓得紧，宣传工作搞得好，如 1961 年粮食部曾组织宣传报导，并由部、省两级粮食部门制做宣传节约粮食的招贴画，当时连小小的火柴盒上也贴上了节约粮食的宣传画，“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逐步形成社会风气。

坚持自力更生，并不是不要国际贸易，也不是只能出口，不能进口。50 年代，我们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每年都出口一部分粮食，1953—1959 年共出口粮食 353 亿斤，用以换回建设需要的物资。1960 年开始，我们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粮食产量由 1957 年的 3900 亿斤降为 2870 忆斤，人均产量由

603 斤降为 435 斤；农民生活困难，国家库存下降到最低点。粮食调拨供应十分紧急，有些地方出现脱销。在这紧要关头，为了缓和城乡关系，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保证城市必不可少的供应，经过再三研究，陈云同志提议进口粮食，并且找粮食部党组负责同志谈了这个问题，粮食部党组经过讨论赞同陈云同志的意见，并向中央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中央采纳了这一意见，决定从 1961 年起进口粮食。这项决定，不仅弥补了当时的粮食缺口，保证了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稳定了市场，而且对于农业迅速恢复和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对待进口粮问题上，当时党内的思想是不一致的。1962 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在分组开会时，有一个发言，提出不要进口粮食，从国内解决。这个发言登了内部简报。陈云同志看后提出，粮食部应有人发言，讲明进口粮食在当时的必要性。经研究，由杨少桥同志在财贸口小组会上作了必须进口粮食的发言，从粮食产、购、销、调、存及国民经济的有关方面，说明必须进口一部分粮食，弥补当时国内粮食的不足，并登了简报，发到七千人大会各组，以统一认识。

陈云同志认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利用国际贸易对我有利的情况，以出养进，调剂余缺，调剂品种，使国家掌握较多的粮源，缓和国内的粮食矛盾，是十分必要的。1961 年在国内粮食特别紧张的时候，陈云同志讲过： “我们这个国家，在粮食问题的立脚点，当然要摆在自给上面。但不排除进口，要把那些有出口市场的东西部集结起来，换粮食进来，我们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进口粮食，就要下定决心拿出东西来出口”。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当时决定进口 100 亿斤粮食，同国内产量比，是微乎其微，但对缺粮的城市和地区来说，解决了大问题。陈云同志还计算过当时进口粮食比进口棉花合算，主张国家多进口一些粮食，这样，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做到粮食与经济作物双增产，也缓和了供需矛盾，稳定了市场，对整个国民经济建设有利。在陈云同志这些观点的指导下，我们积极开展了国际粮食贸易。70 年代初，我们利用国际市场上大米和名贵杂豆价格比较高，小麦、玉米价格比较低的情况，采用以出换进的办法，掌握了较多的进口粮源，既弥补了国内粮食不足，也给国家增加了外汇收入。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是毛主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陈云

同志在粮食分配工作中的一贯主张。我国粮食人均产量很低，产需矛盾和供求矛盾比较突出，只有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才能保证社会各方面对粮食的正常需要。

陈云同志认为，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同农民，国家同消费者，国家同商人，中央跟地方和地方跟地方的关系，其中最难处理的又是第一种。处理好了第一种关系，天下事就好办了。对于如何妥善地处理这四个方面的关系，不仅体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中，而且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保证正常收购，实行少销，以丰补歉。1956 年农业基本实现合作化以后，农村粮食的购销单位由个体农户转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产销发生了新的变化，有的社要求多产多留，有的社要求增加供应，再加上有个别省区灾情比较大，因此，有许多省区要求少购多销。陈云同志针对当时的思想状况，在 1957 年全国粮食工作会议总结时提出的方针是：保证正常收购和实行少销，以便以丰补歉。他认为“我们不提多购少销，因为容易发生错觉，以为收购越多越好，所以只能提保证正常收购和实行少销”。“几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灾年和丰年相比，粮食收购只差二、三十亿斤，而在销售上则悬殊很大。”“文章主要地要做在少销上”。“增产了，就要适当地多购一些，这是以丰补歉所必需的。如果增产不增购，歉收年份和歉收地区就肯定过不去。增购的数量，一般不得少于增产数量的百分之四十，⋯⋯丰收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多留一点，农民也应该多吃一点，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执行陈云同志制定的正确方针，1957 年度在粮食丰收的基础上，粮食征购增加了 28 亿斤，而销售减少了 48 亿斤，合理地满足了社会各方面对粮食的需要，国家还增加了库存。

（二）提倡储备粮食。陈云同志十分重视储备粮食，包括国家储备和社会储备，即农村生产队和农户为备荒储备的粮食， 1951 年 5 月陈云同志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为了应付水旱灾害，要注意储备粮食。”“我们手里有一百亿斤粮食，就可以应付局面。”同时还号召“丰年积谷”，要靠老百姓储备粮食，“每个农民积十斤就是四十亿斤，积十五斤就是六十亿斤”。在陈云同志的倡导下，从 1955 年度起，国家就拨给了储备基金，建立了储备粮和储备库，由原来的粮食部直接管理，动用要经国务院批准。经过 60 年代初期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们对储备粮食的意义认识更

加深刻。从粮食情况逐步好转的 1964 年度起，决定把国家储备粮列入年度中央粮食收支计划，粮食部也重新制订了《国家储备粮管理暂行规定》，加强了国家储备粮的积累和管理。1979 年，陈云同志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讲到要注意粮食和粮食储备：“我说过，粮食周转库存降到三百六十亿斤，就要发警报。”“一方面地方不要靠中央，一方面中央手里还要抓一点粮食。”建立粮食储备，可以应付严重灾害和紧急需要，对稳定市场，稳定经济，保证建设顺利进行有很大作用。

（三）计划管理与适当搞活。陈云同志十分注意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他认为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同志在 1956 年 9 月曾经提出： “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在粮食这样重要的物资方面，也有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即使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期，在粮食市场

上还是可以进行少量的余缺调剂。虽然 60 年代曾一度关闭了粮食市场，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了开放搞活的方针，粮食集市贸易又恢复了，规模和成交数量也扩大了。

陈云同志认为，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计划的倾向。他形象地比喻说：就象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不能离开计划的指导。我们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妥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但一定要摆正这两者的关系。

科学论证，实事求是

坚持实事求是，是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正确制定政策的基础。

（一）注意科学论证，陈云同志提出了“全面、比较、反复”六个字。他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也要设想出儿个反对意见，进行比较，反复研究，力求全面、周到，把事情办好。1953 年陈云同志主持制定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之前，就进行调查研究，经过周密、细致的考虑，对粮食的收购和销售曾设想了 8 种方案，即又征又配（给）、只配（给）不征、只征不配（给）、原封不动、临渴掘井、动员认购、合同预购、各行其是等 8 种办法。这 8 种方案经过全面比较和反复研究，并广泛征求意见后，最后才采取了第一种又征又配（给）的办法，即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1955 年为了制定市镇居民粮食以人分等定量的供应办法，保证粮食定量符合人体的正常需要，又堵塞 1953 年实行的凭证不定量造成粮食浪费的漏洞，粮食部起草了市镇居民以人分等定量办法，并召开了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征求意见，上报国务院。陈云同志征求了专家和营养学家的意见，参照许多典型的调查资料，经过慎重研究后，才于 1955 年 8 月由国务院发布实施，得到群众的拥护。

（二）实事求是。陈云同志提出了三句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主张用 90％的时间搞调查研究， 10％的时间决定政策。1954 年，即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二个年度，由于这一年闹了水灾，同时由于我们工作上的一些失误，国家在非灾区购粮多了一些，使农村粮食形势趋于不稳定，结果在 1955 年出现了“家家谈粮食，户户谈统购”的情况，有的甚至提出了要停止执行统购统销的意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时曾派出工作组深入调查，发现问题在于核定农民的粮食余缺，是在粮食收获后进行的；农民从播种到收获的这段时间内，余粮户对自己该向国家交售多少粮食，缺粮户对自己能向国家买到多少粮食，心中无数，再加上不缺粮的农民和缺粮农民一道要求国家供应粮食，造成虚假供应，使粮食销量出现了不正常的上升。经过调查研究， 1955 年 3 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办法。要求各地政府在播种前按每户的常年计划产量计算出统购统销的数量，向农民宣布，使农民做到事先心中有数。同年 7 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陈云同志作了要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的发言。他指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必须坚持，停止统购统销的主张是错误的。”“同时逐步地改进工作，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和农民成立协定，以便进一步地巩固和加强工农联盟。”陈云同志对农村实行的统购统销和“三

定”政策，作了进一步的肯定和阐述。事实证明，这一政策的实行，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提高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同时也确保了国家的粮食收入，更能满足各方面对粮食的合理需要。60 年代初的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安徽省在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有人认为这是分田单干。陈云同志提出先不要做结论，由粮食部派一位副部长去安徽调查后再说。当时粮食部是派周康民同志去的。调查结果，认为他们有五个统一，即统一安排粮食生产计划，统一大农活，统一管水用水，统一打场，统一分配（包产数字以内的），不是单干，是克服困难的办法。这份调查报告，以“简讯”形式上报中央。

（三）要随时总结经验。陈云同志十分强调要总结经验，特别是在情况没有弄清以前，要谨慎从事，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通俗他讲，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对于这一点我们感受很深。在建国以来粮食工作的重大决策及其实施过程中，陈云同志要我们注意加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使之更加符合实际情况。60 年代初期为了解决“大跃进”期间由于粮食高估产、高征购造成的购后又销的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少购少销的办法。为了进一步贯彻这一方针，粮食部派出了几个工作组下乡调查研究，并且于 1963 年 10 月发出了“有步骤地适当地改变国家对同一生产队又购又销的现象”的通知。通知分析了造成又购又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客观需要，例如国家需要的季节性调剂或品种调剂；有些是属于政策问题和工作问题，情况复杂，牵连的问题很多。为此要求各地要“摸着石头过河”，先指定几个县进行试点，逐步前进，不要一哄而起。各地根据粮食部的通知精神，在认真调查摸底和总结试点经验以后，解决了同一个粮食年度内同一个生产队又购又销的问题。1965 年度国家供应农村缺粮人口的口粮比 1962 年的供应数下降4.6％，这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是有利的。

（四）不要急于求成。陈云同志一贯反对不顾现实条件，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看似快，实是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为此，在经济建设上，在核定发展计划指标时一定要既积极，又稳妥，不要急躁冒进。在粮食工作上也是如此。1958 年“大跃进”开始后，在粮食生产上出现了高估产、浮夸风的现象，当时上报的粮食产量比后来的落实数超过了近一倍，许多人误认为粮食已经过关。在粮食分配上大搞平均主义，提出了“粮食由我管，吃饭由我包”的错误口号，大办公共食堂，取消了口粮定量，浪费粮食的情况十分严重。1959 年又确定了超过现实可能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对此，陈云同志是有意见的，并且在 1959 年 1 月上旬提出，四大指标是难以实现的。但是，陈云同志的这些正确意见，并没有被接受，由于粮食生产上的高指标，导致了粮食高征购的错误。高征购的后果是农村粮食占有量大幅度减少，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并且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1961 年不得不进行调整。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应当深刻记取。

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粮食工作上提出了许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观点，解决了中闽粮食工作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使粮食工作得以顺利发展。我们粮食工作者要认真学习和领会，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粮食工作做得更好，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