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关心农业主产的几件事王耕今

一确定发展农业的正确方针

陈云同志在领导中财委工作期间，对全国的经济工作都做过统盘考虑， 在统一财政、调整工商业、控制物价等方面都做了精心的部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对农业的发展也极为重视，认为“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他除具体抓了粮食收购、救灾、调运工作外，还通过增加水利建设投资，制定粮棉合理的比价等措施，促进粮棉等农产品的恢复和发展。1952 年与 1949

年相比，粮食从 2264 亿斤增加到 3278 亿斤，棉花从 889 万担增长到 2607

万担，仅 3 年时间不仅恢复而且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最高年水平。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粮食供应仍然是紧张的，如何保证粮食增产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稳定的需求，是当时急需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陈云同志为了探索农业发展的方针，对我国农业生产情况做过详细的了解。他同农林各部的负责同志以及地方的有关人员作过多次座谈，并亲自参观农场，对农场的生产和投入、产出的情况询问得很详细。与此同时，他借阅了很多中外专家论述农业发展的重要著作，有些大本书是中财委农业计划处经手从中国农科院图书馆或北京图书馆借来的。据我记忆，他先后共研读 60 本。而后， 他经过分析，认为中外专家对发展农业方针的论点有以下几种：一是“扩大耕地面积”。美国就是主要靠扩大耕地面积，发展他们的农业的，但是在中国行不通。因为我国可垦耕地不多，毁林、毁草和围湖造田都可能造成不良后果，且需要投资，我们的经济力量还难以转到这方面来，不能以扩大耕地面积作为我国发展农业的方针。二是“肉食论”。发展畜牧业（饲养业）增加人民肉食，是欧美一些国家发展农业的道路。有些国家畜牧业在整个农业生产中占的比重很大，美国、加拿大等国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 50％以上， 丹麦、挪威的畜牧业占 80—90％。他们的人民吃肉蛋和奶很多，吃粮很少。我们能不能象他们那样，多吃肉、少吃粮呢？我们办不到。肉是饲料换来的， 饲料中粮食占主要成份，要多吃肉就须消耗更多的粮食。美、加都是粮食出口国，有粮食发展畜牧业。我们首先须解决吃饭的问题，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提倡发展畜牧业，主要是为农业生产服务（役用、积肥），只能随着粮食生产的发展逐步增加人民吃肉的数量，在我国提出“肉食论”作为目前发展农业的方针是行不通的。三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我国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正确方针，也是唯一可行的方针。目前我国农业单位面积产量还很低，潜力很大，劳动力多，沤制农家肥，兴修水利， 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改粗放耕作为集约耕作，国家在投资方面予以扶持，技术上、组织上予以帮助和指导，单位面积产量可以不断地得到提高。事实证明，陈云同志提出的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攻方向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完全正确的方针。以粮食、棉花的每播种亩的单位产量发展为例：

建国 30 多年来，粮食亩产增长 3.56 倍，棉花增长 10 倍以上。粮食已经

有的超过亩产 2000 斤，棉花也有亩产皮棉 300 斤的纪录。但从全国看，粮食还有 2/3 左右的中、低产田，今后提高单产的潜力仍然很大。恩格斯指出： “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提高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应是我国发展农业的长期方针。

二为我国橡胶生产奠定基础

1950 年越南还没有解放，苏联领导人给毛泽东主席发电报说：现在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能生产橡胶，要求中国开辟橡胶园， 生产橡胶，苏联愿从物资和专家方面予以支援。党中央责成陈云同志负责筹建橡胶园的工作。中国经过长期战乱，橡胶生产的情况很少有人了解，曾经有过的胶园久已荒废，胶树零星分散。在这种情况下，要建设橡胶生产的基地，首先是摸清我国亚热带哪些地方有胶树，生长的情况怎样。陈云同志为此曾找农垦部和广东、云南、广西、福建等省的同志详细询问了各地区橡胶树生长的地点、树高、胸高围径，过去是否出过胶，以及湿度、雨量、土壤等情况。然后确定在广东的海南、湛江，云南的西双版纳、广西的龙州，福建的漳州等地区进行试种。同时和一些专家研究了银色胶菊能否生产橡胶的可行性。研究结果认为，银色橡胶菊可以产胶，但生产技术要求高，成本大， 在经济上不合算。在所确定的地区建园试种后，结果漳州、龙州和湛江种植胶树均不理想，因而把发展橡胶的工作转移到海南，以海南为主，同时在西双版纳建国生产。调到海南约两个师劳动力和部分技术人员，由林垦部副部长惠中权和热带作物局长何康同志负责组织橡胶园建设工作。当时苏联派来了 50 多位土壤和植物学方面的专家，但他们都没见过胶树。在橡胶园建设中，我国曾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经营过胶园的华侨，在技术方面贡献较大。1952 年末，橡胶的发展工作改由农垦部管理。现在海南和西双版纳已发展了几百万亩胶园，年产橡胶 20 多万吨。此外，还开辟了剑麻、香茅草、油棕、白胡椒、咖啡等热带作物的生产，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这些生产的基础部是在陈云同志指示下奠定的。

三权衡粮、棉为轻重缓急

1952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从 1949 年的 2264 亿斤增加到 3337 亿斤，棉花从 8s9 万担增长到 2607 万担，恢复并超过了战前最高年产量水平。当时我国人口为 57482 万人，人均占有的粮食只有 570 斤。除去种籽、饲料和公粮，

口粮的水平还很低；棉花人均只有 4.5 斤。粮、棉的供应都是短缺的、紧张的。解放初为了恢复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纺织工业，曾提出过“爱国发家， 多种棉花”的口号，并规定了有利于发展棉花的粮棉比价，调动了农民种棉的积极性，三年的时间棉花增加了 1.9 倍，年递增 42.7％，这样的高速度是很少见的。粮食增加了 47％，年递增 13.8％，也是高速度的发展，但没有棉花发展得快。1953 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也是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开始，粮食需求量会有较大的增加。人均占有 570 斤的低水平难以长期维持， 更无力支持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但是，按当时的棉粮比价，种棉比种粮的收益高，农民种棉的积极性高。因此在 1951 年农业部召开农业工作会议时，各种棉省的农业厅长一致要求，多种棉花，扩大棉田面积。中财委及农业部的负责同志，传达了中央关于稳定棉花生产，集中力量增产粮食的指示后，有

关省的厅长们还是认为发展棉花生产，农民可以增加收入，国家也可增加积累。1952 年粮食面积有 18.6 亿亩，占总播种面积的 87.8％；棉花只有 8370 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 3.9％，所占比重很小，觉得多种点棉花，不会影响粮食的增长。厅长们都会算帐，别人都说服不了他们。陈云同志听了农业部的汇报之后，召集了种棉省的几位厅长谈话。陈云同志说：现在我国的粮食和棉花都是短缺的，供给人民的吃饭和穿衣都很紧张。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紧张的情况将更突出。我们的生产力还很低，吃、穿两项还不能同时兼顾，只能先顾一头，先解决吃饭的问题。历史上闹乱子都是因为没饭吃、饿死人而闹起来的，从来没有因为没衣穿而死人引起乱于的。目前帝国主义还封锁我们，粮食不能靠进口，我们自己多生产一些粮食，就会减少我们前进路上的一些困难。我国的耕地不多，多种棉花必然减少粮田、减少粮食，那是危险的。陈云同志要大家认清国家经济发展总的情况，照顾大局， 把增产粮食摆在农业生产中的第一位，棉田面积不能增加，要适当压一点， 保证粮田面积，增加粮食生产。至于说种棉收益多，中央对此也很清楚，必要时在价格上还可以作些调整。

种棉省的几位厅长在见陈云同志之前，都以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向陈云同志汇报，满有信心地说服陈云同志允许他们多种棉花，但是听了陈云同志不长的讲话，都心悦诚服地答应回去做好工作，减少棉田，保证粮食的增产。

1953 年贯彻了陈云同志讲话的精神，棉田比 1952 年减少了 600 万亩，

棉花减少了 248 万担；粮田播种面积增加了 4168.5 万亩，增产粮食 59 亿斤。后来粮、棉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由于工业建设和城市人口增加很快，粮食供应到 60 年代初已发生过四次紧张。在当时农业生产力还很低，而且还难以大量进口的条件下，只能减少经济作物保证粮食的增长。从合理安排茬口和经济增加积累上说，会有不小的损失，但权衡轻重只好先抓粮食，保证粮食供应，以稳定社会秩序，使整个国民经济顺利地发展。

四 1960 年秋视察黄淮海地区

1960 年秋预计，当年全国粮食产量剧减，将从 1958 年的 4000 亿斤减为

2870 亿斤，人均占有粮食将从 612 斤降为 430 斤，还低于 1952 年 570 斤的水平。陈云同志对粮食情况深感忧虑，特别对灾情严重的黄淮海地区尤为关注。9 月间曾去天津、河北视察，10 月间又视察河南、安徽和江苏，我也跟随前往。所到省市，陈云同志同书记、省长，都作了详细的交谈，对粮食减产情况了解得十分深入，对粮食减产的严重性作了重要阐述，并对各省市的负责同志提出了农田水利建设和小化肥厂（800 吨的）建设问题。陈云同志对当时小化肥厂的建设情况、以及已建的南京、上海、芜湖等地的建厂过程， 用的哪个厂生产的设备和零件，是否好用，大化工厂如何帮助小化肥厂的建设，都谈的很具体详尽。在河南视察了洛阳和洛阳拖拉机厂，三门峡水库工地，然后经开封去安徽合肥。陈云同志还派周太和（陈云同志的秘书）和我去阜阳地区了解农村情况，而后去南京，了解江都提水工程以及扬州里下河地区的灾情，我们向陈云同志作了汇报。当时农村的情况是很困难的，周太和和我想在农村吃顿早饭，找了几个村，都说负责人不在，最后在一个村才找到了几块白薯和一点青菜，吃了一餐早饭，这还是比较好的村招待北京来客的好饭哩。至于农民的生活真象，我们没有了解清楚。很显然这些地方粮食生产的情况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生产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得多，但他们报的情况仍有不少的虚夸。

陈云同志视察黄淮海地区先后一月有余，我跟随视察共 20 多天。一路上陈云同志对地方同志和我们一再强调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和减产的严重影响，他指示要注意水利建设和小化肥厂的建设，这是保证粮食增产的重要措施。 10 月末陈云同志和周太和同志去了上海，我回到北京，把跟随视察的情

况和陈云同志的指示向国家计委党组写了报告，李富春同志阅后批示：“按陈云同志指示办”。1961 年计划中就列了治理里下河的水利项目，解决了里下河的排水问题。治理海河、黄河及淮河的工程也陆续进行。

陈云同志回京后，看了我写给国家计委党组的报告，没有说什么。周太和同志对我说，我的报告没有写小化肥厂的建设，陈云同志可能对此不很满意，我感到，这确是一个失误，但报告己送上去，我也只好引咎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