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按照国情制定发展农业的方针和政策

早在“一五”计划期间，陈云同志根据对我国国情的分析，并研究了外国发展农业的经验，提出发展我国农业的方针，主要应是依靠提高耕地单位面积产量，依靠合作化。

（一）主要依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走化学化、水利化之路。

陈云同志认为根据我国人多耕地少的国情，应该主要走提高单产，搞化学化、水利化之路。他说：“在农业生产方面，中国不是苏联、美国型的国家。苏联和美国地多人少。中国是地少人多，除去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以外，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只占有全国百分之四十的土地。日本、联邦德国这些国家，也是地少人多。苏联、美国农业增产主要是靠扩大耕地面积，而日本、联邦德国基本是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从化肥的施用量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今后，我国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在于增加化肥，养猪积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不在开荒。”而达到提高单产的主要手段是实行化学化和水利化。陈云同志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增产的办法，过去已在多方面进行，如养猪积肥、治水灾、开荒、改良农具、改良种子、防治病虫害等，都有了效果。⋯⋯我现在想说一下化学肥料、化学纤维、治涝、扩大灌溉面积四个问题。归纳起来，一个是化学工业，一个是水利，这两项，可以对农业增产起很大作用。”

为了说明主要依靠提高单产、走化学化、水利化之路这一方针的正确性，陈云同志列举了以下儿条根据：

“一五”计划时期，“五年内农业总产值每年要求递增百分之五。一九五七年较一九五二年要提高（农业总产值）百分之二十八。这主要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靠开荒增产的不多。”
开荒在我国具体条件下难度很大。“以开荒来说，新开垦五亿亩土地，可以收粮食八百亿到一千亿斤。但这甚至在十年内部难以做到，因为没有机器。⋯⋯还要修筑公路、铁路，建筑房屋，组织七十万劳动力移民，⋯⋯

每年所能增产的粮食也只有八十到一百亿斤。因此，五年内，开荒和建设机耕农场，实际上只能起积累经验和培养干部的作用”。后来又说：“据农垦部调查，全国可开荒地只有八亿亩，要全部开垦，很不容易。”
发展化肥比开荒有明显的优越性。“在发展化肥方面，过去以为希望不大，⋯⋯现在（1957

年）情况变了⋯⋯（成套设备）估计到一九五九年

可以大批制造，一九六○年可以开始装配，然后大量投入生产。⋯⋯发展化肥比起开荒来，既便宜，又快。”

（4 ）治涝比开荒有利。“现在国家的钱很少，治涝和开荒，先搞那一个？我认为治涝比开荒有利。可以比较一下，治涝以后每亩产粮和开荒以后的亩产差不多，大概都是一百五十斤到二百斤。但是，治涝地区人口多，易于动员人力。不治涝，每年需要救济大量粮食，是全国之累。这些地区是经济作物比较集中的地区，治涝以后，农民敢于大量施肥，经济作物可以增产。⋯⋯开荒要不要呢？我认为，不是不可以开，但应该量力而行。而且，要先开产量高、收效快的荒地，例如湖北滨湖区、广东海南岛”。

（5）和我国同属地少人多的日本、联邦德国提供了主要依靠比肥化、水利化提高单产的成功先例。一方面，“从化肥的施用量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每亩平均化肥施用量：苏联一斤，美国四斤，日本三十三斤，联邦德国二十八斤”。另一方面，“灌溉是农业增产最可靠的办法之一。在水利灌溉方面，我国不如日本，现在我国水地只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而日本占到百分之五十。如果我们把两亿亩旱地改变为水地，每亩平均增产一百五十斤，即可增产三百亿斤”。

在陈云同志提议下， 60 年代初党中央已决定把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列为工业支援农业的重要任务之一，把发展化纤工业也摆在解决农民和全国人民穿衣问题的重要位置上。

（二）主要依靠合作化。

50 年代初，陈云同志提出发展农业“主要靠合作化”。这实质上是毛泽东同志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开始提倡的开展劳动互助和组织合作社的指导思想的具体运用。陈云同志说：“应该估计到，谷物增产是缓慢的。苏联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五○年这三十八年中，单位面积产量仅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要完成农业计划是很吃力的，主要靠合作化。”

为什么说发展我国农业主要靠合作化呢责陈云同志列举了以下根据：

（1 ）合作化带来较大增产效果。“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三十。增产百分之三十，就有一千亿斤粮食”。

合作化比农民单于具有规模效益等优越性。“只有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各种增产措施才更容易见效”。
“合作化是花钱少、收效快的增产办法”。

同时，陈云同志也指出“主要靠合作化”这一方针的条件性和局限性。一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的重点，是工业和交通。这是必需的。农业投资和事业费给了八十四亿元，发展农业主要放在合作化上面。那个时候也只能这个样子”。另一方面，“农业合作化实现了，大家还是担心吃饭穿衣问题”。“要看到，合作化只是给发展农业创造了条件，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即还必须同直接发展农业生产上采取上述化学化、水利化、提高单产等根本性措施相配合。

陈云同志在 50 年代提出的有效发展我国农业的“两靠”方计，从此后

30 多年的实践来看，不仅是正确和富有预见性的，而且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提出井强调农业现代化作为战略任务以来，实践证明，根据我国人多耕地少的国情特点，农业现代化要达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商品率和经济效益诸目标中，重点应该放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实行农业现代化诸手段中，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中很

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农业机械化不能替代农业现代化，而且在步骤上，我们应走日本、西德农业现代化之路，首先重点发展化学化（发展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生产资料和发展化纤以解决农民穿衣问题）、水利化、良种化，同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支持农民群众首创精神，农业上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新体制以来，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即合作经济的优越性同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巧妙结合起来，为我国如何实现农业合作化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三）在制定农业投资，水利、粮食、经济作物、副食品等具体政策上提出了重要原则。

重视国家对农业投资及其正确运闲。

陈云同志认为我国农业主要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合作化。但同时他对农业的投资也极为重视。

他在分析 1979 年农业增产的原因时说：“看来主要来之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过去做了一些农业基本建设工作，加上气候条件比较好，也是重要的原因。”

他主张以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农业投资。他说：“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根据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方针，加以安排。重工业投资当然仍占多数，但轻工业和农业投资的比重要增加，为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服务的重工业的投资也要增加。这样，工业建设的速度一时看来似乎是慢了，但实际上不会慢，可能加快。”实际上，“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对农业投资的比例相对于当时条件来说是相当高的，五年内对农业（包括林业和水利）投资为 49 亿元，占经济建设支出的 9.5％，加上其他直接或间接的对农业的投资共占 15％以上，并不算低。而且陈云同志还说：“对农业，可以准备几个后备计划，争取在年度中增加投资。”

对农业投资的内涵，陈云同志也作了全面正确的分析：“搞农业的同志提出，今年（1957 年）的农业投资，只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九，太少了，可不可以提高到百分之十二、百分之二十。对农业投资是为了吃饭穿衣，但解决吃穿的问题并不只限于农业，投资应该包括为了农业的工业。比如，化肥和化学纤维，应该把它们看成是解决吃穿的一部分。⋯⋯不看到这一点，只强调投资比例是不对的。”

除了重视国家对农业投资外，陈云同志还强调地方和群众对农业投资。他说：“（权力下放后）地方要切实掌握资金的投放方向。我们认为，地方资金投放的主要方向，也就是地方大部分的钱，应该投向与发展农业生产有关的方面，例如化肥工业、兴修水利、可垦荒地的开垦等。”又说：“水利投资，应该主要依靠群众，由国家帮助，而不能完全依靠国家。”

陈云同志也很重视农业投资的使用问题。他说：农业投资“要用得适当。农林牧副渔的投资，都要用在刀刃上。”“农业投资的重点必须放得适当。象西北这样干旱低产地区，必须努力改变现在的状况，但是，这只能经过持久的努力才能达到，不可能一下赶上江南。”

提出在水利建设方面的重要原则。

早在 1951 年陈云同志就提出，中国水资源不足，应有充分准备，他说： “据专家估计，中国的水量还不够用。我们要建设，在这方面也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全面认识水利建设的目的，“要既能防止水灾，又可灌溉，又利交通，叉能发电”。要以治本为主，长期打算。“现在我们在水利上花的钱

并不少，⋯⋯但还是治标的多，治本的少。对已有的水利设施每年都要修修补补，不修补就挡不住水灾。⋯⋯以后要积极地做治本工作。⋯⋯要长期地来做。因为如果每年淹掉五千万亩地，就至少要损失五千万石粮食，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据估算，全国水量平均起来并不多，还缺水，有些地方就经常干旱。⋯⋯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要以蓄为主，蓄泄兼顾。“从总的看，从长远看，要以蓄为主，蓄泄兼顾。以后我们要重视蓄水，许多地方要修水库、筑塘堰，山区更要注意种树种草、保持水上，对水一定要好好利用。在华北、西北有些地方，还要多打水井，保证在发生早灾时水量基本上够用。泄水防涝，蓄水防旱，这两件都是大事，在我们进行经济建设时，每一年都要有很大一批钱用在这方面”。

提出平衡发展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原则。

陈云同志在 1980 年提出，“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同时必须保证粮食的逐步增产”。这是他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得出的又一条重要原则平衡是通过不断地而且力争及时地克服不平衡中达到的。早在建国之初，陈云同志就在粮食与经济作物播种面积问题上多次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反复的微调，以求得出一个能够平衡发展的适当比例。例如，要求 1951 年“增加经济作物面积。

棉花、烟叶的种柏面积要扩大”，棉花若从 1950 年总产 1420 万担提高至 1951

年 2100 万担，当时就可以自给。为此，对种棉采取了许多鼓励优待的经济措施，如最低棉价的规定，反对投机商人压价，国家保证以合理的定价收购，井以有利于农民的存储办法以及棉农的棉花储蓄，棉田公粮负担不高于粮田，适时大量供应肥料，预购棉花，充分供应棉农所需的货物等。果然 1951

年棉花有了较大增产，棉田播种面积有了较多的扩大。然后又提出 1952 年经

济作物（棉、麻、烟、蔗、大豆等）的播种统应稳定于 1951 年的水平。粮食播种面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为了防止农民盲目扩大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又采取了若干经济措施，如规定棉田所纳公粮由占收获额的 6％提高到 15

％：适当调整了粮棉比价等，使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既不盲目扩大又不缩小。经过上述多次调整，陈云同志总结出一些适当的量度。如种烟面积不能

超过 800 万亩，扩种棉花限于 8000 万亩，粮食播种面积不能再缩小了。“再缩小不得了，没饭吃就是了”。当然，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具体量度的数字，容有变化，但这种探求平衡发展比例和量度的方法，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4 ）提出保证蔬菜生产供应的原则。

从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以后，大中城市的蔬菜及其他副食品供应就出现紧张。陈云同志从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中制定了许多正确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则，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以蔬菜为例，如：

“每一个城市都要按照人口的需要，维持相当的蔬菜播种而积⋯⋯只要按人口比例规定蔬菜播种面积，蔬菜的价格大体上就能够稳定”。

“各地蔬菜要做到自给，中央只做个别品种的调整”。 “大中城市郊区要有足够数量的蔬菜种植面积⋯⋯大中城市除了靠郊区

生产蔬菜外，还必需另有蔬菜生产基地。要以郊区生产力主，外地调剂为辅。不靠郊区，只靠外地调运固然不行；只靠郊区，没有蔬菜生产基地也不行，冬、春两季就不能保证供应⋯⋯山东是大白菜的生产基地，河北的唐山、保定等地区也是蔬菜生产基地，除了保持和发展这些历史上形成的蔬菜生产基地外，新的城市还要建立斩的秋菜生产基地”。

“蔬菜种植面积必须有‘安全系数’。”“蔬菜的储藏问题也应该认真解决。”包括农民储藏，机关、部队、学校伙食单位自己储藏，城市商业部门储藏；在蔬菜旺季腌些菜等。

“蔬菜种植面积大了，还要保证农民能够得利。要合理规定价格，不能‘菜贱伤农’。农民无利可得甚至亏本，是不行的。种菜收入比种粮收入大得大多不好，收入少了更不行。究竟菜农收入多少才算合理，这需要各地仔细计算”。

“不要包收农民的蔬菜，让农民和城市里的菜贩子直接交易，去掉副食品供应机构在农民和机关、团体中间做买卖这个环节。因为搞了中间环节以后，手续费加多了，菜也烂了，好坏也不分了。现在各地正在改变。改变以后，大体上情况是好的”。

“菜贩合作化以后，合作的单位要小。单位小了，比如几个人，各负盈亏，经营的积极性就会提高，如果他们愿意分散经营，就止他们分散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