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陈云同志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杨 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有幸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工作，受到他老人家多方面的教育，至今回想起来，仍倍感亲切，难以忘怀。

陈云同志对我国经济建设所作的重大贡献，是大家公认的。这里仅就陈云同志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问题讲几点自己的亲身感受。

中财委的“八字”工作方针

建国初期，陈云同志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当时的中财委是代表政务院统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中央人民政府的财经各部都归中财委管，重要事情都向中财委请示报告。各个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也都设有财政经济委员会，统管本区内的财经工作。建国伊始，百事待举，政务之繁忙，需要解决的财经问题之多，遇到的困难之大，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如何迅速治理好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满目疮疾的烂摊子，尽快实现财经统一， 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恢复工农业生产，既是中外瞩目的大事，也是中财委面临的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重要任务。面对这种情况，中财委怎样开展工作就成为机关于部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必须统一认识的一个大问题。为此，陈云同志明确提出，中财委的工作方针是：“依靠各部、相信大区”。就是说，大量的日常性工作，要依靠各个财经主管部去做，发挥各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中财委不要事无巨细什么都管，而应集中精力抓那些关系全局的重点工作。他曾说过：“工作不抓住要点，乱钻，那是不会搞出什么名党来的。”“相信大区”，就是处理地方性的问题，要考虑到各地区的不同情况，要尊重各有关大区财委的意见；解决全国性的问题。也要听取各大区财委的意见。他说：“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一定要依靠地方。这是全党的工作。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要跌筋斗。”

当时，中财委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建立了两项很好的制度；一是每旬、每半月或一月（视具体情况而定）用电报的形式向各地方、各部门发一次通报，通报全国重要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使各地方、各部门和军队的负责同志及时了解全局的情况和问题，以利于交换意见，统一看法，共同做好工作。这类通报，很多都是陈云同志亲自起草的。二是集体办公会议制度，就是每星期的二、五上午，由陈云同志主持召开中财委办公会议，中财委的负责同志和财经各部部长或副部长参加，讨论全国性的重大财经问题和各部提出的要中财委解决或协调的重要问题。办公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各种意见都可以讲，经过集体讨论，取得统一认识后，就集中作出决定，大家分头去办。如果意见不一致，则不匆忙作决定，留待以后会议再讨论。这种集体办公会议，集思广益，解决问题既快又稳妥，深受各部负责同志欢迎。

此外，据我所知，凡是陈云同志亲自审批的答复各部、各地方请示报告的文电，他都要问明来龙去脉，并要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员或他的秘书打电话将答复的意见告诉有关部或大区财委负责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如华东地区的问题，就要征求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委主任曾山同志的意见，中南地区的问题，就要征求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委主任邓子恢同志的意见，贸

易部的问题，就要征求叶季壮同志或姚依林同志的意见，财政部的问题， 就要征求戎子和同志的意见，同意后他才签发，如有不同意见，则暂缓签发，

待进一步研究后再答复。有时他要我们就在他的办公室打电话，甚至亲自接过电话说明答复的意见，然后再签发。

“依靠各部、相信大区”的八字工作方针，具体体现了陈云同志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同时，这也是陈云同志一贯身体力行的民主作风的具体体现。正因为各项决策和重大问题的解决事先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所以当时中财委的威信是很高的，作出的决定、发出的指示都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很好地贯彻实施，取得良好的显著的效果。

大家都知道陈云同志善于抓关键问题，抓大事，而且是抓住个放，一抓到底，抓一件，成一件，件件有着落。我认为，这与他老人家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是直接有关的。他提出领导干部要学会“踱方步”，就是提醒大家要改进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不要埋在日常事物堆里，应集中精力思考重大问题。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并认真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不然，就难于提高我们的领导水平。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不做调查研究下发言，这是陈云同志的一贯工作作风。大家都知道陈云同志有一句名言：要用 90％以上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用不到 10％的时间决定政策。他这样说，也身体力行地这样做。

1949 年 5 月，陈云同志从东北调回中央工作，担任中财委主任。他到北

京以后，了解了全国财政经济的基本情况，就于 7 月份到北京以后，了解了

全国财政经济的基本情况，就于 7 月份带领财经部门的一部分负责干部去上海做调查，研究如何尽快扭转全国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也帮助刚解放不久的上海市整顿和安排市场供应，恢复工业生产，并与投机资本作斗争， 稳定金融、物价。经过深入调查，多方面听取意见，陈云同志既提出了统一全国财经工作、摆脱困境的基本设想和需要采取的主要措施，也提出了需要帮助上海解决的关键问题。他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对大家说：支持上海，主要是帮助解决“两白一黑”的问题。又说，和过去比，上海楼高了，人多了， 但轮船少了（指交通阻塞、运输不畅）。“两白”，一个是大米，一个是棉花，“一黑”就是煤炭。大米是保市民吃饭；棉花是保棉纺厂恢复生产，从而掌握棉纱棉布货源，保城乡人民穿衣；煤炭是保工业和市民的燃料供应。这三样东西，既关系民生、工业生产之必需，也是当时我们与投机资本作斗争、保持市场物价稳定必须掌握的主要物资。陈云同志指出，解决这三佯东西，单靠上海自己是不能办到的，必须要有各地区的支持和全国的统一调度， 而这又必须相应解决运输问题。他说：“现在上海的问题，是有无大米，有无棉花，而其关键是有无运力，把大米和棉花运进来。”他强调要花大力量组织运输，并要花钱造船。据此，陈云同志经过周密的计算，具体部署了从其他地区向上海调运大米、棉花等重要物资的计划，有力地支援了上海。事实上，上海的问题解决好了，对全国的经济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说明陈云同志不仅善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定政策，而且善于抓经济工作中的关键问题。

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期间，特别是在统一财经、稳定物价那一段特别紧张的期间，虽日夜操劳，也不忘作调查，总是挤时间逛市场、看商店、察行情、听意见，亲自做调查研究。据我所知，那时陈云同志每月都抽出一些时间，到北京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东单菜市场、天桥市场等地方作调

查，看日用百货、蔬菜、肉食等的供应情况和物价变化动态，听取群众的意见，并从中研究带全国性的问题。我记得，1950 年春节前后，有一天下午下班后我在陈云同志办公室与他的秘书闲谈，忽然接到陈云同志家里的工作人员打来一个电话，问陈云同志怎么还没有回家吃晚饭，我们说早走了，工作人员问到那里去了，我们说只知道他回家了，不知道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这一情况使得我们和陈云同志家里的工作人员都有点紧张，担心出什么事。第二天我得知，前一天陈云同志离开办公室以后，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让司机同志把车子开到了前门大街，到大栅栏去看市场、察行情去了。从我亲自经历的这件小事，也说明陈云同志多么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么重视掌握第一手材料。我想，正因为如此，听以他不讲则已，一讲就讲到点子上，有根有据有理，令人不能不心服口服。

全面、比较、反复，以理服人

陈云同志是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他一直提倡并身体力行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就是大家熟知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九个字和“全面、比较、反复”六个字。“全面”，就是看待事物、分析问题要全面，要从正面、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力戒片面性。他特别强调要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尤其是要听取反对的意见。“比较”，就是“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在比较的时候，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反复”，就是决定问题时要反复考虑，“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因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是一次也不可能一次就完成，而是要有一个反复认识的过程。我们学习《陈云文选》和《陈云文稿选编》，可以具体、深刻地了解到陈云同志是如何运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来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这里，我讲一件自己直接受到陈云同志这方面教育的事情。

1950 年 3 月全国财经工作实行统一管理以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延续 12 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暴涨情况，很快得到了基本改变。由于在稳定物价的斗争中投机资本受到了严重打击，多年战争期间形成的虚假购买力一下子消失了，加上旧的城乡关系基本上已被打乱，新的城乡交流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之，市场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商品滞销，很多工业品卖不出去，不少私营工厂减产停产，或者关门，商店有些也歇业了。于是， 有人说“工业品生产过剩了”，要求降低工业品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为了研究工农业产品的比价问题，这一年的五六月间，陈云同志指示我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抗日战争以前的《大公报》、《益世报》，要我把当时报上刊登的大中城市的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如棉布、棉纱、粮食、棉花等的价格，都抄录下来，然后与现时的同类产品价格作一对比，看看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变化情况。起初，我只查阅抄录了 1936 年和 1937 年上半年的一部分商情，并整理了一份主要工农业产品价格对比资料送给陈云同志审阅。他看了以后，认为不全面，说：只用 1 年半年的价格进行对比，

带有偶然性、局限性，不能准确他说明剪刀差的扩大情况，应该用战前 10

年或者 5 年的平均价格进行对比，才便于研究这个问题。我按照陈云同志的指示，又去北京图书馆查抄有关的商情资料，由于资料不全，没有能够完全达到陈云同志的要求，但比第一次的资料要全面一些，系统一些。经过整理

后，我即报请陈云同志审核。过了不几天，陈云同志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 当面听取我的汇报，并与我讨论工农业产品的比价问题。我在汇报中根据收集到的价格资料。说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比战前扩大了的具体情况，井建议适当降低“龙头布”、“五福布”（当时上海和天津生产的两种有代表性的名牌白细布，是稳定市场物价的主要物资）的价格，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开始，陈云同志并没有讲他的意见，只是向我提了很多问题， 而且问得很具体，很详细，其中有的我能回答，有的则回答不出来。我至今记得很清楚的一个问题是，陈云同志问：按照你提的降低每匹“龙头布”、“五福布”价格的意见，每个农民平均一年能得多少好处？我就回答不出来， 因为我事先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具体计算。在讨论中，陈云同志不同意我提的降低布价的意见，但我还是找这样那样的理由与陈云同志争论，坚持自己的意见。对于我的坚持己见的态度，陈云同志没有不高兴，没有批评，而是甩他经过多方面对比研究、全面考虑的意见，对我进行说服教育。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把每匹布的价格降低几毛钱（是按战前的价格计算），以减少农民的一点支出，而是如何尽快恢复和搞活城乡物资交流，使农民手里的农副土特产品能够很快卖出去，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还把做好这项工作农民可能增加的收入详细算了一笔帐。我听了陈云同志这种有论有据的分析，不能不放弃自己原来的观点，心悦诚服地赞成他老人家的意见。这次谈话，给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陈云同志善于从全局考虑问题，提出问题，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进行细致周密的研究， 以及他乐于听取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的民主作风，都使我终生难忘。

陈云同志对上述问题的论点，在他亲自拟定的 1951 年财经工作计划中讲得非常明确。为了便于同志们了解和学习陈云同志研究问题、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再作一介绍。1951 年全国财经工作要点共有六项，其中第一项就是做好城乡交流。他说：“为什么把城乡交流摆在第一位呢？因为我们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破烂的旧中国，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所谓城乡交流，一是将农产品、土产品收上来，一是将城市工业品销下去。城乡交流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城市工商业，也有利于国家。这件事情从去年提出后，华北各省以及河南、浙江都开了会，河北各县也都开了会。这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提出过的，但却是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我们如果不管，怎么能算人民的政府呢？现在，仅猎鬃、桐油、茶叶、鸡蛋、药材等项，平均约占农业收入的百分之十，有的地方占百分之二十， 甚至更多。如去年全国产粮以二千四百亿斤计，土产收入即相当于二百四十亿斤粮食。去年公粮大概是二百二十亿斤，如果帮助农民把土产推销出去， 农民的收入就相当于交公粮的数量，土产推销不出去，还要交公粮，老百姓就会有困难。我们要想办法使农民把土产推销出去。”又说：“如果没有廉价的工业品供应农民，并且把他们的土产推销出去，那么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所以城乡交流是一件大事，要动员全党的力量去做。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

亲自动手写社论

陈云同志的文章、讲话稿，都是亲自动手写的，从来不要别人代笔。中财委的一些重要决定、报告、指示甚至情况通报，也是陈云同志亲自起草的。这是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的，《陈云文选》和《陈云文稿选编》中也记载得很清楚。我这里想说的是，我亲自经历的、使我受到深刻

教育的一件陈云同志为《人民日报》写有关收购棉花的社论的事。

旧中国的经济构成，90％左右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 10％左右是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在这很小的一部分现代性工业经济中，轻工业大约占 70％，其中主要是纺织工业。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当时仅有 500 万纱锭的棉纺工业所需要的棉花却不能自给，不得不长期依赖大量进口棉花来纺纱织布。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旧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质。

全国解放以后，陈云同志在领导经济工作中一向十分重视发展农业，早在 1951 年就明确指出：“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为此，中财委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有效的措施加快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农业生产中，陈云同志针对当时的情况，在强调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特别重视棉花生产的问题，并亲自研究制定了棉粮比价政策，明令规定 1 斤棉花的价钱要相当于 8 斤小米的价钱，以鼓励农民适当地多种棉花，力求尽快解决棉花自给的问题。由于提高了棉粮比价，加上其他促进棉花增产的措施，广大农民种棉的积极性普遍提高，1950 年全国棉花产量明显增加，总产量达到 1384 万担，比 1949 年

增产 496 万担。按此产量计算，扣除农民必须留用的絮棉和一部分手工纺纱用棉外，如能把棉农的余棉都收购起来，就可以基本上满足全国大中城市纺纱能力的需要。但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这一年度（棉花的收购年度为前一年的 9 月至下一年的 8 月）的棉花收购进度不够理想，到 1951 年四、五月间，棉农手里还存有相当数量的棉花，而各大中城市棉纺厂的用棉则频频告急。据此，陈云同志建议并经党中央、政务院同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售棉、储棉运动，号召广大棉农把手中的存棉卖给国家或暂时储存在国家委托的经济组织中，以应国家的急需。为了配合政务院将于 6 月 1 日发出的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的指示，做好这方面的宣传动员工作，事前陈云同志要我为《人民日报》起草一篇社论稿。我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写了一个草稿送给他老人家审阅。他看后不满意，认为没有抓住要领，要我重新改写。我将改写后的稿子再次送给陈云同志审核，他看了以后，认为写得还是没有动员力、号召力，不合要求，不能用。这时，离政务院即将发布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将要发出的号召的时间很近，陈云同志没有再要我改写，而是自己亲自动手赶写了一篇社论稿，于 6 月 1 日和政务院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的指示同时刊登在《人民日报》第一版，这就是《陈云文选》（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刊载的那篇《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售棉储棉运动》。

陈云同志亲自撰写的这篇社论稿发表以后，我认真地反复地学习，并对照自己原来起草的那两份草稿查找不合要求的原因。对比分析以后，我意识到自己写的稿子不仅文字不简练，更主要的是没有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说明问题，而是就事论事，就收棉、储棉业务谈收棉、储棉工作（这与我的政治思想水平低有直接关系），起不到政治上的动员、号召作用，这当然不适用。陈云同志写的社论稿，在讲了人民政府对棉农采取的种种保护政策、重视棉花增产和棉农的利益，讲了开展售棉储棉运动的紧迫性以后，指出：“美帝国主义针对我原棉不足的情况，采取封锁政策，不让我国人民以自己的生产品去交换外棉，企图以此困拢我们。但是可以断言，帝国主义的封锁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有完全的自信，象粮食一样，不需多久，将以自己的棉花供给全国的需要。”又说：“‘要发家，种棉花’，这已经成为许多农民的口号⋯⋯但历史上并不是种棉花的都能发家，相反地，象‘谷贱伤农’一样，

棉花丰收棉农赔本的情况，倒是反动统治时代的普遍现象。仅仅在人民政府时代，因为土地所有制度改革了，保护棉农的政策实施了，才能避免‘丰收成灾’，真正做到种棉发家。有了人民的国家，棉农才能发家，这是一条真理。⋯⋯所以，‘要发家，种棉花’这句话，仅仅说了事情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则是保国才能发家。”社论最后希望全国棉农以爱国主义精神，响应党中央和政务院的号召，开展售棉竞赛，并以扩大棉田，精耕细作，争取棉花丰收，来回答帝国主义的封锁。这样，就把开展售棉储棉的具体业务工作，与当时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引导人们加深对这件事的重大政治意义的认识，从而极大地宣传了群众，动员了群众，使当时的售棉储棉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深入展开，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陈云同志一再教育我们做经济工作的干部，要有政治观点，要“七分经济、三分政治”。他兼任商业部长时，曾明确提出要有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我认为，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商业工作人员的要求，从事其他经济工作的人员也应该具有这“三大观点”。陈云同志认为，整天埋头于具体业务工作中，没有政治观点，是做不好工作的，是很容易出毛病的。从上述陈云同志写的社论稿与我原来起草的稿子的对比学习中，我具体体会到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分析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重视总结经验

1950 年春节的前一天，陈云同志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一部分部长开会研究工作问题，我作为具体工作人员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结束时，陈云同志在讲了他对所讨论的问题的意见以后，提出：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我建议大家春节不要拜年了，我不给你们拜年，你们也不要给我拜年，互相之间也不要拜了。放假几天干什么呢？我建议大家呆在家里，泡上一杯清茶，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想一想，过去这一年于了儿件什么事情，哪些做对了，哪些做得不对或不完全对，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很好总结一下。也想一想明年抓儿件什么事，怎么干法？到会的同志一致赞成陈云同志的意见。

陈云同志这一席语重心长的话，体现了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我们学习《陈云文选》、《陈云文稿选编》，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老人家多么重视总结经验，多么善于总结经验。正因为如此，他提出的意见、主张，总是切实可行，切中要害，令人折服。学习陈云同志的论著，回顾建国以来我们经济工作的实践，不难发现： 当陈云同志的意见被重视、付诸实行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是稳步发展或迅速扭转被动局面的。许多同志有这样一种看法：如果建国以后的经济工作一直山陈云同志主持下来，按照他的正确意见去做，那我们的经济工作就不会走那么多的曲折路子，我国的经济发展就会更快一些，经济建设就会搞得更好一些，人民的生活也会改善得更多一些。我是同意这种看法的。

最后，应当说明，我的这篇回忆文字，只是自己在中财委工作的 3 年多时间中，受到陈云同志的教诲，就亲身感受的几个片断作些叙述，不是陈云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全面、系统的论述和研究。这样的任务，要靠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去完成，我是力不胜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