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调整余建亭

在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历史长河中，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 至 1962 年）的几年是极不平常的时期。这几年经历了国民经济“大跃进”和大调整，生产建设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起大落，其中的经验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在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重大成就之后，1958 年 1

月，毛泽东同志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 1956 年的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提出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口号。接着，2 月 2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根据南宁会议精神，提出了国民经济“全国大跃进”的号召。8 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继续严厉批评 1956 年的反冒进。从这以后，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日益发展。

1958 年 5 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同志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由于发展工业“以钢为纲”，钢铁生产指标的制定、调整和执行是全党全国上下普遍关注的大事。它不仅是工业内部的问题，而且严重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959 年调整钢铁指标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事例。

在确定 1958 年计划时，钢的生产指标是 624 万吨。由于“大跃进”形势

的发展，到 8 月份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 1958 年钢的生

产要比 1957 年翻一番，即达到 1070 万吨。为实现这一目标，全国大办钢铁，

冬季曾动员 5000 万人从事采矿、挖煤、运输和炼铁、炼钢。

1958 年 12 月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 1959 年国民经

济计划的决议，钢的生产指标是 2000 万吨。当时认为 1958 年的 1070 万吨钢

主要是第四季度生产的，有关单位报告，到 1958 年底钢和轧钢的生产能力都

可以达到年产 2000 万吨，1959 年钢的产量计划定为 2000 万吨，经过努力是

可以争取到的。各地上报的数字比这还大。为留有余地，对外公布 1800 万吨。在公布以前，陈云同志曾提出意见，不要公开宣布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可惜当时没有接受这个意见，给 1959 年的工作带来很大被动。

到 1959 年春，工业生产形势表明，全年要生产 2000 万吨或 1800 万吨钢

已不可能。当时钢与铁的比例是铁大于钢的产量，加上铸造用铁，要保 2000

万吨钢的生产指标，生铁产量要达到 2700 万吨，大部分要依靠小高炉生产，消耗定额高，占用煤、电、运输力很多。各地反映许多农用物资、人民生活用品和部分重工业的主产，因原材料、燃料供应不足，运输力被挤占而纷纷告急。当时全党全国面临着这样一种状况，如不调整钢铁指标，事实上无法支持，会使国民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如调整钢铁指标，又担心产生不良政治影响。有些同志在思想上把钢铁生产指标与大跃进、总路线联系在一起，总想千方百计，甚至不惜牺牲一切代价保 2000 万吨钢。动机很好，实际上办不到。这时在许多计划机关和经济部门中议论很多，各级党委也十分关心，经常讨论。钢铁生产指标已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全国上下普遍关心的政治问题。1959 年 8 月 25 日至 4 月 5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先后召开了政

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规定 1959 年钢的产量为 1800 万吨，其中好钢为 165D 万吨。4 月下旬，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这些会议后，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但国民经济仍未摆脱全面紧张的被动局面。有鉴于此，毛泽东同志委托陈云同志进一步落实钢铁生产指标，中央书记处 4 月底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将钢铁指标分为可靠的指标和争取的指标，并按可靠的钢材指标进行分配，以便安排基本建设项目和工业生产。从 5 月初开始，由陈云同志主持先后听取了冶金工业部 6 次汇报，集中

讨论了一次。我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成员、重工业局局长，参加了上述部分会议和讨论。陈云同志还找过一些有关同言，包括我在内，个别谈话，询问情况，听取意见。在找我谈话时，问得很详细，很具体，不是孤立地研究一个问题，而是前后左右联系起来分析来龙去脉。

当时冶金工业部对 1959 年钢的生产指标提出的三个数字（即三个方案）

是 1300 万吨， 1400 万吨和 1500 万吨。在讨论中，国家计委重工业局提出

的数字，钢的可靠指标是 1250 万吨到 1300 万吨，争取指标是 1400 万吨；国

家经委冶金局提出钢的可靠指标是 1300 万吨，争取指标是 1500 万吨。这些指标都比上海会议拟定的指标要低，说明调整确实是必要的。

经过反复研究和慎重考虑，陈云同志和中央财经小组参加汇报会议的多数同志都同意钢的生产指标可以定为 1300 万吨，相应的钢材指标可定为 900

万吨。在 1959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同志提出了上述

意见，并提出按生产 900 万吨钢材进行分配，削减基本建设项目，保证生产的需要，保证市场和维修的需要。强调要改进质量，力争多增产钢板钢管等8 大品种的钢材。在计划分配上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既要考虑当前，又要照顾长远。5 月 15 日，陈云同志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反映了党内对调整指标的不同意见，再次提出了按生产钢 1300 万

吨、钢材 900 万吨进行安排，把将来超过的数量作为争取目标。中共中央同意上述意见，按此调整了年度计划。至此，从武昌会议以后开始的对调整计划指标议论纷纷的状况基本结束，历时将近半年。

1959 年调整计划执行的结果，当年实际生产钢为 1387 万吨，生铁 2192

万吨，钢材 897 万吨。这是经过多次动员，全国上下共同努力才取得的。在当时极为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对当时稳定经济和稳定市场起了重大作用。

陈云同志历来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把它看成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件大事。

在“大跃进”浪潮中，各地一涌而上，计划建设十几个大化肥厂和大量小化肥厂，在三五年时间内每个县或大部分县都新建一个或几个小氮肥厂。为了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引导它向正确方向前进，1961 年 4 月，陈云同志在杭州召集了座谈会，为中央化肥小组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的报告。

陈云同志在报告中正确地解决了当时有争议的两个问题：氮肥厂的规模主要是搞小型的，还是搞大型的？氮肥厂建设的部署是把当时已经铺开的十几个大型厂全部列入年度计划齐头井进，还是集中力量分批进行？报告明确提出：在 1962 至 1964 年的 3 年内，氮肥厂的规模应该建大型的，建设的部

署应该集中力量，分批建设，每年建成年产合成氨 20 万吨到 25 万吨的生产能力。在当时国家建设方针以中小为主，各地新建小氮肥厂的呼声很高，10 多个大型合成氨厂已经上马的情况下，作出这样的选择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我国农村，最受欢迎的化学肥料是氮肥。氮肥的品种很多，杭州会议经过研究后明确提出，在今后几年内应该主要生产硝酸铵。1 吨合成氨可以制成 2 吨硝酸铵或近 4 吨硫酸铵。因此每年建成年产合成氨 20 至 25 万吨的

生产能力，如果正常地进行生产，每年可以增产 40 万吨到 50 万吨硝酸铵，

相当于近 80 万至 100 万吨硫酸铵。在当时耕地使用化肥很少的情况下，许多

地区的经验证明，每使用 1 斤化肥，可以增产粮食 3 斤。因此中央作出决定，把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列为工业支援农业的一项重要任务。

由于各地对发展化肥的要求很迫切，争先恐后的一涌而上，而材料、设备、技术力量等条件有限，因此确定先后次序，有计划地布点十分重要。陈云同志在关于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认为，应该尽先在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和粮食的高产区布点，然后分期分批在其他地区布点。” 由于实行集中力量，分期建设的方针，大大加快了氮肥工业的建设速度。

向中央的报告除提出上述方针外，还指出了应采取的重要措施。在进口重要材料，定点制造设备，保证国内材料的供应，消除配套设备制造中的薄弱环节，成套供应氮肥设备，严格遵守基本建设程序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建议。

陈云同志起草的这个报告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要求各省、区、市遵照执行，对推动我国化肥工业的发展和支援农业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以便考虑在“大跃进”之后如何调整党的农村政策，促进农业的发展，1961 年，陈云同志在炎热的夏天亲自带队到上海市青浦县作农村调查，在他 1927 年搞过农民运动的地方——小蒸人民公社住

了 15 天。工作组中有薛暮桥、周太和以及 1927 年曾在这里搞过农民运动的

两位同志。陈云同志亲自听取了公社党委的两次汇报，召开了 10 多次座谈会，多次访问农民家庭。在这以后又到杭州、苏州，找了与青浦县情况相仿的嘉兴、嘉善、吴县、昆山等县的县委书记和一些大队的支部书记座谈研究种双季稻、种小麦、养猪和自留地等问题，还找了与青浦条件不同的浙江肖山、江苏无锡两县县委的同志，调查了种植情况。然后就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等问题同上海市委、浙江省委、江苏省委的领导同志交换了意见。1961 年 8 月 8 日，陈云同志给当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并附有三个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之一是《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由于全国生猪的存栏量 1960 年末比 1957 年末下降幅度很大，从 1957 年末的 14589 万头下降到

1960 年末的 8226 万头，人均猪肉消费量由 1958 年的 10.4 斤下降到 1960 年

的 3.1 斤。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到 1961 年已经确定在养猪问题上采取公私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但对母猪是采取公养还是私养，没有明确规定，事实上大部分母猪仍然由公社、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公养，母猪是否下放给社员私养，许多公社也犹豫不决，等待观望。有的想下放给社员私养，又担心犯错误受批判。因此需要规定明确的方针，不然猪的生产不可能迅速恢复和发展。工作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井在小蒸人民公社观察了 10 个养猪场

（全公社共 15 个养猪场）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要改变生猪连年下降的局面，必须多产苗猪，而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

后来的事实表明，实行了上述政策以后，养猪事业发展很快，市场上猪肉供应也逐步好转。

调查报告之二是《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在“大跃进”的年代中，许多地方把种单季稻改为种双季稻，作为增产粮食的主要措施，一时间“单改双”的呼声很高。这份调查报告列举了 6 条理由和许多事实与数据，说明从表面上看，种双季稻确实可以增产。但如全面算账，各方面损失很大，两相比较，不顾客观条件推广双季稻是明增暗减，得不偿失。因此主张农作物的安排必须因地制宜，种不种双季稻，种多少，主要取决于无霜期的长短以及人口和耕地的比例等因素。报告还列举了一些具体意见，在当时推广双季稻的热浪中，这无疑是一副切合时宜的清醒剂。

调查报告之三是《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在高级农业合作社时期，小蒸地区有自留地 700 多亩，占耕地面积的 3％，其中大田约 500 亩，其余都是田边、路边、塘边、沟边等“十边地”。人民公社化时把自留地全部归公。1959 年春，在郑州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分了 300 多亩耕地给农民作自留地，当年秋后又归公，自留地生产的粮食也折价归公。1961 年 8 月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下达后，又重新分给农民自留地726 亩，其中人田不到高级社时期的 1/4。调查报告提出农民自留地不仅不应该比高级社时期少，还应该多一些，井列举了让农民多种一点自留地的五

条好处，同时反映社队干部一方商认为很有必要再多分一点自留地，另一方面对多分自留地仍有各种顾虑。主要是担心社员只关心自留地，不积极参加集体劳动；担心因集体耕地减少，完不成粮食征购任务。后经过反复座谈研究，认为这些顾虑是不必要的，给农民增加一点自留地，加上其他一些措施，决不会妨碍集体生产，相反会促进集体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完成国家规定的征购任务。这个调查报告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后来中央决定，分给农民的自留地可以占耕地面积的 5—7％。这对发展农业生产，稳定人心，克服当时存在着的严重困难产生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四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取得许多重大成就的同时，由于工业生产实行高指标，农业实行高征购，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职工人数增加过猛，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市场供应紧张。1960 年 8 月，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提出，要对经济进行调整和整顿。8 月底国家计委在向国务院汇报 1961 年经济计划时，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听取汇报后，加上“充实”两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 月底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 1961 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这以后我国经济开始进行了第一次大的调整。

当时调整的内容除优先恢复与发展农业，压缩基本建设，降低过高的工业指标外，还作出一个重要决策——精减过多招收的职工和动员部分城市人口下乡。现在看来，也许有些同志会认为这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在当时情况下，在采取了各种措施后，为了调整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解

决当时商品粮匣乏的问题，使市场紧张得到缓解，不得不作出这个决策。1957 年我国城市人口为 9900 万人。在“大跃迸”的 8 年中，城市人口

猛增了 3000 多万人，粮食库存连年下降，工资总额从 1956 年的 137 亿元增

加到 1960 年的 263 亿元。与此同时，由于工作中的俘夸风、瞎指挥、“共产风”的影响，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农业和轻工业生产下降很多，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差额。

早在 1959 年 4 月，陈云同志在《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中就提出：在城市工业中增加职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常地增加劳动力，也就相应地增加商品产量，同购买力的增加可以大体取得平衡；另一种是不正常地过多地增加劳动力，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商品产量不能增加，只有购买力增加，就加重了市场物资供应的压力，对生产和市场都是不利的。对去年（指 1958

年）过多地招收了的 1000 多万工人，必须认真地加以精减，安置到农村去，以便压缩现有的购买力。

1961 年 5 月 31 日，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问题作了题为《一项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的讲话，他指出：要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粮食紧张问题，有四条办法，除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工业大力支援农业，适当进口粮食等办法外，动员部分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的办法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非采取不可。因为现在问题的实质是这样：如果不动员一部分城市人口下乡，就只好再挖农民的口粮。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动员一部分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择一条，没有别的什么路可走。我们之所以面临着这样一种困难的选择，是因为城市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当时商品粮食负担的可能。

陈云同志指出，动员部分新增加的职工及其家属下乡是件很困难的工作，但是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产生一些更为严重的问题。例如，会把粮食高产的队、社、县、专区和省的积极性打下去，牲口要继续大量死亡，经济作物产量要继续下降：粮食进口要增加。现在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城市人口过多有困难，动员一部分城市人口下乡也有困难。从全局来看，这两方面的困难相比，还是城市人口过多的困难更为严重，我们只能走动员一部分城市人口下乡这条路子。凡是近三年从农村来的，要动员他们中的大多数回去，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生产的恢复。这需要下很大的决心，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这次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制订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在1960 年底 1.29 亿城镇人口的基础上，8 年内减少城镇人 D2000 万以上，1961 年内减少 1000 万人。

1962 年 1 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大区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 7000 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

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 1958 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作了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并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大会发扬了民主，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清，加强集中统一。

七千人大会以后，少奇同志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1962 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毛泽东同志因在外地没有参加，会上，陈云同志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得到了其他常委的一致赞同。会后，根据少奇同志的意见，陈云同志在2 月 26 日国务院召开的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又作了同一题目的讲话。这个

讲话稿送毛泽东同志过目后，中央在 3 月 18 日加了批语转发各省市区和各部门。4 月 19 日中央再次决定，由陈云同志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全国财经工作。

1962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会议由刘少奇同志主持，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同志作了讲话。会议决定实行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果断措施，会后迅速贯彻落实，大幅度减少基本建设投资，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

1963 年 7 月 31 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宣布减少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自 1961 年 1 月到 1963 年 6 月，全国职工减少 1887

万人，城镇人口减少 2600 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 2800 万人，上述报告指出：“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

五

我国的经济是计划经济，在改革以前，指令性计划指标很多，范围很广。经济计划工作的好坏，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极大。因此，陈云同志对经济计划工作十分重视，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精辟意见。

1958 年、1959 年，由于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加上许多同志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积极平衡理解得不全面，在实践中往往把生产过程中某一个或某两个环节的设备能力（包括尚未建成的单项设备能力），作为编制计划、确定指标的依据。这些指标通常是很高的，经过努力，仍然达不到。针对这种情况，1959 年 4 月，陈云同志在《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中提出了编制1960 年计划的方法问题。他写道：“拟定明年的工业生产指标，要根据今年年底现有企业已经达到的综合设备能力（包括动力、运输等），作为编制明年计划的出发点，拟出明年生产指标的必成数。另外，根据现有没备的潜力再加上明年基本建设可靠的斩增加的生产能力，加以确实计算，拟出明年生产指标的期成数。这样拟定两个生产指标，保诗一个幅度，就可以使得明年生产计划既可靠，又积极。”“对于工业中几个薄弱环节，如铜、铝、石油、木材、橡胶这几种物资，在生产和需要之间差额很大，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因此，必须在每年编制计划的时候，重视这几种物资的生产，加强这些薄弱环节”。在这以前，计划机关中在拟定计划时，通常只考虑某一产品的设备能力，没有或很少谈论综合设备能力。提出要根据现有企业已经达到的综合设备能力（包括动力、运输等）作为出发点，对编制经济计划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解决当时普遍存在着的高指标问题。

1962 年 3 月 7 日，陈云同志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谈了很多关

于经济计划工作的意见。周恩来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一些重要插话。1962 年的年度计划工业生产指标仍然很高，基本建设规模仍然很大。从

第一季度执行情况看，全年计划是不落实的。当时市场紧张，许多商品凭票限量供应，城市的主、副食品供应都不足，人民的体质下降。因此在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同志提出， 1962 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这是非常必要的。这次调整计划，实质上是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方面。各种材料的分配，要先满足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其次是满足市场的需要，主要是日用工业品生产的需要。这两项定下来，再考虑其他。管年度计划，首先就要安排好农业和市场。工业也要首先照顾维修、配套，维持简单再生产。满足了当年生产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使人民的生活一年一年好起来。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这时，周恩来同志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陈云同志说，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总之，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长期计划的指标，更要留有余地，而且以后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

在这次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同志要求国家计委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他说：计委有个传统，一开始就是搞工业，搞基本建设，其他方面如农业、财政、贸易等，都是凑凑合合。这有历史的原因。经济恢复时期有个财经委员会，统管财政经济工作，成立国家计委以后，农业和财贸是国务院农办和财办分头管的。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同志还提出：要鼓励大家提不同意见。他说，对于目前的形势、方针、措施以及工作重点摆在哪里，实际上有不同的看法。每个部委，每个单位都要鼓励有不同看法的两方面把意见发表出来。在我们党内，在政府机关内，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可以使我们看问题比较全面，避免片面性，少犯错误。在这以前，他在另外几次会议上也讲过这个意见。这些意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体现了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

陈云同志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上述几件事仅仅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一些突出事例。此外，在这短短的五年中，他还对提高基本建设工程质量，作好外贸工作以及在帮助干部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水平等方面，本着实事求是精神，提出过很多重要而中肯的意见，对提高当时和以后的工作水平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实事求是精神不仅体现在经济工作中，在政治工作和党内生活方面，同样体现了这种精神。他在各方面部很困难的时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出现过许多复杂的情况和问题，在党中央、国务院作出许多重要决策和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后。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终于顺利地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在 1964 年底到 1965 年初举行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