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平衡”的形成

正式提出“三大平衡”，或者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三大平衡”的理论，是在 1956 年、1957 年，是在统一财经工作之后，经过三年恢复、四年建设的实际工作，由陈云同志总结概括提出来的。1957 年 1 月 18 日，陈云同志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财政、信贷、物资必须综合平衡，建设规模要和国力（财力物力）相适应时说：“财政收支和银行情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一九五 0 年到一九五五年财政收支平衡和物资供需平衡的状况，从正面证明了这一点。一九五六年，由于财政上有了赤字，物资供应就不平衡，又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实践出真知。“三大平衡”是经过 7 年财经工作的实践，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之后形成的。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取得基本胜利和三年恢复卓有成效，到 1952 年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并有结余，金融、市场物价稳定，于是有人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头脑发热，出现了 1953 年的“小冒进”，受到了一次挫折。这次“小冒

进”是从财政动用上年结余过多发生的。1952 年底，全国财政结余预计有 30

万亿元（实际决算为 41.2 万亿元），全部用作 1953 年的财政预算支出，主

要是重工业的投资，使这一年的国营工业建设的投资比 1952 年增长了 1.46 倍。结果引起了购买力超过市场商品供应，市场紧张，迫使国营商业减少库存，以致投机商人钻空子，兴风作浪，物价出现波动。经过研究，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重新取得了财政收支平衡，当年结余 15 亿元。这次挫折的经验告诉我们：财政平衡应当是当

年的收支平衡；上年结余一般不能动用作为当年支出，或者不能动用过多。因为财政上年的结余，已经变作银行存款，大部分贷给了商业部门用于增加商品库存。财政动用这些结余，必然减少银行存款，使银行信贷资金紧张。其结果，一是迫使商业部门卖掉库存商品归还贷款，二是增发货币。两种结果都对市场不利，都会引起物价波动。这又一次说明了财政、信贷、市场三者的密切关系，必须综合平衡，才能稳定物价，稳定经济。

经过“一五”时期前 3 年的建设，我国的工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增长，财政经济状况又趋稳定发展，国家有了一定的实力，加上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一些同志头脑再次发热，出现了又一次“冒进”。这次“冒进”是从批农业合作化的“右倾保守”开始的。通过反保守，提出了农业生产发展远景的高目标：到 1967 年粮食产量 1 万亿斤，棉花产量 1 万万担，并据此要求

各个方面配合，制定出 1956 年高指标的计划，概括地说，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大了，农贷发放多了，工资奖金和福利提高多了，集中到财政上是收不抵支，不得不动用上年结余 10 亿元（新人民币，下同）解决。反映到银行信贷上，是资金不够用，不得不增发货币；结果是社会购买力大于市场商品供应，市场紧张，物价不稳。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基本建设投资， 1956 年预算列了 147

亿元，比 1955 年的 87 亿元增加 60 亿元，增长 69％。这种状况，引起了周

恩来、陈云同志的重视，并于 6 月 5 日的国务会议上，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

修改 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减少基本建设投资的建议。接着又研究编制了比较切合实际的“二五”计划方案，并在“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下，编制了 1957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由周恩来总理向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作了报

告。根据 1956 年的“冒进”和“反冒进”的实践经验，陈云同志于 1957 年

1 月 18 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财政经济工作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的原则。并且说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就是“冒”了，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就在这次讲话里，陈云同志提出了财政、信贷、物资的“三大平衡”思想，并且强调，应当用“三大平衡”的方法，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在这个时期，他对“三大平衡”有两段高度概括的精辟的表述。一是从正面说：“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责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二是从反面说：“如果我们的财政收支不能平衡，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不能大体平衡，物价就会乱涨，市场就会混乱，这对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都会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根据 1956 年的实际，指出了“三大平衡”失衡的具体数据和情况：“在财政和信贷方面多支出了近三十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多用了 15 亿元；工资多开支了 6—7 亿元：

农贷和其他贷款多支出了 5 亿多元。其所以没有引起市场物价剧烈波动，是因为“反冒进”的措施有力，并开展了全国增产节约运动的结果。

经过这一阶段“冒进”、“反冒进”的实践，陈云同志的总结和提倡， “三大平衡”思想开始被人们接受，并为专家学者所重视和研究。当时主管全国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同志对“三太平衡”就有一个很好的阐明。他说：“一九五六年财政金融工作当中的主要经验是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会，就是财政、信贷和物资必须统一平衡。在这里物资平衡是统一平衡的基础，财政平衡则是统一平衡的关键。因为，财政和信贷最后都要归结到有没有物资，矛盾最后都集中到物资是否能够平衡。在我们国家，财政收入不论税收

和利润，都是以物资的生产和流通作基础的，财政收入中的每一文钱都代表着一定的物资。社会生产主要是由国家计划规定的，社会总产品的大部分又都经过财政和信贷的形式进行分配。因此，只要在正常收入的范围以内安排支出，不要有赤字，不要向银行透支，保证这个限度，大体上就可以做到信贷的平衡。财政和信贷平衡了，大体上整个物资也就是平衡的。一九五五年以前，在财政收多于支的情况下，我们并没有感到整个物资的紧张。一九五六年财政有赤字，货币发行增加较多，就出现了物资普遍紧张的现象。财政不平衡必然引起市场紧张，这个道理我们过去说了很多，只有经过一九五六年这一年，才体会得比较深刻。财政、信贷和物资三者必须统一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我们在工作中有多少收入，作哪些开支，办哪些事情，只能在客观允许的限度内安排，不能只根据主观愿望办事。我们也不能允许在供求法则的支配下，自发地变动价格，调节生产，自求平衡。因此，国家计划和国家预算的安排，必须主动地照顾三者（财政信货物资）的平衡，使之符合客观的规律。”显然，先念同志完全接受了陈云同志的“三大平衡”思想，并按照这个正确的思想指导全国的财贸工作。“三大平衡”的发展

“三大平衡”的产生和形成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也是在不平凡的实践中得到发展的。

1957 年“反冒进”刚刚取得成绩，就为“左”的浪潮所淹没。“三大平衡”被说成是“古倾保守”思想，被搁置不用。由于一切都要“大于快上”，片面强调把建设搞上去，把生产增长速度加快，于是 1958 年出现了乱抓资金、乱拿物资、任意贷款、乱上项目的无计划、无政府的混乱现象。这种混乱，使财政经济工作脱离了常规，失去控制，而且持续了三年之久。一直到1960 年，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又有天灾，粮食极度缺乏，工业生产下降，人民缺吃少穿，维持不下去的时候，才冷静下来，进行痛苦的调整。

在调整过程中，“三大平衡”思想重新受到重视。1961、1962 年出台的调整措施，有很多是在陈云同志主持下制定的。特别是 1962 年陈云同志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对统一全党对财经困难状况的认识，起了重大作用。这个讲话就是按照“三太平衡”原则对当时财经困难情况的分析和结合实际提出的建议。

除此之外，陈云同志还在 3 月 7 日的中央财经小组会上的讲话中，对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了两个非常中肯的意见。第一个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他说：“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可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部有了，还是开不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他针对着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争论，提出两点看法：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有人说要到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能搞综合平衡，比如有了 2000 万吨、3000 万吨钢材再搞。陈云同志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 二是按什么“线”搞综合平衡？长线？短线？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结果是短线跟不上，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浪费。只有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陈云同志还说：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

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

第二个意见是，计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他说： “计委有个传统，一开始就是搞工业，搞基本建设，其他方面，如农业、财政、贸易等，都是凑凑合合。这有历史原因。”他向计委提出一个要求，要他们改变单纯注重工业生产发展速度和建设规模的观点和作法，应当注意稳定市场，要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控制职工人数的增长，要搞财政、信贷和物资的综合平衡。特别是要下大功夫研究并妥善安排购买力和市场商品供应的平衡。没有购买力和市场商品供应的平衡，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市场紧张，物价上涨，经济不稳。“三大平衡”的内容在这里就更加具体明确了。

三年大跃进，摘乱了财政经济，也搞乱了思想。有些问题被表面现象掩盖了，一时不容易看清楚，造成了一些混乱和争论。比如：一方面生产增长很快，工农业总产值 1960 年比 1957 年增长 68.7％；财政收支良好，三年收支平衡，还略有结余，1958 年结余 9.2 亿元，1959 年结余 13.9 亿元，1960 年赤字 19.1 亿元，三年结余 4 亿元：另一方面，货币发行很多，三年增发货

币 43 亿元，比 1957 年底货币流通量 52 亿元增长 82.7％；市场商品供应紧

张，三年购买力大于商品供应，未实现的结余购买力增加 87.7 亿元，增长98.9％。按照“三大平衡”的原则，这种状况是难以理解的，特别是财政有结余而通货膨胀，市场紧张，不符合客观规律。因此，肯定这里面有“鬼”，要“捉鬼”，搞清情况。于是，在李先念同志的主持下，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认为是财政收支有虚假，三年不是略有结余，而是有很多赤字。如果把不该收的收入剔除，该支未支的列入支出，还其真实面目，财政有很大赤字，仍然是这些赤字引起了银行货币发行，通货膨胀，市场紧张，物价不稳，“三大平衡”还是正确的。陈云同志赞成先念同志的分析和意见。为此， 1962 年组织了全面的清查工作。

实际清查的结果，需要财政处理的 1961 年以前财政遗留的问题有 10 项，

共计 370 亿元。这 10 项是：（1）国营企业物资盘亏损失；（2）银行贷款

（主要是农贷）中收不回的呆帐损失；（3）商业部门发放的预购定金、赊销商品和预忖款中收不回来的呆帐损失；（4）地方工交企业挪用贷款作了财政性开支的部分；（5）国营农垦企业和劳改企业积欠的银行贷款，需由财政归还的部分，（6）各地方、各部门抽调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等单位的资金，需要财政归还的部分；（7）搞基本建设拖欠生产单位的货款，需要财政拨款归还的部分；（8）应由财政增拨而没拨给工业的定额流动资金；（9）需由财政补拨的商业的自有流动资金；（10）收购国营工业企业的积压物资，需要财政拨付的资金。这 10 项问题形成了“假结余，真赤字”，后来经过调

整，还原了财政收支的真实面目，共有赤字 169.1 亿元，了却了一桩“公案”。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三大平衡”中的财政平衡，不但应当是当年收支的平衡，而且还应当是“该收的收，该支的支”的真平衡，而不能是“该支的不支，不该收的收了”的假平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搞好“三大平衡”。

在这里应当补充说明，李先念副总理自从 1954 年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

任兼财政部长之后，在陈云同志的指导下，经过 1956 年的“反冒进”和 1961 年、1962 年的经济调整工作，掌握和运用“三大平衡”的理论和方法，并在一些工作中有所深化和发展。比如，组织财贸部门认真研究“三太平衡”的理论；注意财政支持信贷（增拨信贷资金和企业流动资金）；从资金上落实

“先生产，后基建”的方针，等等。在“西楼会议”之后，更加积极贯彻陈云同志关于调整经济的方针和工作部署。比如，领导起草并报经国务院批准颁发了银行、财政两个六条决定，加强财政信贷的集中统一，实行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组织财贸部门同志逐月、逐季分析全国财政、信贷、市场综合平衡的状况和问题，并提出建议，报告中央，指导财经工作的调整和发展。由于先念同志的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终于在短短的三年中，顺利完成了全国经济调整任务，至今仍为人们所称赞。

“文革”十年的浩劫，使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沿。粉碎了“四人帮”，给国家带来生机，也给国民经济的重新振兴展示了光明的前景。经过 1977 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取得了成绩。但是，“左”的思潮仍然存在，头脑又一次发热， 1978 年再一次大干快上，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

引进大项目过多，国民经济摊子铺得很大，结构更加不合理，致使 1979 年的财政顶算和经济计划难以安排，人称是一次“洋跃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政治上的“左倾”，同时也纠正了经济上的冒进，要求进行调整，稳定经济。经过中央研究，决定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首先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主要是把积累基金的比例（37.2％）降下来，把过低的消费基金比例（62.8％）调上去，使之趋于合理。为此，就要缩小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同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职工的工资和奖金，提高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很好的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1979 年的计划和预算也都是按照这个方针政策编制井实行的，但实行的结果并不理想。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工资奖金增加了，消费基金增加了，而基本建设投资却没有减下来，积累基金没有相应地降下来，以致财政减收增支，出现了空前未有的 170 亿元的庞大赤字。1980 年虽然压下了部分基本建设投资，但消费支出仍在继续增加，财政又有 127 亿元的巨大赤字。两年财政赤

字 297 亿元，使银行货币发行大增，1979 年 55.7 亿元，1980 年 78.5 亿元，

两年共发行 134.2 亿元，比 1978 年底的货币流通量 212 亿元增长 63.3％，

因此引起了 1980 年秋冬季的市场紧张，物价波动。这种物价上涨、市场不稳的状况，立即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并采取措施进行纠正。办法还是陈云同志的“三大平衡”。党中央、国务院要求：1981 年必须做到财政收支平衡，银行情贷收支平衡，物价稳定，也就是大家知道的“两平一稳”方针。根据这个方针，财政在收入继续下降的情况下，大力压缩支出（包括基建投资）， 1981 年实现了收支基本平衡（赤字 25.5 亿元）；银行情贷收支差额低于上

年，发行货币 50 亿元；市场物价亦趋稳定， 1981 年比 1980 年仅上涨 2.4

％。这种“两平一稳”的局面，一直延续了三年。

在这个时期，陈云同志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再次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他认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运用“三大平衡”的思想和方法指导经济工作，纠正了冒进，调整、稳定了经济，取得了成绩。1979 年 3 月 14 日，陈云同志和李先念同志联名就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信中说：“我们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有以下几点意见：（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

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他还反复告诫大家，第一要坚持实事求是，首先弄清事实，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二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按比例搞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第三步子要稳，该上的就上，该下的就下。“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改革的步子要稳。改革要有利于调整，调整好了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第四搞经济工作要注意：“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只顾吃饭，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还有余力进行建设。因此，饭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第五不能用赤字的办法搞建设，也不能用发票子的办法搞建设。“我们的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就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可否发票子来弥补基建投资赤字？不可能，而且决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将无以为继。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所以，如果明年（1980 年）不削减基建投资中的赤字，后两年必然要大削减，那时局面将会更坏。因此，我主张明年就必须去掉基建投资中的赤字，使我们的基建投资计划脚踏实地。”第六外债要不要借？要。但要慎重。一要有个限度，二要很好利用。“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对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关键是我们要把它用好。从以上这些看来，在新的时期新的实践中，“三大平衡”的内容更丰富了，作用更明显了，“三太平衡”的理论更加今人信服。

“两平一稳”政策的成功和三年半调整的成绩，并没有使一些人冷静下来，接受经验教训。相反，从 1984 年下半年起，又发生了生产建设“过热” 现象。再加上自由化的几度泛滥，过分强调分散的市场调节，放松了集中的计划调节，财政经济失去了控制，使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市场供需再度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导致了 1988、1989 年市场不稳，物价急剧上涨。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 1988 年 9 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随着这一方针的逐步实施，国民经济得到调整。我们要深入学习和掌握“三大平衡”思想，进一步搞好当前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