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的实事求是精神沈 鸿

陈云同志是深受人们尊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 60 多年的革命实践中，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光辉的业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三卷《陈云文选》是他 60 多年学习、工作实践的记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文选中自始至终贯穿了一个基本思想，这就是实事求是。我们应当认真学习他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提高我们的工作实效。

我每碰到熟人，一提起陈云同志，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他善于学习，善于工作，着眼全局，善抓大事。他用干部强调德才兼备；管经济狠抓农业第一， 主张建设规模和国力相称，提出了大计划，小自由的主张；在改革开放中， 及时提醒全党，必须纠正忽视精神文明的倾向等等。这些都贯穿着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

陈云同志一生清廉，为人正直，说话简明扼要，不绕弯子，不讲情面， 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发表意见。

由于工作关系，我和陈云同志有过很多接触，现在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记得我和陈云同志第一次见面是 1944 年在延安。他当时领导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工作，见面以后他很谦虚地说，他对经济工作也不太懂，现在搞到国民党的两本《中国经济年鉴》，正在了解中国有些什么家当。

那时延安被国民党封锁，军工局李强局长指定我和徐驰同志负责筹建一个小高炉，用木炭炼铁。我们动员了所有力量，果真搞成了，日产 1 吨多生铁。可是不到一年，把延安附近的老山部分森林差不多烧光了，炼出来的铁数量还是太少。于是，由西北财经办事处派陈郁同志来同我们商量扩大炼铁厂规模，以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工农业生产需要。要建个多大的高炉呢？我们研究了几个方案。记得我和陈郁、李强同志一起向陈云同志汇报时，提出建日产 5 吨或 10 吨的炼铁炉。陈云同志听后，询问了焦煤、铁矿及技术上的许多问题。那时我们几个人只是去看过瓦窑堡有煤有矿，到底有多少，拿不出肯定的数据。最后他说，铁是肯定要炼的，能建大的当然好，不能建大的， 小一些也要建。你们还应该到瓦窑堡做详细一些的实际调查。于是陈郁同志组织了懂地质、探矿、炼铁和机械的有关同志再次去瓦窑堡地区深入考察， 准备回来后再确定方案。可是等我们从瓦窑堡口延安的时候，日本投降了， 国际国内局势急转，陈云同志已去东北了。随即我们也离开了延安。

在延安炼铁的计划虽未实现，但这第一次见面，陈云同志这种既积极又踏实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北平解放以后，我在 1949 年 2 月随华北工业部来北平任华北机械公司经

理。大约在当年 5 月间，周太和同志打电话来，要我去中南海见陈云同志， 我按时而去。一见面他就说：四年不见了，我们山沟里的老办法已经不够用了，现在要管全国的大事了。你就来中财委工作吧。我欣然受命。十几年前读过的《苏联五年建设计划》那本书，又在我脑子里回旋起来。就这样，我就任中财委重工业处处长。

当年 10 月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戌立，陈云同志指示组织重工业考察团， 由刘鼎同志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去东北、华北及太原等地考察，历时一个月。回来后，写了对重工业当前存在的困难和解决困难的初步方案的报告。陈云同志对新中国重工业的起步工作是非常重视的。

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一贯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是实事求是精神在他

的经济思想中的体现。1952 年，中苏商定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飞机由苏联提供，修理由我国担任。此事由重工业部负责筹备，何长工代部长向陈云同志汇报时，我也在场。陈云同志指定何长工、段子俊和我三个去苏联谈判。我是既高兴，又犯难。当时何长工同志积极性很高，而我对此事又不太懂。临行前我向宋劭文同志提出事关重大，胸中要有个底才好，于是就和劲文一起去请示陈云同志。陈云同志想了想说，先搞修理，制造问题需另行谈判。我提出此事完全划分开也很难，可否有个钱款的限制？陈云同志随即又想了想说，最多七八千万卢布吧。

我们到苏联以后，苏联航空工业部也很积极。同他们谈判时，我们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强调搞修理，而苏方则说你们完全搞修理，连部分零部件都不做也不行。经过一个月的参观和谈判，苏方提出一份建议书，费用大约一亿五六千万卢布。我当即把陈云同志说的最多七八千万卢布的底告诉了何长工，现在翻了一倍，还是先向国内报告后再签字为好。长工同志不大同意， 最后向张闻天大使汇报。大使也认为超额太多，应当报告国内。不久国内回电来了：感谢苏方的积极支持，但我们近期没有那么多钱，请他们缩减到 7000 万卢布以内。经过反复磋商，又延长了两个星期才签字定案。通过这件事， 使我深深体会到陈云同志坚持建设一定要量力而行，要同国力相适应的思想原则。

陈云同志一贯重视农业，重视农机现代化工作。几年前，全国曾掀起了“无工不富”的高潮。陈云同志及时提出要大家注意，无工不富是对的，但忽视农业就不对了。记得他有一句名言“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因为人是天天要吃饭的，可确实有些领导同志当时忽视了这一点。看问题存在片面性， 就一定要贻误国家大事。由此使我联想起制造双轮双钵犁的事来。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农耕，用的仍是几千年一贯制的老方法，有的地方还是刀耕火种。当时农业部提出改良农具，其中包括双轮双铧犁。据他们估算，使用双轮双铧犁耕地，可能增产 15—20％，但必须要有强壮的马或骡才能牵引。那时我在三机部即地方重工业部工作，双轮双铧犁属该部管理范围。陈云同志为此事不仅找农业部的同志作调查，还把我们找去问：第一，增产百分数是否可靠？第二，今年生产 50 万台有无可能？我回答他：增产的事，我们也请教过衣机专家，他们说因为深耕，水和肥能起更大作用，所以增产是比较有把握的。但今年要生产 50 万台双轮双铧犁，现有生产能力不足。如果把其他机械厂组织起来就有可能了，关键在要有一定质量要求的钢材和铸铁。他问得很细，我还算有些准备，否则真要交白卷了。同样，对化肥生产陈云同志也非常关心。1961 年，他在杭州亲自主持化工、一机、三机部大化肥设备制造安排会议。经过认真讨论研究，作出了在三年内建成若干个年产 50000 吨氮肥设备的安排。那次会我未参加，回京的各部同志都很满意，说是一次贯彻自力更生精神的会议，效果很好。

在大化肥设备长期安排之前，大约在 1959 年，陈云同志在上海，我尚在

沪设计大水压机时，他要我去看上海的 8 套年产 800 吨化肥的设备生产情况，

我同上海农业局的同志将 8 套设备作了全部了解。结果是能正常开工的只有两套，其余或有制造问题，或有管理使用问题。我们将结果向陈云同志做了报告。他在杭州的化肥设备制造安排报告中也提及了此事。小化肥在今天都改建扩建为年产 10000 吨的不小的工厂了，因为不需要远距离调运，制造成本虽高一些，但在全国化肥尚难满足农业需求的情况下，还是很顶用的。从

以上的事实看出陈云同志对我国的农业是倾注了大量心血的。

陈云同志对中国自己制造万吨水压机的关心，也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和教育。

那是 1958 年，我去上海着手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的设计制造工作。由于此事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因此到处是一片拥护声。陈云同志当时正在上海，他的见了我，他不是简单地附和，而第一句话就问：“你要造万吨水压机，有把握吗？”我告诉他：“第一我选定上海，因为这里工业基础好；第二我选定江南造船厂，这里老工人多，技术力量雄厚；第三我要先造一台小的，如果成功，总结经验，再造大的。如不成功，也不硬造，避免浪费国家财物。”陈云同志听后说：“好，你这个做法对。”我想，陈云同志所以肯定我，就是因为我在工作中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减少了工作中的盲目性。

实事求是，我们的干部谁都会说，而要真正做到，则必须要下一番功夫。希望大家都来认真学习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