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的健康的调整

当 1979 年全党和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局面：经济工作中长时期“左”的错误，特别是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消极后果，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倾向，还严重地存在着；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起来的问题亟待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调整就成了顺利开展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前奏曲。

陈云同志是这次经济调整的首倡者，也是领导者和组织者。

1978 年 12 月 10 日，在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

上，陈云同志就提出，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 2000 万吨粮食，把这作为经济工作的一条大计。他说：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了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建国快 30 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迸城要饭。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同志还提出，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这实际上是提出了进行经济调整的问题。

1979 年 3 月 14 日，陈云同志和李先念同志联名向党中央建议，要用两三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同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陈云同志出任主任。他在接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分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严重情况，再次提出，要有两三年经济调整时间，最好三年。他说：“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当时，有一些同志担心经济调整会影响经济发展。针对这种思想顾虑，陈云同志指出，不要害怕调整，“因为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

时间过去了 10 年。现在已经进入了 90 年代。80 年代我国经济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现在人们在总结经验。我看，80 年代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是实现了全党和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有了专心致志搞经济建设的大环境；一是实行改革开放，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没有这两条， 80 年代我国经济的

巨大成就是难以设想的。除此之外，在经济建设方面， 1979—1981 年的经济调整也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条，现在还没有被人们普遍地认识到。肤浅的观察往往忽视了：正是增加粮食进口，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过去农业基本建设所起的作用，这些年气候条件又比较好，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基本建设规模的压缩，突出抓农业和轻工业，使市场消费品供应状况明显改善；积累率连续儿年调低使人民生活得到较多的改善，而且为解决某些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经济条件。经济调整也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

步创造了比较觅松的经济环境。可以说，假如没有这一次经济调整，假如 70

年代后期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倾向不加以纠正， 80 年代中国经济的成就必定会受到很大影响，经济改革的起步也会艰难得多。

当我们经历了 80 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过热，以及因此而不得不进行治理

整顿之后，重温陈云同志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关于经济调整的论述，感到非常亲切。新的实践经验使这些论述具有了新的意义。现在，虽然经过两年多来的治理整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经济趋于稳定，但不论是当前还是整个 90 年代，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仍然不少。目前总量平衡关系的改善和物价涨幅趋缓，是采取非常办法实现的，还是不巩固的。从总的发展趋势判断，我国需求大千供给的局面短期内不易根本扭转，资金短缺给总量平衡造成很大压力。物价的调整和改革也会带来物价总水平的一定上涨。加上经济关系在许多方面还没有理顺，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仍然是经济发展中值得警惕的潜在危险。因此，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要稳中求进，并且经常注意调整前进的步伐，用清醒的健康的调整，避免经济发展中大的波折，这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一环。

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

陈云同志认为，认识国情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1979 年名月 21 日，陈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这样的问题。他说：“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只有这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才能立足于牢因的基础，找到可以由以稳步前进的起步点。

那么，作为我们制定建设蓝图出发点的国情，即最重要的“实事”是什么，我们由此应该得出什么主要结论呢？陈云同志特别强调的，是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国情，也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出发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表明，虽然广义的农业是一切民族和国家最早兴起的产业，但农业却往往是现代化进程中最滞后的部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上个世纪就实现了工业化，但农业的根本技术改造有些则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步完成。我国的情况是：当 70 年代末开始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有八亿农民的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手工劳动，相当多的地方连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农业的发展，全国人民吃饭问题的解决，是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国家自立的基础，搞现代化，建立若干大的工厂和工业基地并不难，发展若干大的工业城市和沿海港口也不难。中国现代化的难点，在农村的现代化。要对农村经济进行根本的技术改造，几亿农村劳动力要转向非农产业，需要积累大量的资金，需要提供大量的技术装备，这不是短时期所能完成的。

搞现代化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出国考察，请外国人来华讲学，翻泽出版物，各种新闻媒介的传播，使国外情况潮水般涌进来，人们眼界为之大开。其中确有不少好的经验，但也有许多是不适合我国国情的，也有些是对国外经验作了不准确的介绍和作了错误理解的。在为数众多的改革和建设方案中，也有些是照搬别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脱离中国国情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不是在短时期内实现了现代化吗？欧美日本各国不是农业人口只占很小的比例吗？陈云同志回答说：“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没有

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

12 年来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证明了陈云同志上述论断的正确性。虽然

12 年的改革和发展使我国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些论断现在并没有过时。乡镇企业的发展吸纳了几千万农村劳动力，但由于人口增长更快，农业人口并没有减少；由于有更多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农村剩余劳动力实际上也没有减少。农业的根本技术改造在许多地方刚刚开始，在不少地方还没有开始。全国还有几千万农村人口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陈云同志所说的“十亿人口、八亿农民”这个基本国情，仍然是我们 90 年代乃至更长时期制定建设规划的一个根本立足点。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充分估计到由此产生的困难。何况，我国现在已经是 11 亿多人口，还在以每年一千几百万的速度持续增加。

二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基地：现有工业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引进新技术。现有技术人员是我们知识力量的基础。”

陈云同志是针对当时实际存在的一种错误倾向说这番话的。实行开放政策以后，可以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愿意借外债给我们的国家纷纷到来。一些同志头脑不够清醒，以为可以轻易地“买”一个现代化。70 年代后期脱离国情的大规模引进，就是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发生的。

现代化建设必须牢固地立足于现实基础。陈云同志这里所讲的现有工业和技术力量，就是我们的现实基础。经过建国以后 30 年的艰苦奋斗，我国建立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有比较强大的基础工业。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因此，陈云同志主张，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这是我们今后发展工业的一条新路子。我国的技术力量也是雄厚的。建国后的 30 年，我国大专学校培养的和自学成才的技术人员共有几百万人，他们已经有了一二十年实际工作的锻炼。陈云同志指出：“必须肯定，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技术水平，应该来之于这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水平的技术骨干。出国留学取得先进技术是必要的，但留学生毕竟数量有限。”我们必须立足于现有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才能扎扎实实地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毫无疑问，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但是，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外开放要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并且通过对外开放增强自力更生能力。陈云同志对借外债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我们所能借的外债，提供买方信贷、卖机器设备的占绝大多数，自由外汇很少，而且利息很高；带援助性质的外债，例如某些国际组织的低息贷款，数量不会很大，借到了也要用在最关键性的项目上。陈云同志语重心长他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对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通过 10 多年来同外商打交道的经验，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现在这些都已成了普通的常识，但在当时许多人头脑并不清醒的条件下，陈云同志的这些论述无异是空谷足音，这表明了陈云同志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