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平衡”的产生

人们常说“三大平衡”产生于 1956、1957 年的反冒进。其实。从历史的发展看，时间应当向前推移，它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产生的，后来经过三年恢复和四年建设的实践，特别是总结了 1956—1957 年的冒进与反冒进的经验教训，才明确提出了“三大平衡”，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济指导思想。

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上海财经会议上，陈云同志注意抓住财政。金融、物资的平衡问题，解决全国财经困难。这次会议确定，着重研究掌握全国的财政、金融、物资情况，做出 8—12 月的计划安排和 1950 年的估计，以便控制

市场物价逐步走向稳定。会议着重对 1949 年 8—12 月全国（东北除外）的财政、金融、物资情况作出计算。

关于财政收支。5 个月全国（东北除外）财政赤字 7130 亿元（旧人民币，以下同），用物资调拨和公粮附征货币收入抵补 1330 亿元，赤字还有 5800

亿元。会议打算建议中央发行公债 2100 亿元（另有用金银外汇购买公债 400

亿元），如能实现，赤字可降为 3700 亿元，关于物资收购。首先是收购棉花，

1949 年 9—12 月计划收购新棉 125 万担，以保证纱布生产。其次是收购丝、茶、桐油、烟叶、生油、猪鬃等出口物资，以刺激土特产的生产。此外，还有粮食，准备在公粮征收之后有可能时，适当收购一部分。会议根据各大区的情况，计划安排物资收购总数为 4700 亿元，其中用现钞收购的为 3400 亿元。

关于货币发行，主要是两项：一是财政赤字 5800 亿元，二是物资收购

3400 亿元，合计为 9200 亿元。也就是说， 1949 年 8—12 月需要发行货币

9200 忆元，同 7 月底的货币流通量 2400 亿元相比，增加 3.8 倍。如果发行

公债 2100 亿元，货币发行总量可以减少为 7100 亿元，比 7 月底增加 2.9 倍，

事实上，1949 年公债没有出台，改在 1950 年发行，货币发行是按 9200 亿元安排的。

关于物价的估计。根据货币发行的情况，会议对 8—12 月的市场物价作

了估计。陈云同志在 8 月 8 日的报告中作了简短概括的说明：“为了保证今年秋季的支出，八至十月每月需发行一千六百三十三亿元人民币，以七月底二千八百亿元为基数，每月发行指数增加百分之五十八。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则物价也将上涨百分之五十八。这些发行，主要是解决军费开支及修复现有铁路的费用，还没有考虑到工业的投资和农产品的收购。十一、十二月除军费外，要收购棉花和出口物资，两项合计每月需发行一千六百九十二亿元，还须另外筹划。物价上涨指数是否可能降低？到冬季，由于解放地区扩大，农产品上市，工业生产的恢复和纱布的推销等等因素，物价上涨率有可能降低。按保守的估计，可能降低百分之二十左右。这样，物价上涨可能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他还说：“开支能否少一些呢？不能。首先，军费不能减，减少了就不能保证部队的需要。其次，为收购棉花和出口物资而发行的票子也不能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都会有困难。当然，提倡节约，可以省一些，但数目不会大。”应当看到，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但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预测，在刚刚取得基本胜利的情况下，初次研究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也只能如此。尽管实际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因增加支出和物价上涨，到年底实际增加发行了很多货币（比预计数增加 17000 亿元），也不能稍减上海财经会议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上海财经会议是成功的，在新中国财政经济史上，是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会议，对后来的全国财经工作有深远的影响。其所以是成功的，就在于会议一开始就抓住了国民经济工作中的重要环节——财政、金融、市场物资的综合平衡关系，也就是后来陈云同志所提出的“三大平衡”，第一次用它来分析研究全国市场物价问题，并通过有计划的安排财政、信贷收支和物资购销，掌握全国市场物价活动变化的情况，达到稳定经济的目的。

上海财经会议以后，经过 1949 年 11 月的物价波动和稳定物价斗争的实践，进一步说明尽快改变全国财政经济分散状况的紧迫性。中央人民政府不把财力物力掌握起来，有计划地集中安排快用，市场物价就无法真正稳定，恢复与发展经济也是一句空话。因此，1950 年 2 月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在陈云同志的领导下，中财委提出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方案，经过中央、政务院的批准，从 3 月起在全国实行。

统一财政经济管理工作，主要是统一管理财政收支，统一管理物资，统一管理信贷收支和货币发行。没有这三个统一，就不可能实现“三大平衡”，也就不可能使市场物价稳定，经济稳定。统一财经，就是变过去的地区分散管理为中央集中管理。重大的体制改革，必然会遇到一些不理解其意义的人们的议论。因此，陈云同志多次向大家说明统一的必要，促其顺利实行。 1949

年 12 月 28 日，他在同薄一波同志联名发给华东财委的电报里说：“从客观情况看来，如不作基本统一，则困难程度、为害之烈将更大。其理由如下：

（甲）支出方面，五六百万主力部队与大行政区直属部队是必须按月由中央

（通过大行政区）开支的，其开支到今天为止主要靠货币发行。（乙）收入

方面，公粮、税收均在县、市、省的手里，收入的多寡迟早，中央无法确实掌握，而公粮变卖及现金税收，又恰恰是今后按月按季回笼货币的主要手段。

（丙）关内市制已统一，汇兑、交通已畅通，一遇金融、物价风潮，必然牵动全国，除东北外无一地区能自保。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实行统一所遇到的困难小，为害亦小；由不统一而来的金融、物价风潮的困难大，为害亦大。因此，应该克服统一中可能出现的小困难，避免由于不统一而产生的物价混乱等大困难。”

很清楚，公粮、税收在省、市、县手中，支出大部分在中央，中央只出不进，财政赤字很大，必然是大量发行货币，通货膨胀，市场物价波动混乱，社会不能安定。因此，统一财经首先就是统一财政收支。在此同时，又抓了仓库物资的统一，人员编制的统一，滴业贸易的统一，银行信贷现金的统一，奠定了全国财政、金融、物资的综合乎衡和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的基础。这就给稳定经济，恢复与发展经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实践证明，3 月开始实行统一财经的决定，4 月就见效，很快稳住了物价，做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从而加快了经济恢复的步伐。新生的人民政权牢固地站立起来了！

根据以上所述，不难看出，从 1949 年 8 月的上海财经会议，到 1950 年

3 月的统一财经，虽然当时没有明确提出“三大平衡”的概念，但却都是按照“三大平衡”原则进行工作的。在陈云同志求实精神的指导下，成功地消除了财政赤字，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市场物价，为此后年度的财经工作开创了一条光明大道，至今仍为人们所称赞。所以应当说，“三大平衡”是在 1949 年上海财经会议和 1950 年统一财经工作中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