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恢复经济时期

我认识陈云同志是在 1950 年春，他自广东来杭州。一见面，他就告诉我，在广东布置了种植橡胶的事，斯大林说这是社会主义阵营有战略意义的大事，要中国抓好，接着听取情况汇报，然后要我陪他到大街上去走走。他在街上，主要看街两边的铺面，一边走一边数着招牌。看完后，他概括他说，杭州手工业发达，张小泉剪刀，王星记扇子等，在全国都是著名的。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陈云同志平易近人，对下级干部没有架子，注重调查研究，经常亲自掌握第一手材料。

杭州是 1949 年 5 月解放的，接着解放了浙江全省。当时主要的任务是剿匪、镇反，以后是土改，经济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市场物价不稳。解放前，人民群众饱受国民党金圆券贬值、物价暴涨之苦。解放后，一些好心人对物价波动深以为忧，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则冷眼看着我们这台戏如何演下去。

党中央在 1950 年 6 月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陈云同志主管财经工作，贯彻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的经济情况，找到了问题的原因，对症下药，采取了有力措施，提前实现了稳定市场、稳定经济的任务。

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52 年前，我在浙江省工作，1952 年在华东财委工作。从全国来说，当时采取的重要措施是一系列的，如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统一财经政策与管理，调整工商业，稳定市场、稳定物价，恢复和发展生产等。当时我在下边的实际工作中，深深体会到陈云同志对情况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采取的措施是具体而有力的。早在 1949 年下半年，全国财政经济严重困难，陈云同志说：“解放战争还在广大地区进行。作战费和六百多万脱产人员的费用，很大部分是依靠发行钞票来解决的。”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发行的大量增加，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怎么办呢？我回忆起来，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采取了下述的有力措施。

（一）举办折实储蓄，稳定金融

为了稳定物价，提高人民币的信誉，中国人民银行开办了折实储蓄。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6 月即开办了折实储蓄，浙江的主要城市也举办了折实储蓄。折实储蓄开办后，很受群众欢迎， 1950 年 2 月达到最高峰，然后又逐

步转向办理保本保值储蓄。这种保本保值储蓄是 1950 年 4 月开始，由人民银行开办的。它是折实储蓄的延续，仍按折实标准单位对存款保本保值，即：在物价上涨时对存款保值；在物价回跌后，对存款保本。由于这种存款保证了存款人在物价波动中免受损失，因此折实储蓄纷纷转向保本保值储蓄。以后，随着物价平稳，保本保值储蓄逐步下降，越来越多地被货币储蓄所代替，终于在 1952 年 7 月停办，回顾历史，当时举办折实储蓄，对稳定人心、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稳定金融形势、打击投机倒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随着金融形势的稳定和物价回跌，人民政府因势利导，从折实储蓄过

渡到保本保值储蓄，再过渡到货币储蓄，每一步都切实可行，每一步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二）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

在 1949 年下半年，面对当时财政开支不能减少、物价不稳的困难，陈云同志要大家考虑怎么办。他说，无非是两条：一是继续发票子，二是发行公债。经过和各大区同志商量后，决定发行公债，井决定公债要折实，以牌价为准，有借有还。折实公债的单位是“分”，情况大致是：每一“分”折实公债包括大米 6 市斤，面粉 1.5 市斤，白细布 4 市尺，煤 16 市斤。折实的基本内容是吃、穿、烧，各主要城市的上述商品牌号不一。如上海是：米（上白粳），面粉（老车牌），布（龙头），煤（淮南）。天津是：米（北河小米），面粉（东亚利字），布（红五福），煤（开滦）。其它如汉口、广州、重庆、西安，均有“各自的牌号。折实公债“分”以前 10 天市场批发价为标准，全国各大城市加权平均，权数是：上海占 45％，天津占 20％，汉口占10％，广州占 10％，重庆占 10％，西安占 5％。加权计算后的折实公债“分” 的价格全国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据 1950 年 3 月《人民日报》公布的折实公债每一单位约 3 万人民币（这是旧币，折合后来的新币为 3 元）。

与折实储蓄、折实公债先后存在的，还有折实工资分，折实工资分从 1950

年 9 月统一实行，一个工资分包括：粮 0.8 市斤，布 0.2 尺，油 0.05 市斤，

盐 0.02 市斤，煤 2 市斤，以”商品一般按国营公司的零售价计算，每隔半个月或一个月，由当地报纸公布一次。

上述这些措施，完全是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因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对当时稳定市场、稳定金融，起了很大作用。

（三）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

1949 年 7 月陈云同志由东北到北京不久，即去上海，蹲了两个月，主持统一财经工作会议。他当时为什么在上海召开这个会议呢？这是因为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是旧中国外国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的基地，也是中国民族资本的基地，先把上海经济稳定下来，便可以稳定全国经济。上海支援全国，全国各省支援上海，则稳定全国经济就比较好办了。当时已经解放的老解放区虽己连成一片，但除了政策上的统一以外，财经管理工作完全处于分散状态，各有货币，各管收支，解放区之间只能做到少数军用品和少数物资可以进行调拨，远远未能达到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这是不能适应全国统一政治局面的需要的。为此，在上海会议上着重地研究了 3 个问题，一是统一财政收支；二是统一金融管理；三是统一重要物资的调拨，我曾听到别的同志告诉我，陈云同志为了说服华东、上海的同志，提了一个问题：要统一，先统富的还是先统穷的？华东、上海的同志无保留的回答：当然要先统富的。富的赞成统一，其它大区就不会有什么阻力了。这也是陈云同志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例子。

关于统一货币。统一财政，首先要统一支出，在支出上实行集中控制。统一支出，要以统一货币为前提，当时除东北外，决定以人民币作为全国的通货。各个解放区从多年各有货币、各管收支到统一货币、统一支出，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为了使这一工作顺利进行，陈云同志当时的做法是，先给各地区一部分人民币，作为周转金，保证各地支出的需要，然后才统一货币。这种周到的安排，使货币统一工作平稳地度过了。

关于统一财政收支。上海会议提出统一财政，只能做到统一支出，井未

规定统一收入的办法。因此，财政收入当时还未集中统一。到了 1949 年底，陈云同志又明确地提出实行财政、税收、公粮、贸易等主要经济手段的基本统一，即：国家的主要收入统归国库，没有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的支付命令不能动支。由于各地领导同志能以大局为重，财权按规定上交，这就为 1950

年 3 月正式统一全国财政管理打下了基础。

关于重要物资的统一调拨。在上海会议期间，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怎样稳住上海呢？当时上海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两白（大米、棉花）一黑（煤）。陈云同志认为，“上海的问题，是有无大米，有无棉花，而其关键是有无运力，把大米和棉花运进来”。当时在稳住上海、占领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的工作安排中，开始实行了全国重要物资的统一调拨，做到互通有无。抑制上海物价的涨风，主要靠粮食和纱布，“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这是当时稳定物价的关键。

由于全国财政、金融、重要物资的调拨的统一，到 1950 年 3 月。政务院正式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就水到渠成了。整顿财政不到半年，到 1950 年上半年，财政收支就出现了接近平衡的局面。

（四）初步调整工商业和打通城乡交流

经过 1 年多的工作，财政收支基本平衡，金融物价基本稳定。但私营工商业界发生了困难。1950 年下半年，开始了对私营工商业的调整。调整私营工商业的实质，就是调整公私关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由国家给以适当的照顾和安排，使得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在政策思想上，也就是树立起国营经济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调整私营工商业的具体措施是，一方面放松银根，由银行给予贷款支持；另一方面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商品的办法。对私营商业。调整了经营中的差价，使其有利可图。

私营工商业困难解决了，还需要打通城乡关系，促进市场繁荣，在这一期间，由于人民币已下乡，逐步占领了阵地，同时又采取了多种办法，打通城乡交流，工作的重点是，一方面把农村上产品收运出来，供应城市需要，另一方面把工业品送下乡，同时积极组织出口。这对活跃城乡经济，起了很好的作用。记得当时在杭州孤山举办的浙江全省土产交流会，人山人海，喜气洋洋，对打通城乡交流、活跃市场，确实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陈云同志对此很重视，他曾说过：扩大农村土产品的购销不仅是群众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运转的结果，农村土产品卖出去了，就增加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减少城市的失业现象，城市购买力也跟着提高，工商业繁荣，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减少了财政上的困难，物价更趋稳定。实践的结果，正如陈云同志总结 1950 年工作所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只有两个重点，一是统一，二是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1950 年 10 月下旬，抗美援朝开始，这时必须首先考虑我们的财政经济如何承担战争的重担，财政工作的部署应该如何分别轻重缓急加以安排。陈云同志支持毛泽东同志关于抗美援朝的伟大战略决策。他对财经工作安排的顺序，第一是战费，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第二是稳定市场，求得金融物价的稳定；第三是各种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支出（即“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这三大任务同时承担，而且是在经济十分薄弱的基础上进

行，所以当时不少民主人士以及部分党内干部是心存疑虑的。但是实践结果，不仅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和市场的平稳，而且使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物资交流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随着国民经济的提前恢复与好转，使我们有可能转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