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财政工作王丙乾

陈云同志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我们崇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建国初期开始，陈云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几度主管全国财经工作。他根据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为纠正“大跃进”的失误，进行 60 年代前期的经济调整，为纠正 70 年代末“洋跃进”，推进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功地克报了我国经济建设几个发展阶段中出现的严重困难，正确指导了经济建设的发展。陈云同志在组织领导财经工作时期有许多重要论述，一些重要的观点无不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我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财政工作的老同志，今天重读陈云同志有关财政工作的论述，回顾我国财政工作所走过的历程，亲切之情油然而生，深感这些论述不仅指导过去的财政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是指导我们今后做好财政工作，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的强大思想武器。

40 年来，陈云同志曾任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和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职务，长期全面领导国家财经工作，对财政工作的论述极为丰富，涉及财政工作各个方面。这些论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财经工作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阐发的观点非常中肯、透彻。陈云同志的理论和思想，是正确反映客观实际的，既反对超越实际可能的左倾冒进主张，又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充满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且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在这些众多的论述中，我认为，有关财政工作重要性的论述和收支平衡的理论，以及正确处理国家财政的集中与分散的思想，特别重要，我们从事财政工作的同志应当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自觉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

陈云同志历来是十分重视财政的地位和作用的。他一向认为，财政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决定财政状况的根本因素是经济；而国家财政又是关系全局的，对经济具有强烈的反作用，对保证完成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陈云同志就指出，“财政情况的好坏，直接关联到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预算是体现国家政策的，不是单纯收支计算和管理问题。” 并提出“党要管预算，国家预算应集中在中央，地方预算应由省、市委主持。这样，党可以更好地掌握财经方面的政策。”陈云同志这个意见，是告诫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财政这一有关全局的大事情，不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1980 年底，全国各条故线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也存在着困难，突出的是国家财政赤字很大。当时针对一些同志对困难认识不足和忽视财政等问题，陈云同志说，“现在要为财贸金融系统恢复一点名誉”，财政、金融、商业部门“消息灵通，反映灵敏”，“在这些部门中可以看出大局”。陈云同志这些论述言简意赅，非常中肯，高度概括了财政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激励着我们财政战线的同志认清肩负的重担，树立全局观念，兢兢业业，做好工作。

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陈云同志一向十分关心和重视财政工作。在我国经济发生问题的时候，他纵观全局，综合分析形势，高屋建领，抓住财政这一重要环节，调整经济，最终使矛盾趋于化解。使困难得以克服。例如全国

解放初期，我国经济情况十分困难：一方面要整治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生产调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烂摊子；一方面又要保证军政公教人员的经费开支，支持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并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为了克服当时的困难，陈云同志亲自领导了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对全国的财政收支实行统一管理，强化税收工作，集中了财力，控制了开支。同时，全国的物资、现金也实现了统一管理。在统一财政之后，财政收入迅速增加，行政费用有所节减，收支接近平衡，通货膨胀得到制止，物价迅速稳定。这种财政经济高度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正由于此，不仅结束了国民党叵动政府遗留下来的物价飞涨，市场混乱的局面，粉碎了帝国主义所作的新中国无法解决面临的经济困难的谰言；而且很自然地把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引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又如， 60 年代初，为了克服三年“大跃进”造成的财政经济困难，党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决定陈云同志为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在陈云同志的主持下，国民经济进行了重大的调整。财政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包括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停止计划外的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紧缩财政支出等，同时在预算安排方面，切实按照国力的可能，保证发展农业、轻工业的重点需要，大力紧缩基本建设投资，加强管理工作，节约一切可以节约的开支。全国人民经过几年的努力，到 1964 年已基本完成了经济调整的任务，使国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陈云同志同样重视财政工作。1953 年，党中央决定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4 年 6 月，陈云同志根据已进行了一年多的建设情况和对整个五年计划的展望，指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各方面的发展比例要平衡、协调。对国家财政，他认为，这五年企业利润和税收可能超收一些，但不可能大量增加。因此，在资金供应方面，是相当紧张的。为保证重点工业项目建设按计划进行和其他必不可少的开支，必须切实估计财政的承受能力，不能采取不切实际的过大和过小的投资方案，只能采取适中的方案。同时，国家预算中要留足必不可少的预备费，并且决不能把财政可能超收的收入列入后三年预算之中，因为这样“会使财政毫无周转余地”。他强调指出：“在财政上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冒进，即将财政收入全部分出去，搞到中途预算破裂。一种是保守，即有钱不用，妨碍建设。为了在财政上避免这两种错误，必须一方面保有一定数目的预备费，另一方面又准备在年度计划中增加可能增加的投资。”由于把财政工作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统筹安排，保证了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艰苦努力，到 1957 年底，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任务，五年中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1.3％，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 11％，并且年年有结余，整个国民经济呈现一个协调发展、速度适中、效益良好的局面，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许多事实说明。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如果我们能认真分析形势，紧紧抓住财政这一重要环节，充分发挥财政的作用，并与其他措施相配合，就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推动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坚持财政收支平衡，是我国财政工作的一条重要准则。陈云同志很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1949 年 12 月 2 日，陈云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分析当时币值下跌和物价上涨的原因时指出，财政赤字庞大是一

个重要原因。“为了弥补赤字，暂时不能不依靠发行钞票。这就造成了币值下跌，物价大涨”。为了减。少财政赤字，他提出了整理税收，增加收入，在政府机关和部队甲厉行节约，增加生产等措施，并要求发一种公债，用于弥补一部分财政赤字。从这个讲话中可以看出，陈云同志对财政赤字的危害分析是十分透彻的。1957 年 1 月，陈云同志在分析和总结 1956 年财政经济

情况时，针对 1956 年经济工作出现财政、信贷支出过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问题，提出了“三大平衡”（财政、信贷、物资平衡）的理论。在三大平衡中，他首先强调财政和信贷的平衡。他说：“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这不仅揭示了财政平衡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我们管好财政、把握平衡提供了科学的理论的指导。

对如何组织平衡，陈云同志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首先，他强调“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这就是量力而行的原则。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决不可超越财力的可能去办那些不应当办的事。第二是财力物力的安排，要先保证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安排建设，这就是“先吃饭后建设”的原则。同时，陈云同志还进一步指出，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保持年度间的连续平衡。第三，组织平衡，确定经济建设规模，必须充分注意农业情况。他认为，“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的约束力是很大的”。农业丰歉，对财政收入、基建投资和工业生产，都有很大关系。这已为 1954 年和 1956 年农业歉收对来年经济建设发生的影响所证明。

陈云同志关于“三大平衡”的思想，是对新中国建立 7 年来经济工作的总结，也是对财经理论方面的重大贡献。可惜的是，他的这些理论没有得到全党应有的重视。后来三年“大跃进”，头脑发热，违背了量力而行的原则，不顾客观可能，急于求成，大千快上，结果建设摊子搞得很大，损失浪费严重，同时也破坏了财政平衡。1958 年至 1960 年三年间，共发生赤字 169 亿元，国民经济蒙受重大损失，三年“大跃进”之后，陈云同志根据当时的经验教训，又提出了国民经济必须坚持综合平衡的原则。他强调说，“搞经济不讲综合乎衡，就寸步难移”，并指出搞综合平衡不能按长线平衡，应当按短线平衡。他说，“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他的这些思想，不仅对计划工作，而且对财政工作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陈云同志讲的留有余地，在财政上就是收支指标不能绷得大紧，否则临时出现一些问题就无法解决。只有“长袖”才能“善舞”。40 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反复证明，国民经济要稳步、健康发展，就必须搞好综合平衡，在财政上必须量力而行，坚持收支平衡，否则，欲速则不达，回过头来还要进行调整。

建立一个稳固可靠的财政，必须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正确处理集权与分权问题。陈云同志对这个问题，也有许多重要的论述。当 1950 年胜利完成统一财经工作之后不久，陈云同志就指出，财政经济管理需要适当分权。1951 年 4 月他在讲述当年财经工作要点时，正式提出要实行统一管理下的因地制宜。他说，“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这两方面要同时兼顾”。“分一点权给地方，这样做既无害于全局，又有利于地方”。从这一年开始，实行了中央、大行政区和省三级财政，并在税收以及工业、交通运输、商贸管理方面给了地方一定的机动权力，从而调动了两个积极性，有利于各地经

济发展。1957 年底，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下，对财政管理体制进行更大程度的改革，并与工业、商业体制改革配套进行，进一步扩大了地方财权。分权的目的，正如陈云同志为国务院起草的《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指出的，“使地方有一定数量的机动财力来安排自己特殊的支出，进一步发挥组织收入、节约支出的积极性，以推动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时，陈云同志也明确指出，地方得到的机动财力“应该有一个限度”，“它的原则是使地方可以有适当数量的机动财力，同时又能够保证国家重点建设资金的需要”。他还指出，中央某些职权下放以后，必须强调全局观念，防止地方“可能发生不顾全局的倾向”，“必须加强全国的平衡工作”，“没有全局、整体的平衡，就不是有计划的经济”。这次确定的财政体制，由于后来搞“大跃进”，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实际上没有贯彻执行。

当然，陈云同志在分析和论述集权与分权问题的时候，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各有侧重的。例如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进行重大的经济调整时，在财政上，陈云同志都强调要集中，也就是集权。如 60 年代的经济调整中，陈云同志就指出，“我们要有应付非常时期的办法。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另一条是一切步骤要稳扎稳打。这里所说的集中统一，就是在给地方和企业以必需的机动的财力、物力以后，把力量集中统一起来。这种集中统一的程度，可能要超过建国初期，因为情况更复杂。” 1961 年，经中共中央批准，过去下放的一些财权，基本上收到中央、大区和省。如收回一部分重点企业、事业单位的收入，作为中央的固定收入，充实中央掌握的财力；基本建设拨款改由中央专案拨款，凡是未经国家计划部门批准而未纳入国家计划的，一律不推增加基建投资；对预算外资金实行“纳、减、管”政策，该纳入预算的纳入预算，该减少数额的减少数额，同时加强管理，严格控制资金来源和使用，防止资金分散；等等。事实证明，采取这些集中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没有这些措施，国民经济的调整就不可能有效地进行，经济状况不可能很快得到好转。当然，在完成调整任务以后，就不必要再这样强调集权，应适当分权。从 1965 年开始，中央又陆续下放了一些财权。如 1965 年地方的基本建设投资不再由中央专案拨款，而由地方根据计划指标和有关规定自己安排。

新中国建立几十年来，陈云同志不仅在理论上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在政策上作出明确的指示，同时对财政工作也十分关心和支持，许多重要问题他都亲自抓，一抓到底，抓出成效来。在工作中他一直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反复分析比较的优良作风；对干部十分关心，重视对他们的培养和教育。所有这些，我们财政战线上的老同志都有深勿的体会，感受很深。

40 年前，当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后，财政收入主要在城市，当时陈云同志很重视城市的税收工作。他说，我们要重点抓好城市工商税收，这对克服当前财经困难，保证各方面的经费供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陈云同志指示要统一全国工商税收。过去，国民党统治区工商税收很乱，各个老解放区税收办法也不统一。1949 年底，财政部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税务会议，统一了全国工商税收，制定了各种税法和税则。在这个基础上，陈云同志又要求税务干部严格执行税法，“收税一定要按照税率办事，税额要符合于税率。”为了照章办事并回答纳税人提出的问题，还要求税务干部征税时一定要随身携带税务局编印的税收工作手册。为了维护税收的严肃性，正确处理税务部门和纳税人的争论，陈云同志

指出，“税收最要紧，神圣不可侵犯。财政部没有钱，什么事也干不了。” 并规定两条：一是“有争论应该用复议的办法解决”，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可以到税务局设立的复议委员会复议。“不应该收的钱一个不要，应该收的钱、个不少”。二是“不管有没有争论，要先付钱，不付钱就要罚滞纳金，不能因为有争论就可以缓纳”。为了顺利地开展税收工作，陈云同志对税务机构人员配置非常重视。据有些老同志回忆，陈云同志曾强调说，一个县宁肯暂缺一个组织部长，也要配备一个税务局长。1950 年 3 月，陈云同志在代政务院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中又明确要求，“全国各大城市及各县的人民政府必须委任最好的干部担任税务局长”。这对于加强税务机构建设，增强税收力量，鼓舞税务干部抓好税收工作，都起了很大作用。50 年代初期，陈云同志对于工商税收情况时时刻刻都很关注，每天都要看税务总局报送的税收日报表，随时了解和掌握税收进度。

陈云同志对农村税收也很关注。建国初期，经过连年战乱的农民生活比较困难，而他们又承担为巩固新生政权纳税的义务。怎样保证既能完成税收任务而又不致于使农民感觉很困难？陈云同志指出，必须加强城乡物资交流。他在估算当时全国粮食产量和土产收入的基础上指出，关键是帮助把农民手中的土产品推销出去，这样农产品的收入大致和所负担的税收相适应，农民就不会感觉很困难。否则，“土产推销不出去，还要交公粮，老百姓就会有困难。”陈云同志这种考虑，不仅表现出他做财经工作既能正确提出任务，又善于指出完成任务方法的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也突出反映出无产阶级革命家强烈的群众观点，正如他所说的“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

陈云同志对财政制度建设和支出管理也很重视，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作出指示，要求大家注意做好这方面的工作。1949 年以前，解放区的军政机关、学校、团体的经费，基本由各解放区自己筹集，财政管理也不可能统一。1950 年初统一了全国财经工作，军政公教人员的经费由国家统一供给，决算和预算制度亟待规范。1950 年 12 月，陈云同志代政务院起草了《关于决算制度、预算审核、投资的施工计划和货币管理的决定》，要求建立统一的预决算制度，规定“所有军队、政府、公立学校及受国家经费补助的团体，均须每年分四个季度，向中央或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门报会计决算报表，每年三月三十一日作上年度的全年决算报告，再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将上年度总决算案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核批。国营企业亦须定期作出决算报告。”各部门各单位的预算也要有编审制度，要求各部队、机关、学校、团体在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的总预算范围以内，向财政部门提出自己的预算，并层层上报上级财政部门复核审定。在栋云同志的关怀下，1951 年 7 月，政务院通过并发布了

《预算决算暂行条例》，对预算决算的分类、组成体系，以及预算决算的编制、审核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50 年代，陈云同志还提出建立银行代理国库制度、统一货币发行制度、重点试办独立会计制度、财政监察制度、财政执行情况定期报告制度，以及健全军队的财务制度等。这些都为新中国财政管理制度的建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对于财政支出管理，陈云同志也曾提出过许多要求。1950 年初，全国还有少数地方没有解放，战争没有结束，已经解放的地区经济要恢复，国家财政情况很困难。当时陈云同志就提出，财力物力要集中使用，才能办成几件大事。他还说，“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

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这就需要有全局观念。”他又说，“目前仍在战时，先前方、后后方，先军队、后地方，仍旧是我们财政支付的基本原则。”我们按照陈云同志这些指示安排当年支出， 1950 年预算执行结果，既保证了军队的需要，又照顾了地方各种必不

可少的开支，年终财政赤字只有 2.9 亿元。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条件下，实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这是很不容易的。1950 年 10 月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国家财政如何保证战争的需要，是摆在我们财政工作人员面前的中心任务。在安排 1951 年的财政概算时，陈云同志遵循“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向我们指出：第一保证战争；第二稳定国内市场；第三，“在照顾第一、第二之后，剩有多少钱，便办多少事”。我们按照这个原则安排财政收支，不仅保证了抗美援朝的需要，又适当解决了社会文教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开支，而且还拿出一部分财力槁经济建设，全年财政还有一些结余。在和平建设时期，陈云同志认为，财政支出的安排必须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然后有余力才能安排基本建设投资。基本建设投资也必须优先安排在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重点项目。实践证明，按照这个顺序安排支出，财力使用效益就好，经济发展也顺利。在支出的管理使用上，陈云同志曾反复强调“厉行节约”的原则。从 50 年代初他就提出，“一切国营经济部门，均须提高资金的周转率，保护机器资材，建立保管制度，严惩贪污浪费人员。”陈云同志特别强调反对浪费，他说：“偶然浪费少数钱尚可请人民原谅，老是浪费，年年如此，人民是不能原谅的。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

陈云同志非常重视财经干部队伍建设，从多方面进行启发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业务素质，从而提高财经工作水平。陈云同志认为，财政干部也好，经济干部也好，做好本职工作的大前提是必须心中有全局。1950 年，他在全国财政会议上针对财政部门同志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号召财经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觉性。他说，“我们搞财经工作的同志，很容易陷于局部观点和本位主义之中，把某些重要问题忽略过去。我要提醒同志们，必须提高自觉性”，“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国大范围来看，如果发现自己的做法与全国的任务不相符，应该立刻觉悟，立刻纠正”。“财经部门的领导同志，应该首先觉悟，并要教育做财经工作的同志，认识局部服从全体、目前服从长远的原则，树立整体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陈云同志告诫财经干部既要努力学习业务，又要努力学习政治，不能只埋头业务不问政治。他说，“在经济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教育十分重要。经济干部一天到晚是打算盘搞数字，很少看到全局。为克服这个缺点，使他们不犯错误，每星期抽两三个钟头学政治是必要的。 ”1956 年底和 1957 年初，陈云同志提出财贸干部必须树立“三大观点”，即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他认为，财政干部如果不关心政治，工作的盲目性就无法改变，就会犯原则性错误。他告诫干部心中要有群众利益，办事要走群众路线，在工作中“疑难不决的事情，要请教群众”，“没有这一条，不能算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财贸工作必须服务于生产，二者相比，生产是第一位的。当时他还特别强调要努力支持农业生产发展，曾说“农业问题是全国的大事，对各部委的工作都有关系”，不仅主管部门要研究，财、贸各部也都要研究，并要求国家预算每年都要有相应的安排，我们财政战线的广大职工，在深入学习“三大观点” 以后，思想水平和工作作风都有很大提高和改进。

陈云同志对待财经干部既严格要求，又真挚地爱护。他经常教育财经干部在财经工作取得成绩的时候，要防止骄傲自大的情绪，看到“成绩是全党努力的结果”，“要时刻小心，谨慎从事”，工作上一定要自觉依靠省委、省政府、县委、县政府的领导，这样就可以少跌筋斗。陈云同志很重视调查研究，了解掌握实际情况，要求干部重视工作方法，培养好的工作作风。他曾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陈云同志自己就是这样做的。“青浦农村调查”就是他深入调查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范例。陈云同志处理问题的民主作风也为各级财经领导干部树立了典范。他决定重要问题之前，总是要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而且不论你的意见正确与否，他都认真听取，耐心分析研究。我们财政部的一些老的领导同志常说，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可以充分表达意见，工作心情舒畅，水平提高得也比较快。

陈云同志关于财政工作的论述，是对我国几十年财政工作经验的深刻总结。他提出的重要观点和原则，对过去的财政工作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对目前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的财政工作，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关于重视财政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国家财政对于发挥国家职能，促进经济和文化科学教育的发展，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不能忽视。但是近几年来，有人宣扬什么“吃饭靠财政，建设靠银行”的理论，这样做，势必会削弱财政的作用，因此是完全错误的。道理很明显，经济的发展，事业的扩大，人民生活的改善，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人民政权的巩固，等等，都离不开相应的资金保证，离不开国家财政的支持。这是其他工作所不能代昏的。正如陈云同志所揭示的那样，“财政部没有钱，什么事也干不了”。因此，忽视财政的地位和作用，必然有损于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目前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诸如经济效益不高，国民收入超额分配，国家财力分散，宏观调控能力减弱，等等，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都同忽视和削弱财政的职能作用密切相关，为此，我们必须认真总结现实的和历史的经验教训，端正对财政的认识，在理论上和思想上树立正确的观点，通过治理整顿使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使财政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更加明确。在我们的工作上，应当根据党和国家的方计政策和战略部署，制定近期和远期的财政规划及具体的方针、政策、措施，为治理整顿、改革开放和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财税部门和广大财税干部，在正确认识财政作用的同时，还要充分认识经济对财政的决定作用，努力研究经济情况，发挥财政的优势，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益。要研究国民收入分配状况，调整分配政策，采取合理的措施，为国家筹集更多的资金。要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国家的产业政策，合理分配使用资金，确保重点，兼顾一般，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还要通过加强财政管理和监督，向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现象作坚决斗争。

关于坚持财政收支平衡问题。财政收支平衡，是整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财政工作不可违背的基本原则。陈云同志在很多的著作、讲话中都鲜明地阐述这个观点。历史事实证明，什么时候恪守收支平衡的原则，什么时候财政经济就平稳；什么时候违背这个原则，财政经济就会发生波动，甚至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这条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并未被人们牢

牢记取，以致在财经工作中造成严重的危害。就拿最近 10 年的财政情况来

说，1979 年至 1988 年，曾 9 年发生赤字，赤字总额高达 648 亿元。巨额财政赤字和严重的信贷差额汇成一体，支撑着经济的过热发展，助长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双膨胀，推动物价指数急剧上升，加剧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致使经济发展不稳。巨额财政赤字形成的主要原因，除去头几年为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欠帐问题外，与在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指导所发生的一些失误有很大关系。特别是有的领导同志无视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的国情国力，鼓吹不怕背赤字包袱，主张要用所谓适度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并在实践上搞国民收入超分配，从根本上违背了财政平衡和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综合乎衡的理论。为克服当前经济中存在的困难，党中央决定要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对经济进行治理整顿。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包括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逐步消灭财政赤字和扭转货币超经济发行状况在内的治理整顿要求；并号召通过继续压缩社会总需求，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整顿经济秩序和深入开展“双增双节”运动来实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必须深刻地记取这些教训，自觉地用陈云同志提出的财政平衡及综合平衡的理论，指导我们的财政经济工作。通过治理整顿，力争逐步消灭财政赤字，达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为今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关于正确处理财力的集中和分散问题。10 年来，为贯彻改革开放方针，搞活地方，搞活企业，财政通过自身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税收、财务会计等制度的改革，下放财权，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财力是必要的，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尚未掌握科学合理地下放财力的量的界限，加之各方面的改革措施不够配套衔接，因此也出现了财权过于分散的问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于国家和中央掌握的财力物力偏少，因此，对这一期间出现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双膨胀想控制也力不从心，对日益恶化的经济结构想调整也调不动。这表明，过于分散财权财力，必然导致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严重弱化，目睹需要尽快解决的重大经济问题而难以解决。根据陈云同志有关处理集中与分散的论述和实践，经济上治乱，必须多集中一些财权财力。他曾说过，“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从财政方面来说，目前就是要认真解决财力过于分散的问题，逐步改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过低的状况。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治理整顿期间，更要强调适当集中，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中央不掌握必要的财力，就不可能保证重点建设和治理整顿任务的实现”。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明确决定，采取适当政策和过渡步骤，逐步把部分预算外资金转入预算内，逐步提高上述两个比重，并把它作为治理整顿的一条重要措施。现实的做法和陈云同志关于适度集中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财政部门一定要根据中央的决定，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并合理调整分配政策，逐步把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到 25％左右，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 60％左右，为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作贡献。

关于提高干部素质和改进作风问题。自新中国财政建立以来，为保证完

成每个历史阶段财政所担负的任务，陈云同志和其他主持财政经济工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总是及时提醒我们加强财政干部队伍建设。目前，我们正处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个战略目标的新形势下，财政工作面临着建设一个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促进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艰巨任务。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我们更要注意抓好财政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提高政治、业务素质，力争把工作做好。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树立陈云同志提出的“三大观点”，这些观点对于今天的干部队伍建设，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每一个财政干部，都必须牢牢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这个强国之路，把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路线上来。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越是改革开放，越是把经济搞活，就越要树立“全国一盘棋” 的思想；特别是在财政实行包干的体制和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费任制的情况下，在治理整顿期间，更必须自觉加强全局观念，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学习，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学习，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和国力，切实研究解决当前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把工作做好。在分析研究问题的时候，要认真学习和运用陈云同志倡导的“全面、比较、反复”的方法，坚持走群众路线，倾听不同的意见。集思广益，民主集中，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更正确一些。财政部门是为国家管钱的部门，正确地组织收入，划拨支出，保护国有资产的安全，是我们主要的日常工作。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为人民负责任的精神管好用好资金，使所有的钱都用得适当和有效益，千方百计克服浪费现象。财政部门还必须切实搞好廉政建设，要继承和发扬廉洁奉公、克尽职守、任劳任怨、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只有建立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精通财经业务的干部队伍，才能胜利完成党和国家赋予财政部门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陈云同志在财政经济方面的论述很多，内容很丰富，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宝贵的理论财富。上面所写的，只是个人学习、工作中体会较多的几个方面。我深信，深入学习和全面理解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对于提高我们的理论政策水平，继续把财政工作做得更好，意义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