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四下农村调查的前后周太和

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是我党与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途径，是了解国情、地情、人情的基本方法，也是决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科学性、民主性、正确性的依据。毛泽东同志一贯注重调查研究，并亲自作过多次重要的调查，为全党作出了榜样。陈云同志也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经常告诫说：做工作，要用 90％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 10％的时间决定政策。他提倡并坚持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全面、比较、反复” 这 15 个字，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他亲笔写的这 15 个字的条幅，我一直把它珍贵地挂在我的书束前，作为自己日常思想、工作的座右铭。

建国前后，陈云同志长期主持财经工作，对农业、工业、基本建设、财政、金融、商业、外贸等方面所作的系统调查研究十分广泛和深入。

陈云同志始终认为，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粮食是关键。建国以来，不论他工作多么繁重，身体多么虚弱，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一直在他脑中盘旋。在三年恢复经济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他都要亲自过问年年召开的粮食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亲自制定的，经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批准的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曾经有力地保证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进行。为了使中央的决策有科学的依据和符合实际，他还亲自到他早年搞农民运动的青浦县作过四次调查，了解解放后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情况。

陈云同志1952 年8 月从赴莫斯科与苏联商谈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问题归国以后，在紧张的布置工业基本建设的同时，急于了解我国农业生产情况和发展问题。因为这是编制和执行“一五”计划的两个关键问题。陈云同志于 1952 年 10 月初，请曾在 1927 年一起搞农民运动的老战友陆拴同志从青浦县找两位当时在大革命失败后表现较好，敢于说实活的农民来京谈话。经过地方组织审定，介绍了两位农民，一名曹象波（贫农）、一名曹兴达（下中农）来京面谈。使他了解了 1927 年农民运动失败后组织受摧残、战友遭杀戮的情况以及上改前后农村的变化。两位农民说：土改后，地主被打倒了，农民翻身作了主人，每人分了地，有了积极性，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农民有了奔头，并谈了很多苏南农村的情况和问题。在几次谈话中，陈云同志问他们，新中国建立，农村土改以后，农民认为有哪几条好处？有哪几条坏处？两位农民坦诚相告，归纳起来，农民认为：满意的有五条：一是每人分了两亩四分地，好过年了（无人催租、逼债、也无人外流）；二是物价平稳、人民币值钱；三是修理了排灌机器，年成好时，每人可收 1200 斤稻谷和蚕豆；四是肥田粉（从日本进口的化肥）多了一点；五是受干部的气比国民党时少多了，不打耳光子了。但也育几点不满意：一是外来干部（当时县、区干部多是从山东南下的）说话听不懂，有时下令行事；二是镇上商店关的多，买东西不方便；三是共产党能不能站得长，有人造谣言，有时搞得人心不安，还有地主挑拨离间。陈云同志赞赏他们直言不讳，并告诉这两位老乡，要他们回去转告亲友，中国劳动人民站起来了，不要怕地主反攻倒算，全国都已解放了，要大家安心生产。还请他们转告区、乡干部，认真组织大家修补农田水利，多种红花草，培养地力。这一次陈云同志特别约定这两位农民为今后他了解农村变化的长期联系人，后来进行过多次交往和面谈。

1955 年 1 月至 1961 年 1 月，陈云同志还亲自四下农村调查，下面详细谈一下这四次调查的前后情况。

第一次，1955 年 1 月中旬，主要是检查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执行情况。在苏州时，他对地委负责同志说：“粮食统购统销是为了解决全国粮食供需之间的矛盾，使粮食商人和富裕农民不能囤积粮食和操纵粮食市场，保证城乡消费者的利益。但粮食的紧张情况，短期内不可能解决。农村一切工作，不论是生产、互助组、党的建设，都要围绕粮食这一中心环节来进行。”“谁想带一副白手套下乡，企图不沾染粮食问题，去贯彻农村工作，谁就要犯严重错误”。

这一次，他是从松江由华东局负责农业工作的领导同志和地委书记陪同，在沪杭铁路石湖荡车站下车，直赴青浦小蒸乡，住在老战友陆铨家中。他再次约见了曹象波和曹兴达，并拜访了烈士家属，向来访的居民和亲友问寒问暖，还专门看了米店、粮仓，找农民、商人、小学教员、居民、干部座谈，征求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意见。座谈中，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有的只赞成统销，主张限制城市消费量，不赞成统购；有的批评干部购了“过头粮”

（即超计划收购的粮食），也有不少农户反映留粮过少，口粮短缺。陈云同志认为，有意见敢于反映，这是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任。陈云同志从弄清缺少口粮这一突出问题入手，在小蒸乡挺秀村作了调查。挺秀村共 87 户，不缺粮

的 43 户，缺粮的有 44 户，有的缺一个月，有的缺两个月，也有缺三个月粮食的。陈云同志认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后，向农民讲明，如果不征购，城市销售有困难，有些灾区可能会断炊、死人。靠国家进口粮食也不现实。这样一讲，很多农民都体谅国家的暂时困难，认为征购是对的。陈云同志分析，当时农民有意见的原因是上一年统购时购了“过头粮”，挖了口粮，因此，必须在次年统销时，进行统销大补课。就是说，农村缺粮户，一定要纳入统销范围。在农村究竟统销多少，留粮多少，可以从缺粮户中了解。挺秀村农户平均每人留粮 350 斤，也有多到 400 多斤的，有的甚至要求增加到 530 斤

（蚕豆不计产量）。陈云同志用实例说服他们：去年内地遭灾，好多地区缺粮，你们现在少吃一点，等两三年后粮食增产，你们再多留。农民理解了，表示赞同。

这次调查，还重点研究了统购统销中两个较大的问题。

一是农村周转粮（调剂粮）的问题。当时全国有 1 亿几千万农村人口每年或多或少要买一些粮食，例如，种经济作物的农民，遭受各种灾害的农民，真正的缺粮户，还有渔民、牧民、盐民和船民，所有这些人都需要国家供应粮食。即使在粮食够吃的农民中，也要有一定数量的周转粮食需要进行买卖，如种类调剂，或先卖出一部分口粮育急需用项，等有了钱再买回口粮。据估计，这部分农民可能不低于农业人口的 20％。陈云同志调查清楚后，向中央建议，必须坚持统购统销政策，有缺点、有漏洞可以补充、改进，但绝不能动摇统购统销政策。

二是对农户统购多少，留粮多少，缺粮怎么办的问题。一个地区粮食产量究竟有多少，很难摸清楚。在广大个体农民中，要估实每户产量，弄清余缺及数量，同样很难做到。因此，各地政府对于粮食产量必须尽力估实，统购不准超过按实际产量规定的标准。要按照各地现有水平，规定留粮标准，留粮必须留够，不许购“过头粮”。要分清余粮户、自给户、缺粮户，允许自给户和缺粮户将卖出的周转粮如数买回去。对于产量不够统购标准的农

户，应该予以免征或者实行公粮代金的办法。对于在第二年麦收前，真正的缺粮户，实行返销，纳入国家统销计划年。

陈云同志回到上海，与江苏、浙江两省的负责同志交流了以上的一些看法，得到他们的赞同和支持。他要求省委对粮食产多少、购多少、销多少这些问题作认真的调查研究，政策要坚持，方法要改进，用简单的统一公式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陈云同志返回北京后，向中央提出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中的“三定”政策和办法，即定产、定购、定销，在一个粮食年度里，连征带购的粮食总数3 年不变。由各地政府根据产量确定统购数字，规定卖粮户留粮标准，力求消灭购“过头粮”的现象；确定农村统销数字，留出周转粮，从统购统销总数内扣除。这一办法，经过当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公布后，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赞成和拥护。

第二次，1955 年 5 月至 7 月间，主要是研究我国农业如何发展问题。这次农村调查之前，毛泽东同志正在研究农业合作化完成以后，如何迅

速发展农业生产力，以便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提高农民及全体人民生活水平这一全面的纲领性的问题。并分为若干专题如水、肥、土、种、管等，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以便大大提高粮食产量和其他农作物产量，从而促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毛泽东同志为了制定在今后若千年内农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几次走进陈云同志在中南海东华厅的办公室，还主持召开多次座谈会，研究制订了《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我当时参加了座谈会，也发表了意见。纲要的中心目标是从 1956 年开始的

12 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地区，由 1955 年

的 150 斤增加到 400 斤；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每亩由 200 斤增加到

500 斤；在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 400 斤增加到 800 斤。简称为

粮食产量“四、五、八”。按当时产粮耕地计算，全国粮食总产量到 1967

年将要达到 9500 亿斤。棉花（皮棉）平均亩产也要由 1955 年的 35 斤分别增

加到 60 斤、80 斤和 100 斤。

陈云同志这次去农村调查，历时近两个月，北至黑龙工，南至广东，西至陕西，东至上海。重点是江苏、浙江两省，集中点还在青浦小蒸乡。6 月下旬，他还是由松江地委负责同志陪同，由章练塘深入小蒸乡，与农民探讨每亩产量如何翻一番？有无可能，需要多长时间，需要什么条件。大家认为，在苏州和松江地区，十年内粮食亩产翻一番是可以做到的。但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采取以下措施：（1）要多种红花草，增加化肥施用量；（2）要解决灌排水工具（有固定的，还要有流动的），加大马力；（3）要更换粮种；

建立供销合作社，保证农用物资的供应，疏通城乡渠道，调剂粮食余缺：
其他地区如何呢？陈云同志又先后去了山西、安徽、湖南、吉林等地，收集大量资料，并同中央经济综合部门同志研究，经过全面比较、分析，反复思考，于 1956 年 1 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报告。他

着重指出：农业发展纲要 40 条的要点，“画龙点睛”是第二条（原为第六条），即“要在 12 年内把粮食亩产提高到 400 斤、500 斤、800 斤。”有了这一条，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就可以提高了。但“提高到这样的水平，应该说数目是很不小的。”据查，苏联从 1930 年到 1950 年这 20 年间，单位面积产量只提高 41％，而我们在 12 年间要提高一倍多，能不能作到呢？应当说“有可能，要条件。”陈云同志以唯物辩证的观点看待这个问题，认为有可能是指合作

化以后人的力量。社会主义把人力组织起来了，人的积极性提高，劳动力就能大大发挥作用。说要条件，要看保证增产的外部和内部条件是否争取得到。我国南方和北方的情况又大不相同，采取的办法也不能一样。

在南方增产的办法和要求的条件，陈云同志提出：主要是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产，一季变两季，两季变三季，形式有“套种”和“连作”。套种就是间作。连作即第一季收割，接着就种第二茬，种双季稻，甚至种三季稻。长江以南稻田里有 51％是套种，两广、福建、湖南某些地区种了双季稻。能够复种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陈云同志归纳力必须有 3 个条件：“15、250、

1300。”就是说，全年平均温度在摄氏 15 度，无霜期在 250 天以上，降雨量

要在 1300 毫米以上。这是自然条件。还要有人的条件，也是三条，即：一要有水，二要有肥料，三要有动力，这也不可少。为什么说是人的条件呢？因为种双季稻需要的水量更多一些，用水的时间更长一些，肥料也需要增加，用工就更多、更集中了，陈云同志进一步分析水的情况，南方全年降雨量在1000 毫米以上到 2000 毫米，水是有的。问题在于分布不平均，要设法调剂，以多补少，办法是拦水、筑坝、挖塘、修小型水库等，需要时可调水灌溉。肥料要增加，据业务部门估算，种双季稻要增加肥料 60％。现有的肥料中，化肥只有 10％，农民自己积肥占 90％。因此，要采取多种办法种绿肥，积草肥、粪肥、杂肥，多种红花草和蚕豆。要多养猪，养猪当然需要增加粮食，即增加饲料，但多养猪以后，粪肥增加.粪肥用于肥田，肥了田就增加了粮食，这是粮食与养猪的良性循环。同时，增加一季稻要抢时间快收，快种，需要的劳动力也成倍的增加，而且很集中。在南方，要求粮食成倍增产，靠水、靠肥、靠人力，而搞水，搞肥都要靠劳力，最后决定问题的还是人，是有效的劳动力。陈云同志说，如果水、肥不足，劳动力不足，组织又不好，这个纲要就不能实现。

北方增产粮食的办法和要求的条件：第一也是水，增加水浇地，并改一部分早田为水田；第二是多种高产作物，玉米改种金皇后（玉米优种名称）亩产可收 700 斤，小麦浇水、改种优良品种也可高产，这两种办法，主要是水，高产作物还是要多用水。而北方最大的问题就是缺水，雨量比南方少一半，甚至更少，北京全年雨量只有 550 毫米。如果粮食要增产到 400 斤，据

估算，除正常雨量外，还要再增加 200 毫米，要想办法取到。在北方也有个

雨量分布不均的问题。比如小麦要“八、十、三”三场雨，即旧历 8 月一场，

10 月一场，第二年 3 月一场，如三场雨及时降落，小麦就丰收。这是老农民

多年的经验，问题在于能不能再取得 200 毫米的水，用什么办法？调查研究的结果，大概有三个来源：一个是引河里的水，如黄河、永定河、潮白河；一个是取地下水，科学地多打井；三是积蓄雨水。引用河水的小型水利工程，打井开渠，农民可以组织起来搞。而大型水利工程，如引黄河水，修北京的官厅水库，一要用大量劳力，二要靠国家投资。据估算，华北 4 省晋、冀、

鲁、豫有 4 亿多亩耕地，平均年降雨量 550 毫米，如果增加 50％的水浇地，

即 2 亿多亩，大概需要 300 亿吨水，而每年降雨量中，渗到地下的和流到大河里的水约占 20％；蒸发掉的水约占 60％；流在田里直接用于灌溉的，水只有 20％，只能保持农作物原有低产量的用水。要增加水浇地 2 亿亩，多用 300 亿吨水，从何处取，用什么办法取呢？陈云同志想到了“南水北调”的问题。他与专家研究，引长江水，分东、中、西三路调到北方，如江苏扬州利用运河，提水北调，即是一例。他认为，引水的问题太复杂，一时还难以做出答

案，有待进一步研究。总之，农业要增产，除了靠政策、靠科技、靠投资外，还要靠水利、化肥、机械。

第三次。陈云同志从 1955 年以来，多次注意苏、浙、皖、赣农村血吸虫病的危害。为了保护农村劳动力，耕畜及家禽、家盲，他决定亲自去江苏、浙江湖荡地区视察农村血吸虫病的发展和防治情况。1957 年 3 月下旬，他先派身边工作人员和上海血吸虫防治站的负责人一同到淀山湖边青浦县里洪村，调查了患病情况及传染的病源，传染渠道。经调查了解，血吸虫产卵后的幼虫在水中浸入钉螺内，发育繁殖化为尾蚴，再钻入人体或畜体内，混入人畜血液中繁殖，造成人和畜类血液系统的多种疾病。这种病传染很快，蔓延很广，对人畜伤害极为严重。真是“华伦无奈小虫何！”专家指出，防治血吸虫病关键在于消灭钉螺。而农民一般用土埋钉螺的办法，收效甚微。陈云同志于 3 月 27 日亲自到青浦县现场调查，视察了土埋钉螺现场，看望了患血吸虫病晚期病人及一些儿童。同时，他还到郊区仓园农业生产合作社，了解了用“水煤气”火焰灭钉螺的办法，这里钉螺几乎全部被消灭。陈云同志与乡干部和防疫站人员一起，着重研究了上埋钉螺和火焰灭螺两种办法的效果以及火焰灭螺是否有普遍推广的价值，需要一些什么条件。他指出，一方面要研究有效的治疗药品，抢救病人；一方面要研究从根本上防治血吸虫的办法，也就是如何彻底地消灭钉螺。

回到青浦县城后，陈云同志听取了县里干部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及保护农业劳动力，根治血吸虫病的意见。陈云同志指出，防治血吸虫病的治本办法，首先要搞好宣传，动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力量，大家动手，加强粪便管理，认真消灭钉螺，加强个人防护，注意饮水、用水。先集中力量解决一个区，行之有效，迅速扩大推广。他还根据专家的意见指出，患血吸虫病没有免疫力，痊癒后还可能再受传染，因此，血防工作松懈不得。如果蔓延下去，不仅影响现在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影响千村万户；而且影响下一代人口的繁衍，农村的繁荣。这已经是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了。

陈云同志回到上海，又与设在上海的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的同志商谈、研究如何消灭血吸虫的方案。当时，血吸虫病已蔓延到 12 个省、区，

特别是长江以南水网地带的粮食高产区及中南、西南湖沼地区共 110 多个重点县。陈云同志要求在中央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由省、县领导亲自负责，动员各方面力量，采取紧急措施，有计划、有领导地加强防治工作，限期消灭这种危害严重的地方传染病。

第四次， 1961 年 6 月上旬到 7 月下旬，地点是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大跃进”失败后，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陈云同志又一次深入农村作全面的调查。出发前，他邀请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院长顾复生、长期搞工会工作的领导人陆铨（后两人当年曾同他一起从事农民运动）3 人，加上与他长期联系的农民代表组成先遣队，先去摸底。一个星期后，他亲自带领有关人员到达青浦县小蒸公社。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作了 15 天调查。他用了两个半天听公社党委汇报，开了 10 次专题座谈会，仅养猪一项召集公家养猪的六七人和私人养猪的六七人各座谈两次。公社有15 个养猪场，我们看了 10 个，陈云同志亲自去看了两个。他还到农民家里座谈，并看了公社工厂、商店和仓库。经过半个月调查，基本摸清了情况。农民对我们党既有赞扬；也有批评。陈云同志特别注意倾听批评的意见。概括起来，农民有四点不满：一是对吃稀饭不满意，粮食征购多了，只留粮 400

斤，每天只能吃两稀一干，他们说：“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主席手下享福，但是吃粥。”二是对干部不参加劳动不满意，说干部“大衣捧了捧，不做三百工”，群众是“头发白松松，不做不成功，做了二百工，还说不劳动。”三是对农作物改制，如改种双季稻，改种茨菇、养鱼而未能多收有意见，说干部“嘴唇两张皮，翻来复去都有理。”四是对干部说大话，缺少自我批评不满。他们说，“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还说，“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陈云同志对农民的意见不仅耐心听，而且作了解释，有些还主动承担责任。他风趣地问大家：“我是好人，还是坏人？”群众说： “你是好人。”他接着说：“我虽是好人，结果办了错事情。”

陈云同志这次在青浦小蒸公社作的农村调查是全面的，研究了 10 个问

题，写了 3 个专题报告：一个是母猪应当下放给农民秋养；一个是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一个是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为了论证在小蒸公社调查的问题，进行比较反复的研究，他又到与青浦情况相似的杭州、苏州找了儿个县委书记和若干个大队支部书记，研究种双季稻和种小麦的问题，也问了养猪和自留地情况，然后又到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浙江肖山，江苏无锡两县调查种植情况。当时，毛泽东同志正在上海，陈云同志又专程赴上海作了汇报，听取他的意见。最后，又就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三个问题同上海市委、江苏省委、浙江省委交换了意见，并且专门给邓小平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写了一封信，附了 3 个专题调查报告。

关于这次农村调查报告的内容，已收入《陈云文选》第三卷中，这里就不再谈了。这次调查从我的学习体会来说，提出了四个重要问题：一是要根据当时农业生产情况，迅速提出加快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首要是农民不能再吃大锅饭，干部不能再用行政命令办法强制农民生产。二是要纠正片面强调“一大二公”的作法，以利于解放生产力，提高劳动效果。比如养猪，虽然当时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已确定，但对母猪是公养还是私养井没有明确规定。经过调查，认为母猪也要下放给农民私养，以便把母猪喂养好，多产茵猪，提高苗猪成活率。再如，分给农民的自留地要落实，要留足，使农民有点灵活性，不能统得过死。三是要想办法使农民种大田象种自留地那样的关心、负责，就要实行“三包一奖”，即包种、包产、包购，超产奖励，多劳多得，不能采取“大呼隆”的办法，不能搞平均分配，抽肥补瘦。四是农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不能忽视客观条件，为追逐表面增产而轻率地改变耕作制度。更不能千篇一律地强制执行，农民对耕作制度和管理制度的意见一定要尊重。

通过这次深入调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引起了陈云同志新的思考：为什么 1960 年到 1962 年三年调整时期快结束的时候，产量虽有回升，但还未

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1958 年我国粮食产量已达到 4000 亿斤，人均为 606

斤。1960 年下跌到 2870 亿斤，到 1962 年才恢复到 3200 亿斤，人均只有 475 斤。青浦调查后，陈云同志日益焦虑不安，探索出路。

1962 年春夏之交，陈云同志在杭州休养时，经常考虑如何解救缺粮的农民，如何加快恢复粮食生产。当时，听到安徽搞“责任田”的情况，有些灾情严重的省也有类似的作法。有的省划出了口粮田（如河南），由一家一户包产最低数量的口粮；有的省扩大了自留地等等。当时在中央主持农村工作的邓子恢同志，认为安徽实行“责任田”是救急的办法，颇有成效，他宣传

这种作法，并布置推广。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志也极为重视，认为可以继续试验。但中央也有同志反对，认为是瓦解人民公社，是方向性错误。陈云同志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后，非常重视，认为与他在农村所见、所设想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是一个路子。他指出，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肯定了这类作法，叫作“分田到户”也好，叫作“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实行《国际歌》词中的号召“全靠我们自己”，要依靠广大农民，尽快恢复生产。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思想和一套政策，虽同意调整，进行局部改变，但并未放弃。如提出“包产到户”等方案，预料他是难以接受的。对于这个大问题，是提出来，还是不提，实在是一个大难题。陈云同志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决定尽快回京同中央常委商量，向毛泽东同志直接陈述。有一些同志曾经劝他再慎重考虑，不必急于提出。但他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他 7 月初回京，即与中央常委同志交换意见，7 月 6 日上书毛泽东同志，要求约谈一次。3 天后，毛泽东同志回到北京，当夜约陈云同志谈了一个多小时。陈云同志主要闸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要并存的，现在要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当时，毛泽东同志未表示意见。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同志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于”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问题提得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此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同志，他听到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他只向身边工作人员表示，这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说是“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过了两天，中央通知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8 月上旬，北戴河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讲话，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陈云同志到了北戴河，因腹泻向中央请假，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在半个月的会议过程中，集中批评了“反对人民公社”，搞“包产到户” 和“单干”的思想，但会上始终未点陈云同志的名。从此，再没有人敢提“包产到户”等问题了。会后，毛泽东同志表示，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因此在会上没有点名批判。

陈云同志 4 次下农村调查，我都参加了，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体会。一、要把发展农业，解决粮食问题，放在头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下大力

气，认真加以解决。陈云同志四下农村调查，贯穿一条主线，就是要弄清我国粮食情况，制定正确的政策和采取有力的错施，来解决粮食问题。在这四次调查报告和其他许多次讲话。文章中，他反复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农业的基础，发展农业生产关键是解决粮食问题。“有粮则稳，无粮则乱”，“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这是被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第一，我国食品结构是以粮食为主的，其它副食也是粮食转化而来的。第二，我国人口多，人均耕地少，单产不高，抗灾能力差，每个五年计划中至少有一年到二年遭灾歉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现代工业和科技还难以拿出大的力量来支持农业，改造农业。第三，我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只能依靠国内，用进口粮食是难以解决的。有人提出靠

国际市场交换，那是不了解国情的妄想。因此，陈云同志估计：我国粮食这种供不应求的紧张状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难以根本解决的。按照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到本世纪末要求粮食总产量达到一万亿斤，难度是很大的。所以，陈云同志提出，要把粮食生产放在经济发展头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万万不能放松。我以为，陈云同志这个论断，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级领导都要常抓不懈。要象陈云同志那样深入下去调查研究，切实解决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流通中的各种实际问题。

二、增产粮食，主要靠制定正确的政策，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陈云同志四次调查提出的政策性意见，被实践证明都是正确的。前三次意见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采纳，付诸实施，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一次支持“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批评，但后来实践证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实行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经营方式的改革，焕发出多么巨大的活力，对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这反过来证明，陈云同志当年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和富有预见性的。陈云同志当时明知提出后，很可能遭到批评，但出于对党和人民利益的忠心，毅然陈述自己的意见，显示出陈云同志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质和坚强党性，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三、要真正了解农村、熟悉农业，必须多作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陈云同志做工作，搞调查最大的特点是透彻地摸清情况，准确地决策。陈云同志这四次调查提出的政策性意见，为什么都是正确的，能够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实际呢？就是因为陈云同志的调查不是走马观花，不搞形式主义，而是深入到联系点上与农民交朋友，讲知心话，协商办事。当农民提到政府工作的缺点时，勇于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陈云同志这种出于公心，同人民群众开诚相见，以心换心的赤诚态度，使农民把他当作知心人，敢于向他讲真话。陈云同志曾讲过：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

作组下乡、下厂蹲点调查；另一种是通过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曾在身边工作的人员，同他们建立固定的、长期的联系，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真实呼声。对中央政策的贯彻实施，可以收到真实、迅速的反应，总之，这两种方法都要用，要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陈云同志为我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如何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了解真实情况，从而进行正确决策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之路，并以他的亲身实践，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