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是社会主义再主产的一条客观规律 陈如龙

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是陈云同志在 1957 年初总结第一个五年计

划时期的建设经验，尤其是针对 1956 年的“小冒进”而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他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 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象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适合，经济就稳定。”

陈云同志这一席话当时是对干部讲的，看起来明白易懂，似乎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甚至有时还不为人们所重视。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国经济建设几次大起大落，曲折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反复证明：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这句话，是用通俗语言表达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它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再生产的一条客观规律。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反它，否则必然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在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今天，重温陈云同志指出的这条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下面，谈谈个人在学习和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粗浅体会。

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社会主义社会能够通过计划主动保持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合理的比例关系，使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的再生产以扩大再生产为特征，可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从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进行扩大再生产，首先要挖掘现有的生产潜力；但与此同时，不进行新的建设是不行的。新的建设是为扩大未来生产建立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是新的建设一般都比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花的投资多，周期长，消耗的财力物力大，它“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如果新的建设搞得过多，不仅会挤了人民生活，而且还会妨碍当前的生产，最终建设本身也上不去。为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确定一定时期的合理的建设规模，使其既不影响当前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又能为未来的社会扩大再生产提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从而形成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这就要求在分配国家的财力物力时，对基本建设、生产和人民生活这三个方面作合理的安排。用除云同志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必须兼顾”。这里所说的经济建设，是兼指生产和基本建设而言。怎样才能做到兼顾？陈云同志的一贯思想是要有一个科学的分配顺序： “应该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把建设排在最后，是否意味着建设最不重要呢？当然不是。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不首先保证人民生活，不仅违背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也不可能有效地进行生产和建设。而要保证人民的消费，又必须保证生产尤其是要优先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同时，就建设本身来看，要扩大建设规模，必须增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这些也都要依靠现有工农业生产来提供。所以在顺序上必须先保证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行有余力，再扩大基本建设。按照这样的顺序确定下来的建设规模，才能与国家的财力相适应。陈云同志曾经谈到，在财经委员会的时候，”对基本建设投资，“我当时的办法就是‘砍’， ‘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所能承担的程度才定下来。”1956年发生的那次冒进，也是靠陈云同志提出的三条有力措施而得到解决的，其

中主要的一条就是把超过国力的过大的建设规模削减下来，结果既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又压缩了过大的社会需求，缓和了物资供应紧张状况， 保证了市场稳定。并由此而形成了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的理沦。

但是这些正确的理论和措施后来却被视为右倾保守。在接踵而来的三年“大跃进”中，基本建设投资以平均每年 39.5％的速度递增，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国力。可是 1962 年调整期间，“有人说，这几年建设规模是合适的，就是因为有灾荒才发生了问题。也有人说，是农业扯了腿，不然就正好。”陈云同志力排异议。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现在这样大的建设规模，不仅在农业遇到灾荒的时候负担不了，即使在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陈云同志的主张是：“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工业也要首先照顾维修、配套，维持简单再生产。满足了当年生产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在全党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从 1961 年开始的那次大调整，首先就是把过大的基本建设规模压下来，当时决心很大，按陈云同志的说法是不惜“伤筋动骨”。众所周知，这次经济调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是一条客观规律。或许有人认为，上述分配顺序可能仅仅是适用于调整朗间的临时措施。不是的。陈云同志明确地指出，不仅“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这样才能“使人民的生活一年一年好起来”，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的要求。我们在 60 年代调整时期安排资金和物资时，强调以农轻重为序，首先安排好人民生活和市场供应，然后根据农业的可能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来安排工业和其他事业；在工业内部，强调先简单再生产，后扩大再生产，并提出一系列的具体的先后顺序，诸如：先生产、后基建，先采掘、后加工，先维修、后制造，先配套、后主机，等等，其中就包含着陈云同志的思想。这一套先后顺序，把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具体化了，并且运用到经济生清中去，是一个重要的创造，同时它也丰富了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的思想。当然，所谓先后顺序，是在各方面统筹兼顾之下的分配顺序，绝不意味着排在前面的就尽量多给，排在后面的就可有可无。

遗憾的是，在那以后的长时期中，因求成过急，我们常常颠倒了这些顺序，总是以各种形式从国家的财力物力中首先划出一人块去搞基本建设。如前所说， 1958—1960 年三年间，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每年递增 39.5％，看起来似乎很快，但这种超过国力的不切实际的高速度不可能维持下去，大上还得大下，几经反复。到 1977 年止的 20 年间，全民基建投资的实际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只有 5％！如果按部就班，量力而行，速度肯定会快得多，而且还可避免上下折腾所造成的动荡和损失。这就是违反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这条客观规律而必须付出的代价。陈云同志早在 1962 年就语重心长地提出过告诫说：“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1979 年，他一度重新主持财经工作时，首先想到的仍然是“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他指出：“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还说： “我认为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这是脚踏实地的前进。

表面上看来象慢，但实际上是快。⋯⋯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可惜陈云同志的正确主张并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近些年来，我们重复了不顾国力而任意扩大逐设规模的错误，而且由于计划平衡削弱，财力过度分散，举国上下到处大兴土木，与此同时，必要的基础设施和重点建设没有摆到应有的位置上，大家热衷于搞加工、搞新建项目而忽祝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十三届五中全会补偏救弊，要求把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作为长期的方针坚持下去，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实现这个方针的一个重要关键就在于：要坚决按照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这一客观规律办事。

除按社会再生产原理安排国家的财力、物力，确定建设规模以外，陈云同志还强调从综合乎衡特别是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以后加上外汇为四大平衡）的角度，“寻找一些制约的方法，来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

我们知道，财政与银行信贷，是提供社会有效需求的两个主要渠道。保持两者收支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防止社会总需求膨胀的切实有效的方法。所以陈云同志说：“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

财力必须有相应的物力为后盾。四大平衡，实质上是财力与物力的平衡。财力、物力，归根到底，要看物力。陈云同志说：“所谓财政结余，并不只是结余钞票，主要是结余相应的物资。”“基本建设搞多少，不决定于钞票有多少，而决定于原材料有多少。”当然，基本建设所需物力，不仅是三大材、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而且还有消费资料。后者，特别是其中的生活必需品，有很大部分是靠农业直接或间接提供的，所以陈云同志特别重视农业对建设规模的约束力，强调建设规模不能脱离农业这个基础。对各类物资， 陈云同志主张要按短线平衡，这样才能不留缺口；而按长线搞平衡，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与此同时，为了使年度计划的平衡能够真正实现，并得以巩固，陈云同志还指出，“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要做到“前后衔接，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总之，只要财政、信贷不打赤字，物资确有保证，年度之间做到瞻前顾后，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当然，四大平衡，关系国民经济全局，并不仅是为了解决建设规模问题。实践证明，只有经过四大平衡而确定下来的建设规模，才是与国力相适应的规模，如果不能平衡，那就只能是发票子搞建设。对这种做法，陈云同志历来是坚决反对的。他说：“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他主张坚决“去掉基建投资中的赤字，使我们的基建投资计划脚踏实地。”

陈云同志的这些精辟见解，过去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可是到了改革开放后，是否仍旧有效呢？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我认为尽管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财政、信贷作为两个提供社会有效需求的主渠道没有变，财政、信贷赤字仍是社会总需求膨胀的主要根源，财力与物力相互平衡的必要性也没有变。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当然可以借一些外债搞建设。但借债必须还钱，用债必须有效果，还债还必须经过国力的统一平衡。所以口大平衡依然是国家平衡社会总供求和实现宏观控制的一大法宝。有人侈谈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却又对四大平衡加以讥讽，加以抵制，说它是过时的、静态

的、消极的，认为不平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使我们想起了过去一度盛行的“缺口平衡”、“积极平衡”的种种说法。往事不远，殷鉴犹存。事实上， 前两年在我国发生的严重通货膨胀，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建设规模连年超过国力，根本违反四大平衡，采用了发票子搞建设的办法。这个教训是值得认真记取的。

在我国实行财政、信贷、外汇、物资四大平衡，还要同人民购买力和消费品可供量的平衡互相配合。1957 年，陈云同志在列举制约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几条措施时曾经指出：“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 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50 年代他主持财经工作时，着重注意的是三件事，其中两件就是基本建设投资和劳动力。后来他回忆当时情况说， “基本建设投资和劳动力这两条管住了，计划大体上也就管住了，就不至于出乱子。”今天虽然情况变化了，管的方法有所不同，但基本原理、基本关系仍是建设与民生或积累与消费。这是国民经济的大事，也是综合乎衡工作中必须始终牢牢抓住的，出问题往往就出在这里。一般他说，我国前 30 年多

数时候是过分注意建设而忽略民生，可是到了 80 年代，却又出现过分强调消费、强调眼前利益的倾向。这种倾向一露头，陈云同志就给我们敲起了警钟， 他一再提出，“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这些话含有人民的消费水平也必须与国力相适应的客观真理。可是我们没有把握住这一条，这些年竟是吃饭与建设两头都冒，出现了国民收入超分配，造成了经济、社会的动荡。早在建国初期，陈云同志就提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 的指导方针。他不是泛泛他讲兼顾、讲平衡，而是密切给合我国国情，抓住这种平衡的特点，他说：“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建设也宽裕，民生也宽裕，我看比较困难。⋯⋯但是， 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而应是紧张的平衡。”这应该看成是陈云同志领导和掌握我国经济工作的战略方计和战略思想，其中包含着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都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意思。现在 30 多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们的综合国力比当年不知增强了多少倍。但是，今天学习陈云同志这段讲话，仍然感到那么亲切，那么具有针对性，就象是不久前讲的一样：我想， 我们的失误可能就在于：建设也要宽裕，民生也要宽裕，样样都要宽裕，就是不怕平衡破裂。样样都要宽裕，从思想根源来看，病在于“急”，对建设急于求成，对民生急于求富。但是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建设要和国力相适应是客观规律，国民经济一定要平衡，也可以说是一条规律。不遵守客观规律，则平衡破裂，欲速不达，你不理它，它就会来惩罚你。因此，可以毫不夸张他说，如果不深刻理解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 我们就不可能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走向胜利，我们就还会遭受这样那样的挫折。

按照社会再生产原理掌握国家财力物力的分配顺序，和组织实现财政、信贷、外汇、物资四大平衡，这两方面具有密切的联系，它们都是实现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的要求所必不可少的。回想 1962 年调整期间，周恩来同志听取陈云同志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话时，曾经形象他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这几句话， 可以说是既生动而又深刻地概括了上述两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我们学习领会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是很有启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