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

陈云同志是实事求是的模范① 邓力群

陈云同志《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一些》一文，是专门讲思想方法的， 就是“全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就讲过的，它是什么意思呢？陈云同志在这篇文章里已经作了解释。在 1978 年 12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对这六个字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所谓全面， 就是不仅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到反面；不仅要听正面的意见，也要听反面的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论持久战，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既反对速胜论，又反对亡国论，正确的结论是持久战；二是前后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讲统一战线，就比较了陈独秀和王明，他们或者是只团结不斗争，或者是只斗争不团结，正确的结论是既团结又斗争。所谓反复， 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我们反复进行研究，目的是弄清情况，把事情办好。”这里，陈云同志用简明通俗的语言，深刻他说明了认识的辩证法。

陈云同志讲，在延安的时候，听了毛泽东同志所做的整风报告，看到毛泽东同志给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他就反复考虑，怎么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除了“全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以外，他还归纳了九个字， 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九个字，精辟地表达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

所谓不唯上，当然不是说对上级的指示不要研究，不要执行，而是说， 任何下级的同志接到上级的指示的时候，都要考虑怎么样结合实际情况贯彻执行，不是机械照搬，当收发室。

所谓不唯书，当然不是说不读书。在延安的时候有两个读书小组是一直坚持下来的，其中一个就是陈云同志的读书小组。他们这个小组，认真读了

《马恩丛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同志把三卷《资本论》读了三遍。我亲自听他讲，说他在后来的几年，把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的著作，从《列宁全集》第 26 卷开始，反复读了好多遍。陈云同志一贯主张认真读书，并且身体力行。他说不唯书，不是说不要读书，而是说，读书的时候要认真领会精神实质，要结合实际，看哪些适用，哪些不适用。陈云同志讲，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的儿卷著作，他最注意的就是列宁怎么样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民主作风，保证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他在读书的同时，认真总结我们党的经验，对照毛泽东同志所犯的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危害，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党内民主生活可以说没有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给先念同志打了一个电话，并给先念同志写了一个条子，说寄希望于新的中央，真正实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说这个问题最大，如果我们中国共产党真正实现了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将无法估量。

所谓只唯实，就是要实事求是。列宁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

① 本文是作者 1980 年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稿经过整理后内部出版的《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中的一部分。此次采用，由作者作了若干删节和修改。

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唯物主义。在 1977 年毛泽东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陈云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就是实事求是这么个题目。他在这篇文章里阐述了毛泽东同志所倡导和实行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实际上也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建议同志们结合学习陈云同志著作，把这一篇文章也读一下。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九个字，“全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并不难懂，问题是做起来很不容易。陈云同志主持的一些会，小会也好， 大会也好，他经常讲，我们现在是讨论问题，各种各样的意见都可以发表， 错误的意见也可以大胆他讲，错误的意见左可以左到左倾冒险主义，右可以右到右倾机会主义，都可以讲，讲了以后都不记帐，这都不算错误，讨论问题嘛！不能够只准讲正确的意见，因为你还没有作出决定，什么叫正确，什么叫不正确，都还没有辩论清楚，说只能够讲正确意见，那问题就不可能深入讨论了，各种意见就展不开了，思路就狭窄了，头脑就闭塞了。

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陈云同志一向的方法是，他即使有了一个意见，也不先发表，而是引导同志们讲各种意见，特别是有意识地引导同志们来反驳、批评他自己脑子里头已经形成的意见，从这方面攻，从那方面攻。这样攻的结果，很可能把原来设想的意见中不完全的部分加以补充了，某些不正确的部分被驳倒了，就可以下决心放弃它，陈云同志在讲到商业工作时说：“天天挨骂好不好？我看没有什么不好。我不是提倡天天犯错误，而是说，挨了骂，可以提高我们的警惕性，从而发现工作中的错误，并加以改正，这有什

么不好呢？我们应该欢迎群众多提意见，他们的意见就是对我们工作好坏的评价。”还说，“一有错误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 一出错就是大错。”陈云同志这里虽然是讲商业工作，但包含着很深刻的辩证法的哲理，是有普遍意义的。

还有一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而陈云同志做得最好，就是要讨论一个问题，决定一个问题的时候，要把最坏的方面，最困难的方面估计够，把最坏的可能性想到了，就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如果这种最困难的局面没有来到，那很好；如果这种最困难的局面来到了，我事先有精神准备，那就有办法应付，不至于惊慌失措。

50 年代陈云同志管经济工作的时候，外贸部、商业部有个别同志不那么心眼，陈云同志正确的意见他们也不太赞成，明明作了决定，可是执行起来不照着决定办，结果犯了错误，造成了损失。于是，有的同志就说，你这个错误，就是因为不听陈云同志的话，不按照和陈云同志一起作出的决定办事， 反对陈云同志嘛！这也反映出我们党内存在着的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谁有了错误以后，跟着就说，你的错误最严重的就是公开的、秘密的、当面的、背后的反对某某同志。陈云同志说，是非是应该分清楚的，但是说这几个同志反对他，他没有感觉到，他不赞成这样来批评这几个同志，更不赞成把反对他写在这几个同志的结论中。陈云同志对别的同志一向持这种态度。在讨论哪个同志的错误的时候，他也提出批评，但他总是要讲，不要随便说人家反对这个反对那个，不要说人家这个是反党，那个是反社会主义，同志嘛， 是非分清就行了。

对照着陈云同志讲的九个字和六个字，来检查我们自己，差得太远了。陈云同志确实是我们的模范，不仅思想方法是我们的模范，他的道德和胸怀， 他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也都是我们每个同志的模范。我们党内有那么一

些同志，心胸狭窄，头脑闭塞，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进不到脑子里边去。不用说他的意见是对的，别人反对了他，对这种反对他的人要整，就是他的意见是不对的，批评他的意见是对的，也是记仇啊，总想找个机会来打击报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恶劣作风可以说发展到了顶点了。一直到现在，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因为你批了我，我批了你，耿耿于怀，相互之间不以诚相见，这对党的团结妨害极大。

陈云同志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实事求是的模范，就是因为他在业理每个问题的时候，总是进行认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 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观点”。如果离开调查研究，尽管把实事求是念它一千遍一万遍，也做不到实事求是。陈云同志的文稿里头有一段话，最好能够背下来，光是背下来还不够，还要真正照着这个话去做。这段话对于我们每个人，对于我们全党的作风，对于我们建设事业的成败，关系实在太大了。这段话是：“我们做工作， 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 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我们不常常就是这样吗？不少人是成天开会，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百分之百的时间拿来决定政策，搞调查研究的时间等于零。这不叫主观主义，不叫唯心主义，叫什么？这样决定的政策怎么能够会是正确的？ 我们经常是匆匆忙忙地作决定。情况没有摸清楚就不要作决定嘛，何必那么着急呀！

这里，我想就陈云同志是怎么样做调查研究的，给同志们作点介绍，也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作点补充。

首先谈谈青浦农村的三篇调查报告。陈云同志那个时候是政治局的常委，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同志们可以看看，陈云同志是怎么做农村调查的， 我们一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是比他调查得更细致，还是粗枝大叶的？更不要说那些根本不进行调查研究的同志青浦农村调查是三个问题。一个是母猪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一个是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一个是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母猪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这是一个结论，陈云同志调查了一个公社 15 个养猪场中的 10 个，然后又向嘉兴地区、苏州地区若干公社

的干部进行调查，证明了这些地区的情况同他在 10 个养猪场调查的情况相同。经过调查，他说，私养母猪养得好，苗猪产得多，私养比公养的好处有六条。然后又讲到，无论母猪或者肉猪，私养比公养还有几条好处。算了细帐，算了收入，同时也问了私养猪有什么缺点，好处调查了，缺点也调查了。经过这样细致的调查，得出结论说，母猪不下放，就不能恢复和发展养猪业， 无论肉猪还是母猪都应该以私养为主。可是，陈云同志又讲，这个结论不能到处照搬，有的地方情况不同，就要有不同的办法，调查报告中讲到，上海市郊区蔬菜产区有 10 个公社，农民过去缺乏养猪的经验，他们不会养母猪， 还不可能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就不是一刀切，得到了一个结论以后，普天之下，不管东西南北，都是一个办法。调查报告还讲，母猪要私养，肉猪要私养，私养就有个猪的品种问题，所以，在一般的农村，为了改

进猪的品种，公社、大队应该饲养良种的公猪和一部分良种的母猪。

我记得 1959 年或者是 1960 年，陈云同志专门召集一些同志谈怎么样发展农村养猪事业的问题，开了两个星期的会议，对养猪的事情进行了调查研究。这个座谈会，我从头到尾都参加了。陈云同志所进行的调查是非常细致的。好比说，小猪刚生下来，除了喂奶以外，到了什么时候该喂什么东西， 长架子的时候该喂什么东西，架子长起来了后，要育肥了，又该喂什么东西。一头猪从出生到出售，一共需要多少粮食，多少青词料。在集体养猪的时候， 精饲料就只好用粮食，而在私养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有泔水，都有剩菜剩饭， 只是到了架子长成了，要催肥的时候，需要一些粮食，这么两相比较，国营养、集体养和私人养相差的粮食是多少？然后算帐，国营养、集体养，要这么多精伺料需要有多少工，需要有多少钱，搜集这么多的青饲料，需要花多少工，需要花多少钱？而私养需要花多少。经这么一算，私养显然要省得多， 然后又算，喂一头猪要烧多少柴，农民私养烧柴，大人小孩从地里回来顺便捎带一点就够了，而要大规模地集体养猪，就需要专门供应烧柴，或者烧煤炭。从用工来说，集体养猪要专门有人来干，私人养猪就是老太太、小孩子， 附带地就于了。当时他还算了一笔帐，私人养猪可以积肥，把这部分肥料卖给集体可以增加多少工分。这样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最后说，看来我们的方针应该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你看，最后确定的方针就是八个字啊，八个字说起来不过一秒钟，但是，确定这么一条方针， 是经过大量的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后来根据这个会议上的决定，起草一个文件，那也不过是一两天吧，可是得出私养为主、公养为辅这么一个决策，陈云同志花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调查研究。一直到今天，20 年了，我们还是应该执行这个方针，因为 20 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方针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地方限制社员养猪，结果没有肉吃。去年以来我们的猪肉供应大为增加，全国绝大部分大中城市敞开供应，是靠私养供应的，还是靠公养供应的？主要是靠社员私养供应的。

《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这篇调查，也是非常细致的。调查的结果，他说全面算帐，种双季稻比种单季稻每亩多收稻谷 220 斤，但是，种

双季稻的各项损失加在一起，折合 310 斤至 330 斤稻谷，两相比较，种双季稻显然是得不偿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以后，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地区都不能种双季稻。陈云同志指出，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不要轻易变动。不研究客观条件，主观地把单季稻改双季稻，把这作为增产粮食的主要措施，是不切实际的。他说，种不种双季稻，种多少， 主要决定于无霜期的长短，以及人口和耕地的比例等因素。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在长江三角洲的南部地区，如果耕地每人不到一亩，可以种较多的双季稻，每人一亩半左右，就只能种少量的双季稻；如果每人二亩半左右，则以不种双季稻为宜。偏北地区，例如无锡，即使每人不到一亩，种双季稻也不一定适宜，列宁把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斯大林也说过：“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陈云同志调查研究，解决问题，都是这样做的。

还有一篇是关于自留地的调查，题目是《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陈云同志那个时候就提出，农民的自留地不仅不应该比高级社时期少，还应该比高级社的时候多一点。最近《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消息，说四川的一些地方自留地扩大了以后，农民收入增加了，原来的集体耕地因为扩大自留地

而减少了，可是产量却仍然有增加。四川是这样做了，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要这样做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要反复跟农民商量，根据当地的条件，像陈云同志那样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不要一个命令，说四川扩大多少，我们也照样扩大多少。各地有各地的条件，各地有各地的农民的需要，而且决定权应该在农民。“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五七干校”，地点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郊区的农村，叫做东营大队。他们老早就是自留地集体种，不分给每家每户。最近那个大队有几个干部到我家里来，我问，许多地方自留地都下放了， 划给社员自己种了，你们那个地方自留地是继续维持原来集体耕种的办法， 还是也下放了？他们说，在社员中反复讨论了多少次，他们不赞成把自留地分到各家各户，现在还是把自留地单独划出来，集体种，大家觉得这样比分给每家每户更好。我问，是真的吗？他们说，是真的。他们说，他们那个大队 1979 年每人平均收入 227 块钱， 1980 年每人平均到了 270 块钱了，一年增加了 43 块钱。全村 80％以上的户都盖了新房子，连前些年盖的新房子， 有的也重新改建了，我问，粮食的收入占你们整个收入的多少？他们说，占45％，其他的多种经营的收入，包括工副业，占到 55％，超过了粮食的收入。果木树，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还没有人高，果结的很少，去年光是水果这一项收入。

纳入分配的就 12 万块钱。全国大多数农民是要求把自留地下放的，这个队就不愿意下放，分给社员，社员不要。中国的情况特别复杂，无论干什么事情，都不能够搞一刀切，不能用一个公式，一个模式，到处去套，一定要因地制宜。

下面，我们再看看陈云同志对几个部门的调查。

先说 1959 年关于落实钢铁指标问题的调查。这个调查，花了三个来月时间。陈云同志调查了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 到炼铁、炼钢、轧钢设备以及运输能力，都做了详尽的调查。调查完了以后， 开政治局会议汇报，大概讲了一个多钟头。在这之前，钢的生产指标几经压缩，已经定为 1500 万吨。陈云同志经过调查研究，认真算帐；主张钢的生产

指标定为 1300 万吨。即使如此，他还是有保留的。他说，这次对钢铁生产指标的研究，只限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还没有对钢铁工业和其他工业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更没有对整个工业同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的关系进行全面研究。仅仅就钢铁论钢铁，来规定钢和钢材的生产指标，还不可能完全妥当，因为钢铁只是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环节，钢铁指标定得是否确当，经过综合研究以后才会看得更清楚。你看，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就钢铁生产内部的环节作了细致的调查研究，还要特别说明，他调查了什么，什么没有调查。那一年，到了年底确实只生产了 1300 多万吨钢，这是花了很大

代价才达到的。陈云同志事先就说得很明白，提出 1300 万吨这个数字，只是初步的，只是提供政治局进行考虑，还不希望做出最后决定。这说明，陈云同志实际上是有保留的。现在看来，当时不搞 1300 万吨钢更好。当时为了保钢铁，确实挤了其他部门，造成比例失调和整个经济的不平衡。假如不是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降到 1300 万吨，还搞 1500 万吨甚至更多，势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再说关于发展氮肥工业的调查。陈云同志是赞成大中小结合和土洋结合的。他还讲，先进技术和落后技术要长期并存，不然惭决不了我们的劳动力就业的问题。但是，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一种倾向，就是片面强调“小土

群”，甚至认为越小越好，越上越好。那时候搞了很多小化肥厂，陈云同志经过调查，认为小化肥厂技术上没有过关，经济上下合算，不能搞，应该搞大化肥厂。他不受任何现成公式的局限，经过调查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匕确定了氮肥厂建设的规模、部署，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并且一条一条落实，比如进口重要材料，定点制造设备，成套供应氮肥设备， 以及国内材料的供应等等，都要落实。还指出要消除设备制造中的薄弱环节， 严守基本建设的程序。而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为了使氮肥工业能够得到发展。可是他又讲，不应该也不可能用挤掉其他部门的建设的办法，来加快氮肥工业的建设，而必须在整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全面安排的基础上，正确部署氮肥工业和其他部门的建设。既要照顾氮肥工业建设的需要，又要照顾其他部门建设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站稳脚跟，在巩固的阵地上前进，使氮肥工业的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氮肥工业的发展应该这样，其他部门的发展也应该这样。一个部门的发展不能够脱离全局。我们管这个部门的，管那个部门的，常常是只顾自己，很少考虑全局，不考虑综合平衡。结果，既影响了全局，最终本部门也是不可能健康发展的。

再说关于煤炭工业的调查。陈云同志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专门找了煤炭部的负责同志和下面的同志，反复交谈。在这以前，我记得有同志自告奋勇，说他来管煤炭工业，结果没有解决问题。另外一位同志又出来，说他来管煤炭工业，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原因就是没有对煤炭工业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后来陈云同志调查了一个多月，把煤炭工业内部、外部的问题搞得清清楚楚了，煤炭工业的发展才算比较落实了。曾经营过煤炭工业的同志说，煤炭部有两个矿搞得很好，就是因为这两个矿不是实行计件工资而是实行计时工资的。那时候发生了关于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的争论，那个同志是不赞成计件工资的，陈云同志经过调查，揭穿了这个谜，原来那两个搞得最好的矿恰好是实行计件工资的。因此，陈云同志主张，在煤炭工业部门实行计件工资。

陈云同志 1962 年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所作的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是对于国民经济全局和总体的调查。这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报告是作了历史的调查，典型的调查，部门的调查，一句话，作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并且总结了多年的经验教训才提出来的。

从陈云同志关于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每个同志都有成功的经验，也有犯错误的经验，是不是可以说，凡是我们哪件事情办得比较好，都是从实际出发，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哪件事情办得不好，出了纵漏，使人民受到了损失，都是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我们讲实事求是的道理，如果不切实做周密的细致的调查研究，那只能是落空的、我们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面临着许多很复杂的问题，更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如果浮在上面，光是开会听汇报，据以决定方针、政策，甚至凭灵感，拍脑袋，想当然，这样处理问题，只能把事情搞坏。

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伟大成绩，但是犯的错误，受的损失，也不能说少。广大群众在肯定我们的成绩的同时，也会原谅我们由于缺乏经验而造成的失误，但是，我们自己应该感到内疚。我们

今后一定要竭力避免再犯重大的错误，否则就太对不起人民群众了。